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西方指数霸权祛魅与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1 次 更新时间:2025-07-09 00:47

进入专题: 全球治理   制度性话语权   指数霸权   认知战  

陈奇  

 

摘要:构建中国自主评价体系不仅是破除西方指数霸权迷思的必然取向,也是参与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应然要求。美西方国家将国际指数排名包装成为“实现意识形态目标和战略利益的工具”,操纵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施政、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治理和生态环保等多元领域内炮制所谓“国际通用”的指数排名,蓄意将中国“置后”或是“置前”,鼓噪中国“落后”或“威胁”等虚假论调。美西方国家操弄指数排名的策略包括:概念重塑,隐蔽性植入政治动机;操纵权重,倾向性设计指标因子;制造偏差,选择性引用数据信源等。通过丑化中国国家形象、弱化中国全球贡献、助长对华攻击抹黑的三重逻辑,美西方国家形成“数据生产-话语传播-政策影响”的指数霸权闭环。为破解西方指数霸权,我国要根植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建设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动员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国际指数评价体系建设;强化舆情监测,有效批驳涉华虚假负面叙事。

关键词:新型全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指数霸权;自主评价体系;认知战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作为伙伴而非对手,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基本准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1]。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观,指明了完善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其中,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2]。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多反映为对国际经济制度构建及改革的能力[3]。制度性话语权融合了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两个部分[4],涉及国际制度与国际话语体系两个方面[5]。制度性话语权既是国家总体话语权的重要构成板块,也是充分彰显某一国家行为体参与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在制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指数排名作为一种全球性公共产品,已然成为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

指数是对理念的量化塑造,“指数的基础是原始数据,关键在于相关理论逻辑,核心是其背后承载的治理理念”[6]。指数直观呈现的是选择性加工的变量数据,间接输出的是背后隐含的价值理念,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制定、设计、应用与推广过程也是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指数排名能够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为治理主体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推动治理对象达成理解共识,实现治理主体间有机良性互动,推广自身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然而,已有全球治理评估体系具有较强的基于意识形态的阵营思维,评估指数体系测量指标设置与方法设置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为圭臬,背后往往隐藏着主导国的利益诉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7]。美西方话语霸权呈现从语言演绎归纳转向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并行的演变脉络[8]。美西方国家将国际指数排名包装成为“实现意识形态目标和战略利益的工具”[9],操纵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施政、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治理和生态环保等多元领域内炮制所谓“国际通用”的指数排名,蓄意将中国“置后”或是“置前”,鼓噪中国“落后”或“威胁”等虚假论调。

面对美西方国家以国际指数排名为工具对中国实施系统性攻讦的新动向,如何穿透话语迷障、解构认知霸权,构建新型话语范式;理性识别指数内核、正确运用指数功能,构建中国自主指数评价规范,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从既有相关文献来看,学者们首先剖析了国际格局变迁如何驱动话语权力重构。有学者认为,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突出,而西方国家发展普遍陷于颓势,对二者在国际话语权结构中的“权力倒置”提出了重构的客观要求[10]。在现行全球治理传统模式破产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规则、国际理念方面发挥出日益强大的议程设置力和影响力[11]。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需要借助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主动权[12]。其次,学者们分析了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如何成为参与全球治理和制衡霸权的着力点。有学者直指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是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更加容易有所作为的领域[13],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构建某种指数或评估指标[14],构建指数是后起国制衡国际霸权的辅助工具[15]。具体到方法论层面,有学者关注到构建指数话语体系的智库供给机制,指出西方智库的全球性指数产品事实上是西方国家制度性话语权的抓手,相关评价结论带有政治偏误,中国新型智库应重视全球指数开发,积极竞争指数的国际话语权,维护国际社会的良秩公序[16]。也有学者以“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为例,分析其建构逻辑,研究中国法治指数的具体问题和缺陷,并提出借鉴国际指数的构造方法和经验来提升中国指数话语影响力[17]。

既有研究在霸权运作机制的微观解构、黑箱操弄余毒的锁链反应和话语反制策略的开发应用等方面仍需深化,亟待形成兼具理论批判性与实践穿透力的研究范式。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制度性话语权理论框架,选取在国际舆论场具有较强传播力且深度嵌入西方话语霸权的典型指数评价体系作为样本,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揭示其潜藏的意识形态编码与认知建构机制,深度解构涉华评价中的隐性话语陷阱,系统评估其对华多重负面影响。本文提出构建中国自主评价体系的概念框架,探索构建“立论—实践—传播”三位一体的破局路径,以期为破解“他塑”话语困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学理支撑。

二、困局:美西方指数霸权黑箱操弄

美西方国家依托其构建的制度性话语霸权,将国际指数排名异化为推行认知作战的战略武器,通过系统性操控指数生成的全链条环节,构建起对华实施战略遏制的话语陷阱。其运作机制始于概念重构的认知铺垫,将“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剥离历史语境,构建起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准的“文明标尺”;继而展开权重设计的算法霸权,在指标体系内预设权重结构,依托数学模型实施技术殖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叙事困于“指标牢笼”;最终完成指标建构的偏差闭环,选择性忽略发展中国家差异化的治理实践,将西方局部社会发展抽象为所谓的系统性优势。

(一)改造概念,隐蔽性植入政治动机

美西方构建的国际指数往往将某一特定概念作为立论基础和预设条件。“西方话语霸权运行的底层逻辑是通过概念建构‘普世均质’世界,‘西方’概念及其形成的概念网络成为‘西方’对世界进行话语控制的有力武器。”[18]西方意识形态常用的概念大体分为三类:一是西方话语核心概念,二是西方话语炮制的攻击性概念,三是被西方话语偷换和扭曲后为西方所用的概念。这三类概念通常搭配使用,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观念混乱[19]。指数话语的主导国将政治目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霸权诉求隐蔽性地嵌入概念界定框架之中,试图实施指数话语操控。

美西方国家惯常通过改动或编造“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概念的手段达到目的。美西方国家一直以来推销的所谓“人权体系”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西方所谓“人权”的判断体系本质上服务于西方的政治价值体系,并维护西方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非人的权利本身[20]。以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3年发布的《网络自由度报告》(Freedom on the Net)为例,其污蔑中国连续9年被评为“世界上最严重滥用互联网自由的国家”。事实却是,“互联网自由”自美国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就已经嫁接入“个人权利”的表达范畴之中,“这一理念的提出目标、实践过程均显示出强烈的美国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色彩”[21]。所谓“互联网自由化”最终沦为“互联网美国化”。再如,美西方国家假借“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报告》指数(Freedom in the World),妄图将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成效排挤出世界民主话语体系。在测量某一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时,“自由之家”采取较为简单且不重实际的标准,声称只要国家政体存在选举过程便可以界定为“民主”国家[22],以竞争性选举作为评判标准来制造“自由”与“不自由”、“民主”与“专制”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意图遮蔽西式民主中“?金钱民主”“精英民主”“选举民主”等形式民主的虚伪面目。这一系列操作揭示了国际话语权争夺中的深层次政治动机与复杂关系。

(二)捏造权重,倾向性设计指标因子

指数评价体系是评估对象细分单元之间按照一定逻辑关系构成的信息集合,呈现多级递进的层次结构。构建科学客观的指标体系要求遵循全面细致的测量系统、严谨透明的编制流程以及公正合理的权重分配等基本原则。但是,在政治动机驱使下,美西方国家设计的概念维度与指标因子时常发生偏离,立论基础与计算方法存在明显错位,导致指标测量结果游离于标的之外,指数对理念的量化塑造难以达成全球共识。尤其是涉华国际排名,美西方倾向于增加本国和盟国的权重,或是在特定领域增加或减少涉华内容占比。以总部位于德国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或称为“清廉印象指数”)为例,其测评数据并非来自第一手的数据源,而是综合多份调查报告汇总计算。这份指数反映的是部分跨国商界人士、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有关国家公共部门腐败情况的狭隘臆断,更偏重于对主观感知变量的测度。自1995年首次发布该指数,中国就被纳入测评范围。观察历年数据发现,该指数排名一直存在发达国家在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后的“定势”[23]。面向全球约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结果长期出现“北高南低”的权重占比,反映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腐败评级标准的设定往往以美西方国家为范本,导致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评价充满偏见和不公。这不仅扭曲了真实的腐败现象,更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及其他国家作出的反腐败努力缺乏客观理解与认可。

(三)制造偏差,选择性引用数据信源

美西方国家主导的用于评估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认知差异和认同程度的数据源,来自同盟阵营发达国家的样本含量偏高。在指标因子框定后,为了确保评估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必须对应地搜集基础层级的数据。数据信源的可靠性直接决定能否全面准确地反映所评估的对象或领域。美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热衷阵营对抗,在运算指数排名结果时,通过玩弄操控地域覆盖范围的把戏干扰数据质量,回避使用或削弱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数据源。这种“联盟性”在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中尤为凸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以“抱团”形式,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对中国“发难”,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在涉疆议题上向中国施压[24]。此外,在法国益普索调查公司(Ipsos)发布的“国家品牌指数”(Nation Brands Index)中,中国品牌排名长期浮动于被评估国家的中等偏下水平,国家品牌美誉度与营收效益额悬殊。该指数受访者样本来自20个国家,其中发达国家的样本占比超半成,势将导致难以全描中国品牌的全球影响力。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家形象评价指数排名在样本源头选取上就已经制造了偏差,使得数据缺乏客观性。引用的信源还常常存在主观感知缺陷、数据加工偏向以及统计审查缺失等漏洞,进一步降低了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三、危局:美西方指数霸权运作机制

美西方国家以“规则制定者”自居的指数霸凌逻辑,实质是通过构建新型认知战场,将中国发展成就消解为计量统计数字,将社会治理创新异化为政治管控,将人民获得感曲解为权利缺失。其最终目标不仅在于损毁中国现实的国家形象,更在于瓦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同基础,阻滞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建制化进程,妄图维系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权力结构。

(一)丑化中国国家形象

国际指数排名通过“点名羞辱”的方式,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某一国家的认同度和好感度。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最直接塑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25]。从国家形象的概念层次来看,其作为“整体集合概念”[26],包括多元维度,国际指数的分布领域与国家形象的构成维度相互呼应。由美西方国家主导的指数排名,实际上囊括了中国国家形象集合的多个子集。美西方自诩设计的指数排名“数据客观、过程正当、结果公正、价值中立”,实际上却是在“西方中心论”乃至“西方优越论”的隐蔽话语之下操纵“指数运动”。在此背景下,算法被人为操弄,模型被随意臆造,数据被刻意拼凑,这些手段共同构成欺骗和蛊惑国际社会的伎俩,借机煽动“仇华、排华、反华”等负面情绪和谣言,恶化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严重损害了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在市场开放、经济自由、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国际指数排名中,排名结果直接反映了对象国的国际形象声誉,并且标明了落地国的市场潜力,使得指数排名成为外资企业及跨国公司在制定商业决策、分配资源和部署战略时的重要依据。譬如,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2025经济自由度指数》(2025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评估全球184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和市场活力,前10名除了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外,其余均是来自欧美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排名第151位[27]。声誉排名及其带来的褒贬好恶,影响了外商来华投资的意向。美西方国家故意降低涉华指数排名,妄图侵蚀中国的可信国家形象,损耗中国的国家公信力、全球市场竞争力和国家品牌的口碑信任度等,更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产生了潜在的消极影响。

美西方国家通过系统性操纵国际指数排名构建对华污名化认知框架,其本质是以“技术治理”外衣包裹意识形态偏见的话语霸权实践。这种战略攻势呈现三重递进效应。其一,构建认知滤镜。将“西方中心论”价值标准内嵌于指标体系,通过偷换概念(如将西式多党制等同于民主)、扭曲定义(如将网络治理污名为“数字专制”)实施指数话语的政治转译。在数据采集环节设置“双重标准陷阱”,对中国采用实验室条件下的理想化评测模型,对自身问题则采取现实情境下的合理化解释框架。其二,发动符号战争。通过“点名羞辱”策略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简化为政治定性判断,在经济发展、市场开放等领域刻意压低中国排名,制造所谓“优等生—差等生”的二元对立叙事。符号暴力不仅损毁中国现实国家形象,更通过算法推荐机制放大负面信息,在国际舆论场形成污名化“信息茧房”。其三,实施经济围猎。被操纵的指数排名是跨国资本决策的依据之一,美西方国家通过指数排名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人为制造“风险警示”效应。“数据殖民”策略削弱中国的国际合作空间,其终极目标是借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之名,行维护西方霸权之实。美西方国家以指数霸权为载体的新型认知战,已突破传统舆论战的信息传播维度,深度介入国际规则制定、资源配置决策等战略层面,对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构成系统性挑战,亟需构建兼具学术严谨性与传播穿透力的破局话语体系。

(二)弱化中国全球贡献

美西方国家操弄指数排名,贬低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的实质性贡献,甚至妄图将中国“包装”成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挑战者。与当前热点地区动荡不安、冲突频发以及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局面相比,中国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等方面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致力于增进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和平、加强人文交流,并为全球治理注入正能量、稳定性和确定性。然而,美西方国家部分反华势力常常抨击中国,利用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先发优势,将国际指数排名打造成一种行使话语霸权的舆论武器,通过量化处理和差异排序的方式,选择性忽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不过,近年来自欧美战略研究界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给予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评价。他们指出:“中国崛起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有助于推进全球治理。”[28]欧美战略研究界的中肯观点强调了中国在全球合作与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们呼吁国际社会认可和尊重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进程中作出的贡献。

美西方国家通过话语霸权工具化转向,将全球治理的“指数化”趋势异化为贬低中国贡献的战略工具。这种认知战呈现双重叙事悖论。一方面,中国以政治稳定性、发展普惠性、治理创新力等硬指标,持续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发展范式、气候治理“南南合作”机制等,在地区安全建构、减贫事业发展、反腐倡廉建设等领域形成示范效应。另一方面,美西方操控的指数评价体系刻意构建“贡献—威胁”二元对立框架,将中国发展成就解构为“体系挑战”,通过量化排序制造“治理赤字”伪命题。这种话语策略的实质是“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延伸。美西方国家以“科学主义”包装意识形态偏见,用“技术治理”掩盖政治打压,借“指数排名”实施战略误判误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叙事与欧美战略界部分基于实证研究的客观评价形成鲜明反差——后者承认中国全球治理实践的制度性贡献,呼吁破除零和思维框架。制造认知分裂恰恰暴露了美西方话语操弄的矛盾性:当指数符合其战略需求时,被包装为“客观标准”;当反映中国发展现实时,则被斥为“政治工具”。这种自相矛盾的霸权话语,恰恰成为中国突破美西方话语围堵的窗口。

(三)助长对华攻击抹黑

国际指数排名常常被美西方国家的政要、商界人士、专家学者、媒体从业人员等多个话语圈层广泛转引,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发起对华攻击的重要“弹药库”。一方面,倚仗指数排名树立攻击标靶。在涉华负面指数评估报告“喂黑料”和“作假证”的“佐证刺激”下,境外敌对势力恶意攻击中国的反腐成效、营商环境、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生态环保等议题,污蔑中国的国家治理现状,借此实施渗透和破坏活动。例如,英国《卫报》炒作“人权衡量倡议”指数报告(The Human Rights Measurement Initiative),诋毁中国人权事业成就,诬称“从多项指标来看,中国是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自2019年以来,香港的全球人权指数排名大幅下滑”[29]。再如,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打着非政府团体的幌子炮制“人权”领域的伪证阴谋。在美国政府开展“人权”外交的背景下,“人权观察”借助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话语霸权,挟“人权”而令天下,对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所谓的观察和评估,并发布报告,对他国进行批评和指责[30]。另一方面,围绕指数排名构成利益链条。非政府组织发布的国际指数排名,成为学术界/新闻界等主体开展研究/发布报道的样本依据和数据信源,继而为美西方维护指数话语霸权提供学理辩护和舆论武器。比如,“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报告》指数排名,为美国判断其他国家是否为“自由国家”或“民主国家”并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基本依据[26]。这种利用国际指数排名攻击抹黑他国的手段,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误读。

总体而言,美西方国家构建系统性对华攻击链条:一是制造攻击标靶,将中国在反腐成效、营商环境等领域的治理实践污名化为“制度缺陷”。二是构建利益闭环,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指数排名与学术机构、主流媒体形成共谋关系,使攻击行为获得“科学性”伪装,形成自我强化的霸权话语循环。三是固化认知偏见,被操纵的指数排名通过算法推荐机制在舆论场中病毒式扩散,构建污名化标签。负面标签经多次转引后沉淀为“刻板印象”,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知长期滞留在“他塑”话语框架中,严重消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实际贡献。

四、破局:美西方指数霸权纠偏方略

为破解西方指数霸权,中国需要构建根植本土实践的自主评价体系。破解“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还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智库牵头研发全球指数并依托国际合作网络供给数据,外宣媒体抢占议程设置权,民间力量以实证叙事对冲偏见,力争重塑国际话语秩序,彰显中国治理自信与全球担当。最后,我国要强化舆情监测,有效批驳涉华虚假负面叙事。

(一)根植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建设中国自主评价体系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随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各国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目标日益多样化,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新挑战。中国迎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窗口机遇期,建设中国自主评价体系成为关键举措之一。建设中国自主评价体系的关键在于根植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经验,以中国式现代化元话语作为逻辑演绎的基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都应当在国际指数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中国应当争取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获得事先话语权、第一定义权和首要解释权,使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响亮。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31]。又如,聚焦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中国“克服了西方人权话语体系中‘先人权后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32]。构建中国自主评价体系要着重阐释中国基于发展的人权路径。中国的人权观不仅重视个人权利的保障,更强调在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对传统人权观的重要超越。

构建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应当立足全球现实之需、回应时代变局之问。中国有必要通过建立符合自身国情的评价体系,回应国际社会对透明性和客观性的要求,系统性地展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发展成就与治理成效,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中国构建的自主评价体系还应该能够成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关注全球共同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和参考。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方面的制度性贡献,要以国际指数的形式加以体现。在发布中国自主评价报告成果时,应当争取实现内容的系统性、时序的连贯性和主体的权威性。“建构集体认同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而集体认同的塑造既需要提出创新观念并获得认可;也要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还要反对霸权话语宰制,处理好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关系,这样才能提高中国话语被各国认同的可能性。”[33]为此,在概念提出、权重设计和数据引用等流程环节,必须突出国际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跨国界外溢性等基本属性,确保其开放、公平和公正。具体而言,构建指数评价话语体系的过程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邀请各国专家和学者共同参与,确保各方利益和声音得到充分体现,增强评价体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促进国际间的理解与合作,形成良好的国际合作和对话氛围。

(二)动员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国际指数评价体系建设

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到现有的国际指数评价体系建设中。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力量,包括高等院校、智库机构、专家学者和外宣媒体等,共同参与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制定、设计、应用与推广。一是彰显高等院校和智库机构的主体价值,不仅要自主设计搭建具有世界意义、彰显国际价值和完善全球治理的指数评价体系,也要与国际知名高校、智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建立常态化的合作关系网络,积极介入构建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全流程。二是发挥专家学者的话语作用,中外籍专家学者的参与能够有效提升中国观点立场的传播范围和理论深度。比如,既要提升中国籍学者观点的辐射广度,也要“借嘴说话”“借筒传声”,增强外籍学者跟进阐释的观点说服力度,借用外籍学者的国际影响力,帮助传递和解释中国的声音。三是要放大外宣媒体的渠道优势,提升中国自主评价体系的知名度和话题曝光度,争取掌握国际议程的框架设定、价值评判和舆论引导的权力。要通过精准有效地触达传播,引导国际公众正确关注讨论涉华议题,塑造正面的国际舆论环境。整合高等院校、智库机构、专家学者和外宣媒体等多元主体的力量,可以在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推广中形成合力,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强化舆情监测,有效批驳涉华虚假负面叙事

当前美西方国家假借所谓“国际通用”的指数排名来抹黑攻击中国的领域更趋多元化、手段更具隐蔽性,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传统话题领域,还扩展到科技、网络、教育、环境保护等新兴热点话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要主动出击,加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发声能力,占据国际涉华舆论制高点,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34]。首先,组织专业力量,系统梳理和整合国际指数评价体系的相关信息,包括发布主体的背景、涉华内容的具体表现、传播路径以及影响范围等,建立“指数黑榜”预警机制,搭建聚焦国际涉华指数排名的大数据舆情监测数据库。数据库可以存储和分析各种国际指数的动态变化,实时监测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特别是持续发布涉华指数排名的机构。其次,建立非政府组织的重点监看名单,动态盯防其发布涉华指数排名报告的鼓噪动向,及时捕捉涉华动向动态,抢占舆情变化的制导先机。追踪和溯源反华势力助推涉华指数跨境扩散的传播链条和勾连网络,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利益关系。最后,要密切关注国际舆论场对涉华指数排名的响应程度和立场倾向。通过对舆论反应的跟踪与分析,识别在国际舆论关系网络中占据核心圈层和主导地位的观点声音,调整传播策略,及时就地“消毒”,提升舆论引导效力。

基于上述舆情数据和信息支持,开展精准化的分析研判,制定适时策略,有力驳斥抹黑中国的谣言和不实信息。在舆论揭批工作中,要特别关注非政府组织捏造指数排名的资金来源、幕后推手、利益输送、暗史劣迹等问题,揭示美西方国家干预他国国家治理的“双标”本质和险恶用心。这有利于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西方指数体系的可信度。此外,还应该注重集纳和呈现国际社会人士对中国国家治理水平的积极评价,展示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显著成就。总而言之,面对美西方国家利用国际指数排名抹黑中国的现状,我国必须采取多层次、多角度的应对策略,备好“工具箱”,打好“组合拳”。通过系统研究、数据监测、舆论引导等手段,构建强有力的反制体系,有效捍卫国家形象与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国的自信与担当。

五、结语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进,构成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核心议题。在全球治理视域下,立足话语评价视角加快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已经成为重中之重[35]。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须创新治理范式展现时代担当,这既包含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与标准重构,更体现在构建具有本体论的自主评价体系。破解美西方制度性话语霸权,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评价范式: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脱贫攻坚、生态治理、数字普惠等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评价指标;创新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国际议题中探索发展评价新标准;打造“监测—证伪—对冲”反制闭环,针对西方指数报告的认知战特点实施精准解构。此外,我们还要意识到构建自主评价体系绝非单纯的技术工具革新,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战略支点。通过创新治理评估维度、重构发展评价标尺、建立话语反制机制,中国能够有效突破西方指数霸权,推动建立更加多元包容的国际指数评价体系,为国际秩序转型和世界格局转变注入制度性变革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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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引用格式:陈奇.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西方指数霸权祛魅与中国自主评价体系建设[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14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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