作者简介：何明，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现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特聘教授、西南联合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教育部民族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先后主持完成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材建设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在国内外出版中、英、韩等语种专著十多部，在《民族研究》《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登，所取得的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云南省教学成果特等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荣获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全国自强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称号。

内容提要：作为以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具有普遍意义。民族学传到中国之后，“从实求知”的知识生产模式及特有的文化敏感性使其自觉探索中国化的学术实践道路，并坚持面向各个历史时期的“国之大者”，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可或缺的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民族学学科框架结构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中华民族及国族的主体对象缺失、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母体虚化和学科边界的无限泛化等方面。国家相关机构组织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优化调整学科设置，基本实现政治导向正确、性质定位准确、学科边界清晰、服务国家战略的目标，为进一步推进学科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等内容建设搭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基本框架结构。

关键词：中国特色；普遍意义；民族学学科建设

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这是党和国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明确指出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有哪些，精辟概括出这一学科体系及其构成学科的基本特征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那么，民族学为什么被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体现在何处？

一

人类早期并无学科划分。中国的孔丘、老聃、庄周、墨翟等和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等上古中西哲人都属于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到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冲破天主教的思想禁锢和禁欲主义，促进人的觉醒，释放出创新创造能量，极大地加快了知识生产的速度和知识积累，同时也增大了知识创新的难度。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不仅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生产的提速，而且激发起创新创造的活力、实验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生产分工的强烈需求。从18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对知识生产体系、学校的人才培养科目设置以及教师和学者的职业角色进行分类，将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细分为不同的学科（discipline），奠定了现代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规范和制度。至19世纪后期，这一学科体系开始向全世界传播，各国逐渐接受肇始于欧洲的现代学科体系并进行本土化改造与制度化建构，使之成为全球性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制度，知识生产被纳入学科化的轨道。“学科的分化和知识生产方式的细化，无疑是适应知识生产本身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结果，对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民族学（Ethnology）的学科名称相对较为复杂，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交错的关系。1839年，巴黎民族学会成立，标志着民族学学科的诞生。此后，欧美国家纷纷建立以人的文化和体质为研究对象的学会，有的以“民族学会”命名，也有以“人类学会”命名，有时“民族学会”以人的文化为研究对象，“人类学会”以人的体质为研究对象，有时又颠倒过来。笼统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研究族群、民族等人群及其社会文化的学科，欧洲大陆国家（包括法语系国家、德语系国家、俄国以及北欧国家等）多采用“民族学”名称，英国和美国普遍使用“人类学”名称。美国的人类学学科由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构成，其中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体相同，以族群、民族等文化群体为研究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学科体制在全球的影响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改用“人类学”名称，而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仍普遍使用“民族学”的名称，时至今日，尽管以“人类学”命名学科的国家占比较大，但仍有不少国家保留着“民族学”名称和学科设置，国际学术组织的名称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诚然，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科理念、研究议题、理论方法等各方面都存在交叉、交错、共享、重合的关系。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必然会涉及族群、民族、国族等与文化相关的人群，民族学研究族群、民族、国族等与文化相关的人群必定会关注其社会文化，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民族学与人类学完全重叠、可以彼此替代或等同于一个学科，犹如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之间存在许多遗传的和文化的相似性，但他们仍然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民族学与人类学在研究旨意和研究重点上存在着细微但不能忽略的差异。前者聚焦于族群、民族、国族等人群，也就是说，以与文化相关的人群为研究焦点，以解释其形成演变、族性特征、关系模式、相互转化为重点，知识生产的目的是认知相关文化群体与妥善解决群体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冲突。后者聚焦于人类的社会文化，即使涉及相关人群，人群只是其边界，仍以其社会文化为研究焦点，旨在解释人类的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前者以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即主体——人群为中心，后者以人群所创造与传承的社会文化为中心。因此，民族学与人类学之间不是同一关系和包含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和交叉关系，不能也不应互相取代。因此，前些年有人以美国的学科设置中没有民族学、民族研究合并进文化人类学及其他学科为由否定民族学存在的合法性或贬损民族学的价值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偏颇之见，而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科并立的意见则是非常中肯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各美其美”、相互合作与支持，才能“美美与共”、做好做大、为人类贡献有益的知识和思想。

民族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和遗传基因、生态环境等若干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引起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遗传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揭开了许多被民族学所忽视的视角和问题，产出一批具有重要价值和启发意义的成果。同时也应该要注意到，每个成熟的学科都已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有的学术理念、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因而每个学科的民族研究无可避免地从本学科的角度出发，把民族现象纳入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进行分析，聚焦于本学科关注的议题，运用本学科的范式和工具开展研究。由此，民族现象的研究，多学科介入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无法替代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专注于民族研究、拥有适合民族现象研究的学术范式的民族学，否则民族研究就有可能坠入“盲人摸象”的陷阱，把复杂的民族现象做出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和判断，进而有可能导致研判失准、决策不当。总之，民族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可或缺的学科。

二

民族学的普遍意义首先体现在其研究对象上。民族学以民族现象为研究对象，而民族现象是自古至今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对人类社会产生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纵观五千年文明史，贯穿其中的一条若隐若显、时明时暗的线索就是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中华文明曙光初现的商周时期，已萌生出“夷夏”观念，并有“华夏”与“四夷”关系的深刻论说；而中原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时战时和的博奕，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一直持续到1912年清朝结束。如汉匈之战始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终于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前后持续160余年；再如晋朝、南朝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的战争，始于“八王之乱”，终于隋朝统一，前后持续时间近300年。这些民族战争，导致政权更迭、统治中心转移、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民族交融和文化融合等结果，孕育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欧洲历史上，从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克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开始，奥斯曼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开始了罗马正统的争夺战。至18世纪中叶，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特别是德意志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对自身的民族性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罗马帝国正统性的重视，这场争夺才逐渐缓和下来。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在巴黎加冕为“法兰西人的皇帝”（Empereur des Franais），强调其法兰西人的民族性，不再强调其罗马性；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改称为“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Kaiser von   Franz I）。持续了200年的罗马正统争夺方告结束。然而，这场旷日持久的罗马正统的争夺，型塑了欧洲的民族格局和文明形态。

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对现代国家形态、民众生活以及世界格局产生了结构性作用。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以具有共同认同感的民族组成的主权国家形式。公元711年，西哥特王国灭亡，部分哥特人退至北方边陲继续抵抗，经过持续400年多年的顽强抗争，终于在1179年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葡萄牙王国。民族-国家的特征有二：一是国家在其相对稳定的疆域内拥有最高且统一的权力，即主权的独立性；二是全体国民由一种主要的民族构成，他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语言、历史和文化，即民族的统一性。1648年10月24日，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新教诸侯与德意志天主教诸侯之间的内战外溢而成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参战各方为结束战争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的系列和约即《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下的世界主权论，确立了国家主权、国家领土、国家独立等基本原则，为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以1789年7月12日巴黎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为开端、以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为终点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中央集权国家和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其间，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国民会议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规定人权、自由、法治、平等等基本原则，激发出民族主义思潮，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思潮向世界各地扩散，在亚洲和非洲掀起了反对殖民统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纷纷建立拥有主权和自治的民族-国家。时至今日，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和全球事务治理的基本“法人单位”。

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治理和国族建构已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在目前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国家。在国民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国家，是否能够恰当而有效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成为决定国家治理成败的关键。缅甸等国家之所以长期陷于战乱之中，居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社会动荡混乱，经济凋敝衰退，根本原因就是未能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国族建构失败。据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每年爆发死亡人数超过25人的国内冲突约240起，其中近一半的冲突造成逾千人死亡，在冲突战乱中死亡的总人口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此外还有约2500万无辜平民死亡，疾病和营养不良造成的间接死亡人口估计至少是暴力致死人口的4倍，还造成至少40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这些冲突一半以上被归为民族、宗教类冲突，涉及99个民族，占全世界民族的14%。

面对涉及范围如此之广、作用程度如此之深、构成因素如此之多的人类社会现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不能缺席，也不能视之为政治、经济、社会等现象的附着物而归并入相关学科，必须设立专门学科作为主体研究对象进行完整、全面、系统的研究。

三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民族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学界一般认为，蔡元培于1926年发表的文章《说民族学》正式揭开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序幕，同时也启动了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在其百年发展历程中，民族学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关照国家命运和民生关切，探索中国化路径，形成中国民族学的中华文化特征、意识形态性质和时代特性，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中国性”最鲜明的学科。

首先，中国民族学是植根中华文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学科。

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有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三种模式。思辨研究是人文学科最常用的一种知识生产类型。它秉持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以抽象的概念命题为直接的操作对象，以逻辑推导作为研究方法，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得出一个逻辑严密、思想深刻的通则性结论或概括。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从理论到理论。思辨式研究有两个部分尤为重要——概念性研究（conceptual research）和规范性分析（normative analysis），前者是指通过逻辑推导发展新的概念或对已有概念做再阐释；后者则是包含了价值判断，重在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第二种知识生产模式是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这是一种受近代自然实验科学研究影响于19世纪逐步形成的一种知识生产类型。它推崇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强调研究主体与客体严格的二分，试图通过研究方法设计来封闭认识者的主体性，进而控制研究者的偏见和成见，以便进行远距离观察（即价值与情感无涉的观察）。其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因果概括”（causal generalization），归纳出普遍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实证研究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第三种知识生产模式是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它与实证研究关系密切，同样也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二者进行知识生产的原则都可以概括为费孝通所说的“从实求知”，但它与实证研究仍有差异。从定义上讲，任何严格地从具体的经验证据（empirical evidence）中获得知识的研究均可称为经验研究。它通过深入参与观察人的行动和互动来认知与理解整体的人和完整的经验；它既关注理性因素也关注非理性因素；其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即包括因果解释，也包括意义阐释（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在研究方法上，既可能使用量化方法，也可能使用民族志研究、叙事研究、现象学研究、扎根理论研究（grounded theory research）和个案研究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

作为经验研究性质的学科，民族学的学术理念为“从实求知”，核心研究方法为田野工作（field work）。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置身于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之中，进行较长时间的参与性观察和共情性理解，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以此为基础撰写民族志，呈现研究对象的生活和行为，运用归纳逻辑而非演绎逻辑进行分析和概化，阐发蕴含于日常之中的脉络和意义，增进关于人及其社会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当民族学家进入田野开展调查时，所面对的是研究对象的“不分学科”的日常生活，其中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性或功能性的内容，也包含着信仰、娱乐、情感、观念等精神性或意义性的因素，简要概括之，就是文化。文化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文化内嵌于各个方面的社会事相之中；其二，文化是社会成员从其生长环境中习得的；其三，文化为特定社会的多数成员所共享；其四，文化以象征意义体系为核心；其五，文化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在田野工作中，不能仅仅从“客位”（emic）的角度即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视角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也不能完全以学者的标准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及其因果关系进行解释，需要尽可能从“主位”（etic）的角度即研究对象的立场去理解社会文化，所谓“钻进土著的心里”（马林诺夫斯基语），重视研究对象的态度和立场，听取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及其中的行为和事件的解释和评论，掌握其知识体系和分类系统，清楚他们使用的概念、话语及其意义，并尽量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甚至以报道人或其他研究对象群体成员在文化描述和分析中所使用的范畴为最终判断。

民族学者长期运用田野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民族及其社会文化，强调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进行整体观照、从“主位”视角进行理解与分析，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一是阐释研究对象社会文化的知识生产成果，产出民族志、理论论述等学术著作；二是研究者自身的能力生产成果，进一步增强了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化敏感性、理解力和解释力；三是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的再生产成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的自我反思逐渐成为重要环节，学者在研究成果完成时回顾自己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过程，剖析其中的薄弱环节和局限性，为之后的研究方法更新和学科范式完善提供借鉴。

中国民族学自创立以来一直以本国的民族及其文化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一代又一代民族学工作者致力于调查研究与分析解释中华文化，不仅完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产生了一系列理论观点，而且提升了研究者、学术界乃至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深度，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术范式和学科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民族学开始有组织地推动海外民族及其社会文化调查研究，但学者们有意无意地运用民族学的比较研究法，把中华文化与研究对象的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跨国比较”，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对中华文化认知的深入。

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民族学工作者不辞艰难困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获得大量详细、深入的第一手材料，为认识中国的民族国情、掌握各民族的民心民意、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同时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基本范式，使之具有深耕中国国情的“从实求知”品格和植根中华文化沃土的文化特征。

其次，中国民族学一直围绕着民族复兴、国家存亡、民生改善等为主线开展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始终坚持面向各个历史时期“国之大者”的学科。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共两党在是否承认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蒋介石等主张“中华民族”之外皆非“民族”而是“宗族”，试图以“宗族”之说降低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必然失去广大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与之迥然不同。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同时，也关注到民族学家们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成果，开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并将其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和政策。1927年12月，瞿秋白基于农民运动实践经验，觉察到少数民族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认为少数民族是“党的程度之测量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向依靠广大农民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很多革命根据地是在少数民族的帮助和支持下创建的。1928年中共“六大”明确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提出“设立少数民族工作部”的要求。会后也根据具体地域和具体民族，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针，提出要“搜集材料，规定工作方法，并提出少数民族的要求。”1941年后，陕甘宁边区建立5个回民自治乡和1个蒙民自治区，探索在革命根据地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7年4月下旬，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民族地区解放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学家直接加入解放军。如1949年8月，民族学家谷苞参加了进军新疆的解放军第二兵团；再如1950年3月，李安宅、于式玉等十余位研究西藏的民族学家加入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并建立第十八军研究室。这些民族学家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全国解放大业。由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深得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拥护，新疆、宁夏、云南、西康、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先后宣布和平解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民族学家们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政权成为党和国家的核心任务，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是否认同中国共产党、是否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决定新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因素之一。1950年6月，中央决定选派由相关部门的干部和民族学者组成的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目的是“为了传达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对全国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密切中央人民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如1950年和1951年，费孝通先后被选派为中央西南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到贵州访问、中央中南访问团到广西访问。此外，杨成志、岑家梧等参加了中南访问团，谷苞参加中央西北访问团等。访问团“沟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族间的精神联系，促进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体认”，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做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能否顺利推进与圆满完成，决定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建设起来；中国地域广袤，在20世纪50年代，区域之间、东西部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如何既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又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决定性的战略任务。民族学家们主动担负起国家的重任，运用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调查技术，开展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如林耀华、陈永龄等带队到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旗蒙古族的调查，杨堃、刘尧汉等带队到云南省武定县彝族的调查，马曜在云南省潞西县景颇族的调查，谷苞等在新疆的多民族杂居区、哈萨克族牧区和蒙古族牧区的调查等。这些调查，不仅为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观点和认真负责的对策建议。随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与组织推动之下，民族学工作者又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民族识别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国家大型调查研究工程，为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一阶段的中国民族学称之为“建国之学”，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激发起民族学界从学科的理论方法优势出发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79年4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明确“就民族研究工作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和一些重要理论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制订了今后七年的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计划”。1980年，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通过的《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章程》，明确把“开展民族学研究，努力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确定为研究会的宗旨。从此，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民族学调查研究的核心主题和主旋律，其中既包括综合性的大型调查项目，如“六山六水”调查、开发广西西江流域调查、黄河上游多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发展调查、云南大学组织的“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和“中国民族村寨调查”等，也包括众多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建设、生态保护、民族团结以及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城市化、文化开发、旅游产业发展等专题性研究，还包括大量的社区研究和族别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极大地提高了对中国民族国情、中华文化的复杂构成、东西部发展差距及其社会文化根源等认知与解释的系统化和深入性，为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浩瀚的信息数据依据和理论观点参考。在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大潮推动下，中国民族学界重启与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合作，引进与借鉴国外新近的理论和方法，如1992年云南引进“参与性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缩写为PRA）用于公共卫生、扶贫救助、生态保护以及大型工程项目的生态和社会文化影响等领域的评估，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文化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在这一阶段，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因学界对此阐发众多，此不赘述。显而易见，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这一阶段民族学最突出的主线，因而可以称之为“发展之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发表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系列讲话，鲜明地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学学术研究的主线。民族学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调查研究，其中既有理论阐释和建构的研究，也有实地调查和实证的研究；既有中华民族发展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历史研究，更有大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研究，民族研究的重心由单一民族的族别研究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孤立的各个民族研究转向民族互动融合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与此同时，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海外民族志和国外民族研究不断大幅拓展。可见，中国民族学已从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之学”迈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强国之学”。

总之，在中国民族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调查研究的根本目标，始终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学术探索的核心任务，是关乎“国之大者”的学科。

最后，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民族学最早倡导推进社会科学中国化，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一批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掀起推动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力图为内忧外患的国家排忧解难、奉献力量。在燕京大学，步济时、吴文藻等开始推动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学术实践。1938年夏，吴文藻到云南大学任教后继续推动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化。吴文藻的中国化思路是“一面介绍健全的理论和方法，一面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并且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范式，“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简言之，就是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事实，通过二者的交互获得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他在云南大学搭建起民族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四梁八柱”——努力方向、研究范式、组织机构、学术团队的基本构架，并由其继任者费孝通继续推进，使其在北京种下的社会科学中国化“种子”在云南结出了硕果。

费孝通从伦敦政治院博士毕业后加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暨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努力探索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建构以实地调查为基本方法解释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与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经验事实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基础和源泉，说：“直接的知识是一切理论的基础。在自然科学中，这是已经不成问题，而在社会科学中还有很多人梦想着真理会从天外飞来。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外国文字书籍的输入，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可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我们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正是在费孝通的引领与组织下，吴文藻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蓝图在云南大学转化为学术实践。

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后组织的研讨会主题说明，建构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的论题成为学界几乎未曾中断的讨论焦点和努力方向。1991年7月，中国民族学会在吉林省延吉市召开学科建设研讨会，围绕“如何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展开讨论。1995年9月，中国民族学会在辽宁省大连市组织召开“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学术讨论会，研讨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与完善议题。1997年11月，中国民族学会在云南省景洪市召开第六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

可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民族学，是萦绕几代中国民族学家的重要议题和努力方向。

四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一分析判断非常准确、深刻地指出了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框架结构来看，民族学学科设置主要存在如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主体对象缺失。2009年至2023年，民族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设置一直沿用2009年颁布的方案（2014年制定的培养方案因故未能施行）。在此方案中，民族学一级学科设置有5个二级学科，即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其中有3个二级学科明确限定的研究范围为少数民族，反而没有设置专门的中华民族二级学科。众所周知，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国族建构早已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中心任务。然而，受欧洲早期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范式及前苏联民族学的影响，一部分民族学学者有意无意地把民族学研究对象限定于前现代民族和少数民族，没有把国族及其建设纳入民族学的研究范围，致使民族学的二级学科设置让中华民族的研究缺席。该设置方案，既与国际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国族研究相脱节，如美国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国民性和国族建构议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等都以国族建构为研究主题；又与我国民族学界的学术实践相脱节，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批民族学家就开始致力于中华民族研究，1988年费孝通先生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学科设置为由国家组织并批准的学科基本框架结构，对于全国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在一段时间里，民族学对中华民族及国族研究的弱化，与该民族学的二级学科设置不无关系。

二是学科母体虚化。在2009年方案中，民族学一级学科在规定的“目录内”有5个二级学科，其中除了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之外，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3个二级学科的核心概念分别为历史、经济、艺术，没有归属到所属一级学科中，民族学一级学科变成了不同学科凑合而成的“拼盘”。郝时远先生非常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状况的严重性，在2016年底撰写长文进行反思，指出：“就民族学的学科结构而言，除列入国家标准或学位目录的一级学科民族学以及学位目录专业设置的二级学科中同名的民族学外，二级三级或分支学科等，鲜有立足于民族学母体者。即便在学界、学人自我的分支学科定义中，虽‘民族’冠名多，但立足的学科‘母体’非民族学，诸如‘民族政治学’、‘民族’、‘民族历史学’、‘民族语言学’、‘民族生态学’、‘民族旅游学’、‘民族教育学’等，固守着以‘少数民族’冠名的其他学科阵地。”“其学科母体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分支学科生长的土壤，这片土壤即如上文所概括的学科建设之要，在于确立学科意识，所谓学科意识也就是对学科母体的栽培和浇灌。”这一论述非常精准，切中民族学学科设置之肯綮。学科母体的虚化，致使导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缺乏民族学的学科认同、范式导向和规范约束，加之许多导师来自历史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和院系，长期从事非民族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早已形成其他学科的学术范式。缺乏学科母体的“拼盘”结构，无法把师生凝聚成学术共同体，致使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各吹各打”，制约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

三是学科边界泛化。2010年颁布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规定，凡拥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单位，经过必要性、可行性论证以及自主组织专家评审，便可自主增设“目录外”二级学科。由此，民族院校和一些西部院校，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自主增设民族教育学、民族政治学、民族法学、民族新闻学、民族档案学、民族生态学、民族医学、民族药学等等多达十多个二级学科。自主增设的二级学科更加明确地归属到民族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学科边界呈现出无节制扩大化的态势。有的学校只把二级学科的民族学交由民族学学科所属院系承担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其他二级学科则分别置于历史、经济、艺术、政治、法学、新闻、档案甚至生态、化学、药学、医学等学科院系全程培养，甚至出现运用化学学科的理念和工具撰写民族学博士论文的情况。有人戏称：“民族学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学科边界的模糊与泛化，致使民族学的人才培养及其学位论文的学科理念、理论方法、知识结构、表述方式五花八门，其中许多学位论文与民族学几乎没有相关关系，严重损害了民族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声誉。

民族学学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引起学界的反思，也受到领导机关的关注。2021年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民族学学科优化调整纳入议事日程。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与组织下，民族学学科评议组全体成员认真学习与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精神，明确了学科优化调整的方向和目标。与此同时，系统梳理现代学科制度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准确把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民族学的建设与发展的过程，全面反思民族学学科的建设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了民族学如何贯彻落实“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进行优化调整。第一，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多次指导、与国家相关部委反复沟通和学科评议组成员若干次线上线下学习过程中，学科优化调整的思路不断深化，明确确定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线，以学科优势服务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战略。第二，明确学科设置性质。学科设置不同于议题设置，学科具有延续性、稳定性、包容性等特征，而研究议题具有针对性、变动性、具体性等特征。用一个不是非常贴切的比喻说明，那就是：学科设置就像住宅区的整体规划，而议题设置则是单体建筑设计，后者只需考虑单体建筑如何设计，前者从住户多方面需求满足的角度出发，尽管住房是主体，但却不能只有住房而无其他，如公共活动空间、绿化美化以及服务设施等必须一应具全。同理，不能用议题设置代替学科设置。为此，保留民族学这一既“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一级学科名称，又在学科设置上搭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框架结构，使之具备学科的基本特征、结构的系统完整及议题的充分覆盖。第三，准确把握学科类型。民族学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授予的是学术学位而非专业学位，培养的是学术型人才而非应用型人才，更不是附属于某一行业或职能部门的培训机构，因而必须保持学术学位应有的理论系统性、知识完整性、方法严谨性和视野开阔性等特性，完整体现“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两个方面的要求。第四，划清学科边界。在民族学一级学科的内涵、范围、培养目标、硕士和博士知识结构的阐述，力求做到逻辑严谨、学理性强、明确精准；二级学科的架构和论证，从名称到范围、内涵全面贯通一级学科的核心理念和学术范式，边界清晰、系统完整；建立制度约束，取消自主增设二级学科的规定。第五，系统回应国家战略。经过优化调整之后形成的三个二级学科，分别回应了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既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遵循和指导思想，又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人口规模最大、认同感和凝聚力最强的民族，应该也必须有一个进行专门研究的二级学科即中华民族学。这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之需，也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之需，还是中国知慧和中国经验的国际传播、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之需。人类学起源于调查研究海外族群、民族及其社会文化，形成了大量民族志成果，是民族学调查研究世界民族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故增设人类学与世界民族，调查研究海外族群、民族的社会文化以及国际民族事务治理、国族和国家建构的经验教训进行跨国比较，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正确领导和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民族学学科评议组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多轮征求国家相关部委意见、反复修改设置方案，终于在2023年年底完成了民族学学科设置的优化调整方案。该方案于2024年5月获得中央批准，开始付诸实施。至此，该轮民族学学科设置的优化调整工作任务基本结束。然而，学科设置仅只是搭建起学科的基本框架结构，学科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等内容建设任重道远。

当前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入学习、全面理解与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讲话精神、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按照“具备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要求推进民族学学科的内容建设。一方面要实质地体现自主性。“中国特色”具有实在性，所指具有事实依据和丰富意涵，不能采用“点缀”或“贴标签”的方式体现，也不能用“循环论证”的方式完成，要在深刻领悟中国优秀文化的精髓、深入理解中国智慧的真谛、准确把握中国道路的要义基础上，建构自主的中国民族学基本原理、标识概念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有效地达致普遍性。强调“中国特色”，不是为了产出“土特产”，也不能“自说自话”，要用中国的理念、视角和方法解释中国的民族现象和国外的民族现象，把中国传统处理民族关系的智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转化为具有信度、效度的道理、学理和哲理。

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