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以社会交往的合理性为基础，社会交往合理性则有赖于行动者的认知和社会制度的安排；进而，无论是行动者的认知还是社会制度的安排，又都源于人类先驱的思想启蒙。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对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作用，就并不体现为挽狂澜于既倒或扶大厦于将倾，而主要是带给人们生活之信心和社会发展之方向。其原因在于，在一个陷入“普力夺”状态的社会衰世和乱世，强力者为获取其私利往往竭破坏之能事，此时，书生的理念和意气是无法抗衡这些强势者凭借刀剑所拥有的力量的，而只能依凭韧性而在时间长河中取胜。由此就可以明白，我们不能以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混乱来否定当时确实存在着一群真正的知识分子乃至学术大师，这就如我们不能以犹太人的数千年流浪来否定犹太人中出现了大批的思想者和科学家一样。
事实上，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方面，中国的学术思想因承受西学东渐的启蒙而刚刚起步，从而也就难以称得上有多么深邃和精微；另一方面，由于儒家的高次元文化传统依然得到了残存和承继，当时又不少学者确实保持了可贵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同时，20世纪上半叶之所以能够涌现出一批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还源于这样两方面原因：（1）国内政治分立乃至军阀割据，因而具有强大力量的“利维坦”还没有形成；（2）公共租界给不少知识分子和社会活跃分子提供了暂时的安全庇护所，一些新知识分子本身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庇护（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租界召开的）。而这些与20世纪下半叶以降直到现在的情形恰恰构成鲜明的对比：科学知识加速积累乃至不断膨胀，但真正的治学精神日益式微甚至于荡然无存，除非还残存于被边缘化的一些学者身上。甚至可以说，就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深度和开放而言，20世纪上半叶大体也要优于当下。显然，这种情形都足以引起真正学者的自省，而不是不愿意直面它，甚至还竭尽辩护之能事。
同时，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在于它能够正视并不断解决自身的问题，而这就需要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知识分子。就此而言，在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当那些保留批判精神的少数人也被迫保持沉默时，整个社会就会失去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的能力。此时，社会大众将会日趋麻木，对即将来临的黑暗时代也会无动于衷；社会体制则会趋于僵化，对即将面临的社会动荡也会无力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就是促使社会保持清醒和活力的牛虻，他们的批判也就是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正能量。因此，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在任何国家或社会，社会大众可以庸俗，工商人士可以功利，统治阶层可以腐化，但知识阶层绝不能全面媚俗和堕落。其原因就在于，知识阶层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善和智慧）所在，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对理想的追求则为社会发展树立了路标，因而知识阶层往往承载了一个苦难和混乱之社会的希望；相应地，当知识阶层全面媚俗和堕落时，整个社会也就不再明辨是非，不再追求正义，甚至不再抱有热情，以至于整个社会必然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方向。[1]
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曾写道：“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2]这里的“士大夫”所指的就是有名望的读书人。“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就是对读书人的基本标准。就此而言，儒家社会历古就盛行并推重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这种耻感是内在的，源于个人的修为不足；相应地，古代儒者抱持着强烈的行为自律性，“不欺暗室”“不愧屋漏”都源自内心。同时，这种耻感也在与“贤者”的对照中得到反馈，由此构成了中国人毕生修身和向上的力量。所以，孟子说：“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尽心上》）。但关键还是发源于内心，如果连“羞耻”为何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够向上呢？所以，孟子呼吁：“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
基于先哲的谨言，我们可以获得两点基本认识。第一，正是存有羞耻心，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洁身自律，进而透露出不随波逐流和远离肮脏勾当的清高之气。这意味着，没有清高之气，就不会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由此来审视当下：哪里还可寻觅知识分子的清高之气呢！恰恰相反，清高之气不仅接连受到商业和官僚的嘲讽和打压，而且也被普罗大众嘲笑为迂腐。第二，要“免于羞耻”，关键在于“从不知羞耻到知道羞耻”，这就关乎“知”。这意味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经常性地反省自身的行为，能否对得住知识分子这个标签。由此来审视商业和政治主导下的学术圈，哪里还需要羞耻！恰恰相反，当下日益功利的知识界充斥着无知之徒，而“无知”自然就缺乏对知识和学者的敬畏；相应地，“无知”就成为“无耻”的依凭，以至于以前的“无知便胆大”就升级为当下的“无知便无耻”，自然就不会去洞察真正的社会问题。
为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的无耻，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例1.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就确定了“人生而平等”的主张和理想，不过，这仅仅是美国人的价值追求并不断接近它，而历代知识分子和当政者都知道现实离这一理想还很远，由此造成了众多美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此不同，当下中国也确立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主要不是以此来对照现实差距并改造现实，主要是把它当作政绩来宣扬而不是用以自省，从而就成为粉饰社会现实而不是催人奋进和社会进步的词藻。例2.在欧美社会，学者普遍崇尚学问自主和学术中立，即使理论确实嵌入了先入之见也要（有时是刻意的）将之包装成客观中立的；相应地，学者不会刻意地结交政界人士，更不会去迎合官僚的政策，与政治关系的密切往往不会提升反而损害一个学者的学术声誉。与此不同，在中国社会，大多数文章都在阐扬国家政策和上位者思想，将获得领导人的批示作为学术炫耀和地位晋升的资本，进而也就竭力结交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致力于获得代表、委员等政治身份。
其实，人类社会自古就存在分工，“术业有专攻”也是千古至理。就此而言，一方面，随着人类知识的持续积累，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占全部知识的比重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那些实践者更是通常只拥有局部的具体知识，而很少能够有一般性的理论认知。既然如此，学术研究又如何围绕当政者的报告、口号以及新概念展开呢？这种学术取向和旨趣只能表明，或者当政者乃是千年不遇的“天才”，或者这些学人根本就既没有什么自身研究也没有任何学术精神。试问：如今的当政者乃是千年不遇的“天才”乎？如果不是，那就必然反映出了后一种状况：知识界充斥着热衷屈从和迎合权势的无知之徒，进而也就完全的“无耻”。要知道，在崇尚“立言”的西方社会，深邃的理论和至理的洞见历来都被归属于一生在求索的学者或思想者；但在当下中国社会，政治家、企业家乃至商人的认知往往被认为比大学教授更为透彻和深刻。为何会出现这种认知反差？根本上就在于，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教授学者”大多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学术信念，进而也丧失了学术初心。
正是由于作为人类精神之灯塔的知识分子已经丢失“羞耻”两字，所谓的学术界就蜕变成为万物常颠倒的“罗刹海市”，成为狼狈为奸的“苟苟营”。“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九章•怀沙》）。今日是也！当前社会为何会如此的无耻化呢？其根源就在于政治而非人性或伦理成了主导社会运行的中轴。其原因又在于，政治领域盛行的是厚黑学，政治人物倾向于运用法术势及马基雅维利主义来实现其特定目的。试想：玩弄权术和诡计的人如何会讲羞耻呢？孟子就说：“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孟子•尽心上》）。事实上，中文古体的“黨”就是“尚”与“黑”的结合，意为一些有污点的人在房子里密谋干坏事。正因如此，党派政治一直为儒家所不齿，“结党”与“营私”往往连结在一起而被称为“朋党”。所以，如果真正要汲取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就必须尽可能淡化党派政治而真正做到“天下为公”“博爱天下”。既然如此，又如何会以政治为纲呢？
更为甚者，以政治立场来评价学者并引导学术行为，必然会导致众多知识分子致力于效仿政治人物的言行。试问，此时还会有什么真诚的学者和真正的学术吗？相反，正是以政治为导向，官僚台阶上的人大多养成了欺下瞒上、恃强凌弱以及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作风，这也显著地影响了那些试图爬上官僚台阶的“知识分子”。在这种以政治而非人性和职业伦理为中轴的社会中，几乎在每一个官僚台阶上，那些爬进台阶的人无论是在智慧（圣）方面还是道德（贤）方面几乎都低于同一层次的人群。事实上，正是由于智慧欠缺，这些官僚往往无力借助其才能获得晋升，进而就转向刻意的逢迎和攀附以实现爬升。正是由于存在如此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官僚阶层的整体道德素养也几乎要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由此就有了如此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现象。波普尔就说：“我倾向于认为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之上，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人之下。”[3]在当今中国社会已经非常明显。
正是以政治而非以人性为社会中轴，当今社会就充斥着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现象，充斥着不断爬升的颟顸而无知的官员，学术界也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无知且无耻之人。在这种环境下，教师们就在教自己不信之课，研究者在写自己不信之文，编辑们则在出版自己不屑之书。其实，在自由学术的氛围中，教师们通常都会努力地探寻新知识以吸引并引导学生，但是，如果上课需要使用统一教材并讲授规定的内容，那么，教师们就不会再有动力探寻并能够讲授其个人性的见解；同样，在自由出版的社会中，编辑们通常会精心策划选题、寻找好的稿件并负责出版物的传播以吸引大众，但是，如果书号是有限给定的且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那么，编辑们就会选择坐收书号之租金，也不会冒政治风险去策划有新意的选题。
针对学生的求学状况，有自媒体人虞乐仲在其公众号上写道：“和一些不同专业的文科硕士生，尤其是文科博士生接触之后，我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学养极度欠缺，读过的书非常少，而且阅读品质非常低。对于超越功利目的的真正阅读，他们几乎毫无兴趣。尤其荒唐的是，大多数文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自己学科的终极使命，普遍缺乏最起码的关怀”；“当读文科博士不再是出于精神志趣，当文科学术不再是一种志业，早已蜕变为一个谋生饭碗的时候，你不幻灭，还保有激情和理想，那你就是别人眼里的笑话，因为那些规则是那些嘲笑你的人所制定的。”[4]显然，在这种学术生态下，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于是就出现了压缩乃至取消人文社会科学的声音。“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离骚》所描写的似乎正是当下景象！
在相当程度上，当今社会为强大的“蟑螂性生存法则”所主导着：蟑螂特性强盛者更容易在既有台阶上不断攀升，而一旦获得权力之后就开始修改和制定（于己有利）的规则；相应地，一大群平庸者则努力去适应和利用规则，进而在当下环境中寻求自身的最大收益。面对这种环境，新生的青年学子往往无能为力，于是就选择了混日子。由此就可以洞悉当前中国学术界的真实现状：官僚太坏、学者太烂，学生太混；进而，整个学术界呈现出“一群坏蛋主导一群烂人去教导一群混子”的学术末日之景象！要知道，羞耻愧感对儒家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根本性价值，它起因于“理想我”与“现实我”之间的内在紧张性，进而要求“不欺暗室”“不愧屋漏”，所谓“故君子不耻不修，不耻于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荀子•非十二子》）。然而，在当下环境下，儒家的耻感文化传统也就被消磨得几乎殆尽了。事实上，当几乎每个人都在心知肚明地指鹿为马，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各种形式主义和造假行为；当几乎每个人都在与自己很鄙视的对象合谋，以至于整个社会都盛行开阳奉阴违和口蜜腹剑现象。此时又到哪里寻求什么廉耻和公正呢？
为了更好地洞悉羞耻感在当下社会的缺失，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1914年，应康芒斯的邀请，霍克西为联邦工业关系委员会写了一篇关于泰勒“科学管理”新体系之优缺点的科学报道。其实，霍克西对这篇报道本身并不满意，认为还不成熟，但在康芒斯的邀请下还是不情愿地发表了这篇报告草稿，并在康芒斯的说服还将报告观点向康芒斯的思路倾斜。结果，这篇意义不明确和不具说服力的报告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为此，霍克西深感耻辱而发狂并最终自杀，一位前途光明的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学家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受此影响，康芒斯也精神崩溃，直到三年后才恢复工作。试问，当今中国学术界有这样的学者吗？只要看看那些为了评院士、争头衔、抢项目时所呈现的盛大景象，一切也就明白了。
有网络文章就比较了金庸笔下的欧阳锋和左冷禅，从早期作品《射雕英雄传》中欧阳锋到晚期作品《笑傲江湖》中左冷禅，人心之坏在不断升级，对社会的破坏力也不断增大。就“西毒”欧阳锋来说，他的坏集中体现在小事上草菅人命（路过学校听到有个教书先生教学生做“忠臣孝子”，就进去把老师杀了，就因为他自己讨厌忠臣孝子），大事上助纣为虐（帮着金国打宋国）。但尽管欧阳锋没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但他还有荣辱观和羞耻心，还认同“仁、义、礼、智、信”中的“信”，还是会在意某些社会评价并能被“无耻、不要脸、说话如放屁”之类的道德指责所伤害，因而仍属于人类价值体系里的一个人。例如，欧阳锋答应不强迫黄蓉解释《九阴真经》，没有做到而被人当面拆穿时会“面红过耳”。反观“嵩山派掌门兼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他作恶总要裹挟别人，要求所有人进行站队，异见、中立乃至腹诽都成为罪过；因此，他金盆洗手会上杀刘正风全家，强迫上千宾客都要站队，屠戮四岳时也是如此。左冷禅会拼命抢占道德高点，挖掘道德陷阱，吸纳和骗取江湖人的支持；同时，自己没有任何荣辱观，做事只看是否对自己有利，谎言连篇而不觉无耻，从而处于人类价值体系之外。文章最后评论说：“左冷禅、岳不群这些人伤害的是人类文明体系，是破坏根本价值观念的疟原，是理性大树上的菟丝，是文明之鲸的藤壶，它们会复制，会蔓延，大肆攫取、吞噬，直至沉没”；问题是，“无数乌合之众的人生、幸福跟着一起沉了，还毫无察觉地开心跟着喊：太好啦，一鲸落，万物生”。[5]
由此就引发一系列的思考：当下社会为何如此混乱和无耻？通常的观点是将之归咎于扭曲的政治管控，因为政治关注立场远胜于是非和人心。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政治管控又是如何产生的？一般地，当下社会乱象的根由就在于，原有的社会秩序被破坏，而新的社会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来；进而，有效的社会秩序本身又根基于广泛认同的道德秩序，这就是道统。因此，当旧道统遭到瓦解而新道统又没有建立起来时，这段时间就会出现各种社会混乱。进一步地，新道统以及新的社会秩序之所以迟迟无法建立起来，又在于少数人的统治。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罗素的一段话中感受到启迪：“如果共和政体突然代替世袭的君主整体，通常是要引起各种动乱的，因为一个新的政体对人类的思想习惯没有支配力，而且一般说来，新政体只有在符合个人私利的范围内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野心家竭力企图成为独裁者，只有经过相当长期的失败才肯罢休。如果没有这样的失败期，共和制度将不能支配人们的思想，而支配人们的思想乃是稳定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新共和国从一开始就稳定，美国几乎是唯一的例子。”[6]同时，罗素还指出，“当维持传统权力的信仰和习惯趋于失势的时候，不是渐渐地为基于某种新信仰的权力所取代，就是为暴力所取代。”[7]当然，“暴力”是针对反抗者或反对派的，而为了打击反抗者或反对派；为此，专制者就需要拉拢一些人来组织起强大的力量，而这又主要是靠“利诱”。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世间所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乱象都源于人心不足和制度不明。
[1]由此来审视当下社会，在官僚阶层无仁、资本阶层无义、管理阶层无能、知识阶层无智的情势下，仅靠一群辛劳俭朴的劳动阶层付出远比美国劳动阶层更大的劳动，我们的国家何时能够超越美国！要知道，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体现在社会生产力上，社会生产力水平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协作，而这又以良好的组织和治理为基础，而主要不是取决于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投入。
[2]顾炎武的《廉耻》一文长期入列中国台湾地区中学课纲（直到2018年8月由民进党当局推出的“108课纲”将之删除），但它却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课纲上。
[3]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4]虞乐仲：《今天的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思想家》，https://zhuanlan.zhihu.com/p/690955221。
[5]六神磊磊：《欧阳锋和左冷禅到底谁更坏》，https://finance.sina.com.cn/cj/2025-02-22/doc-inemkfti2156097.shtml.
[6]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5页。
[7]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