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读者的这本《自由主义》初版于1998年。当时，正是自由主义的高光时刻。1991年苏联解体，在此年后东欧发生了剧变，与自由主义竞争了70多年的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东欧瞬间轰然倾倒。一时间，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欣喜若狂，福山的大作“历史的终结”断言，历史在自由主义民主中达到顶峰。自由主义民主将会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令人诧异。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在全球的胜利，恰恰相反，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最全面的挑战。在经济领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欧美世界至今没有完全走出它的阴影。在政治领域，一方面，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移植步履艰难，美国新保守主义一度热衷的“政体更替”并未带来全球民主化的预想结果。相反，在不少地区，取代所谓独裁政权的不是有序的自由民主，而是极端主义猖獗甚至战火蔓延。另一方面，就西方国家自身的民主运作而言，一股与传统代议制民主相背离的民粹主义潮流愈演愈烈，似乎有突破几百年来西方民主模式的趋势。
在这种情势下再版《自由主义》，有必要对自由主义的衰落或面临的危机作出某种理论解释。当然，对一种尚处于各种挑战旋涡中心的意识形态作出判断性解释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即令黑格尔那样伟大的哲学家也认为，“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不过，面对自由主义遭遇的挑战，缄默不言并非合理的选项。好在中国人有以史为鉴的传统。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回顾自由主义在近代西方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理解今天自由主义的处境，并从中对自由主义作出某种判断性解释。
自由主义秩序受到挑战
苏联解体和中东欧巨变曾一度令西方自由主义者欣喜若狂，甚至有人预言历史的终结，认为人类将进入自由主义民主时代。确实，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变革、中国和印度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进行经济改革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似乎有可能成为全球主导秩序。这一秩序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开放和透明的市场，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加上民主统治，将带来繁荣、和平与合作。
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很快便烟消云散。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自由主义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受到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
第一，全球化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欧美主要经济体以非凡的热情拥抱全球化，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了全球化的广度与深度。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融合呈现空前未有之紧密状态。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尽管在整体上受益，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相对停滞。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盖尔斯敦注意到，“全球化经济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以及发达国家的精英受益，而发达国家的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则并未获益。”英格尔哈特讲得更直白：“最近几十年的赢家是中国人、印度人和东南亚人，而几乎所有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都是失败者。”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2005-2014期间，在25个经济发达国家中，家庭收入几乎毫未增长，甚至有65%-70%的下降。其中，81%的美国家庭、70%的英国家庭和97%的意大利家庭收入出现下降。
稳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依赖物质基础。盖尔斯敦对此有精辟的分析：“自由主义民主的社会基础是一种虚拟的社会契约：大众将权力交给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和政府管理人员，期待持续的繁荣和社会状态的改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契约的基础便会被削弱。”换句话说，“自由民主的最强黏合剂是经济增长。当群体为增长的果实而争斗时，政治游戏的规则相对容易维护。当这些果实消失或被少数幸运儿垄断时，情况就会变得糟糕。”
颇为吊诡的是，与历史上通常出现的情景不同，发达国家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并未使更多民众转向支持左翼政党，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相反，不平等的加剧削弱了民众对传统自由主义政党和左翼政党的支持。在许多发达国家，民众将收入不平等归咎于全球化和开放市场，这激发了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第二，移民问题。
除了全球化的影响外，移民与难民的涌入也刺激了西方民众民族认同意识的增长。一方面，大量移民的涌入抢夺了低学历本土居民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移民所带来的异族文化冲击被视为一种文化威胁。
欧洲接纳移民的现象始于二战之后。在此之前，欧洲几百年来一直是向外殖民的中心。二战后，由于劳动力的短缺以及殖民主义的后遗症，才有欧洲之外的居民向欧洲移民的情形。在战后几十年间，移民迅速增加。
移民除了对就业的影响外，欧洲人愈来愈感到移民、尤其是伊斯兰教移民的涌入对欧洲文化与社会构成了挑战。二战后初期，伊斯兰教移民和欧洲文化与政治并无冲突。但从1970年代起，伊斯兰教强劲复兴和激进化的趋势愈发显著。以“反西方、反全球化、反世俗化”为旗帜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在多个地区兴起，欧洲的伊斯兰教移民也愈来愈展示出强烈的宗教认同，并基于宗教认同提出自己的文化与政治诉求。
面对伊斯兰教移民所展示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认同，欧洲开始在惊慌失措中思考如何应对这一新的局面。愈来愈多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公众开始质疑大规模接受伊斯兰教移民的正确性。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在本质上是反自由主义的、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宗教。它反对自由表达，反对世俗化，反对批判性思维，反对个人的自主性选择，尤其会拒绝社会中少数人群的权利。因此，不可能期望欧洲的伊斯兰教移民尊重民主制度。
对移民的恐惧和对全球化的抵制推动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右翼民粹主义者拒绝多元文化主义，反对接纳移民和难民，并警告称大量伊斯兰教移民的涌入意味着“白人的自杀”和人口的“大替代”。他们发出警告：“欧洲正在自我毁灭。或者至少其领导人已决定自我毁灭。当然，欧洲民众是否选择与之同流合污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所知的欧洲文明正在走向自杀。到我们这一代欧洲人走向生命终结时，欧洲将不再是欧洲，欧洲人民将失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生存空间。”
在美国，移民本来是历史中的常态。美国创建之初，绝大多数居民是来自英国的新教徒。此后，从184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逐步接纳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移民的来源发生了显著变化，来自亚洲、拉丁美洲的移民迅速增加。1950年代，68%的合法移民来自欧洲和加拿大，但从1971年到1991年，移民中一半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三分之一来自亚洲。此外，还有大量来自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
大量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涌入引发了许多白人的反弹，自1990年代起，移民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成为激发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最早对民族主义作出理论表述的是塞缪尔·亨廷顿。早在冷战刚刚结束之际，亨廷顿就敏锐地注意到，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性冲突不再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即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冲突，而会是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进一步明确表达了基于文化认同的民族主义理念。他的核心观点是，美国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在于美国认同，而其核心则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创建之初，绝大多数居民是来自英国的新教徒。尽管美国后来接纳了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但亨廷顿争辩道，“在历史上，凡是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人，都被要求接受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而成为美国人。”
亨廷顿的最大忧虑是，今天，“这一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以下一些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裔的移民新浪潮；一是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论；一是西班牙语有形成美国第二语言之势，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拉美裔化的倾向；一是一些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性别的身份/特性；一是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对美国社会施加的影响；一是精英人士日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身份/特性。”
面对美国的认同危机，亨廷顿分析了美国在内政与外交上的战略选择。他认为，美国有几种可能的路径：第一是“世界的美国”，“美国人可以拥抱世界，也就是向别国人民和文化开放自己的国家”；第二是“美国的世界”，“美国人可以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改造别国的人民和文化”；第三是“美国的美国”，“美国人可以保持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
亨廷顿的选择十分明确，他主张民族主义的美国，即回归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美国，将国家自身利益置于首位。
在美国右翼思潮崛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以茶党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茶党代表了小业主、小商人等受到全球化竞争压力以及自由主义政策双重挤压的中产阶级力量。茶党的经济与社会理念大致沿袭了二战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不过，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茶党的主张在本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其核心诉求包括反对全球化，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移民，以及恢复传统的美国秩序、美国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茶党运动代表了白人民族主义的崛起，并标志着这一力量从传统政治中的边缘转变为主流政治力量。
特朗普及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内政外交理念，与亨廷顿的民族主义思想高度契合，也与茶党的诉求相呼应。特朗普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聚焦于“美国优先”，即从“世界的美国”或“美国的世界”回归到“美国的美国”。他将传统自由主义坚持的普遍主义价值观斥为“政治正确”的无稽之谈，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
在右翼民粹主义泛滥的同时，西方的自由主义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传统自由主义构成了明显挑战。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显著。在相当长时期，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是以尊重个人的平等尊严为基础的理论，通过法治保护个人权利，并对国家干预这些权利的能力进行宪法性限制。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基本思想经历了重大转变。按照一位自由主义批评者的说法，从1950年代起开始，一股新的自由主义模式兴起、扩散，“不断增强并成为一股洪流，在60年代席卷全国。”这种自由主义被批评者称为现代自由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或情感自由主义，近些年来也被特朗普等右翼批评者称为“觉醒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的特点是激进的平等主义（结果平等而非机会平等）和激进的个人主义。”为了避免概念的混乱，我们姑且将这种自由主义称作“左翼自由主义”。
在政治上，这种左翼自由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热衷于认同政治，即对传统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被转向更狭隘的边缘化群体：种族少数群体、移民、性少数群体等。国家权力日益用于为这些群体实现特定社会结果。
认同政治的哲学基础是一套后现代左派理论。这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它结合了来自激进平等主义的古老思想与全新的文化和道德观念。这种后现代左派日益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的主流，在民主党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于后现代主义，法国思想家利奥特在《后现代的条件》中阐述了后现代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理念源自对现代性的根本批判。现代性政治的核心是普遍主义。它坚信存在客观的、普遍适用的真理，而且人类能够通过知识、教育、启蒙来发现这些真理。它以一种固定不变的逻辑解释世界，它确定出一套规范性规则，如个人的价值、权利、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用以衡量一切观念和制度。后现代主义则拒绝普遍主义的真理观与价值体系。它通过解构主义方法认为，现代性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价值观仅仅是人为的构建。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新的、非中心的、多元的价值标准。这些标准应该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
当今美国的左翼自由主义与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今天美国几乎所有的激进议题都显示出后现代主义的烙印。这些议题包括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女权主义理论、性别和跨性别理论、同性恋理论、媒体“批评”、后殖民研究和土著文化研究等。这些议题的核心是强调认同政治。美国左翼自由主义有意识地挑起认同政治议题，企图以认同政治吸引少数族裔以及其他非主流选民，在选举中获得胜利。
在美国的后现代左翼运动中，一股否定美国几百年来主流政治与文化传统的潮流来势汹汹。在这一思潮下，美国不再是自我标榜的“灯塔之国”，而是一个充满压迫与不公正的邪恶国家。
在这股潮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批判性种族理论。该理论起源于1970的批判法学，随后逐渐发展为一种思想与社会运动。批判性种族理论有两条核心原则：第一，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是文化“发明”出来的范畴，旨在压迫和剥削非白人群体；第二，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内在的顽疾，而非仅仅是个人的偏见，这些制度持续创造并维持了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平等。
与批判性种族理论密切相关的是以“觉醒主义”（Wokeism）为名的运动。该运动最初强调美国黑人需要时刻意识到白人出于种族动机对他们的威胁。2020 年，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一名白人警察杀害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使觉醒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该运动的核心诉求是彻底解构和重构西方文化。
为了重塑美国历史的叙述，一些左翼自由主义者发起了“1619项目”。该项目旨在重新审视美国的建国历史。传统上，美国的建国年份是1776年，《独立宣言》标志着国家的成立。然而，《纽约时报》于2019年推出了“1619项目”，将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时间视为“美利坚民族的诞生”。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将奴隶制的后果和黑人对美国的贡献作为核心叙事，重新书写和塑造美国历史。该项目由《纽约时报》记者妮可·汉娜·琼斯主导，她因此获得了普利策评论奖。
对于左翼自由主义的认同政治，自称为自由派学者的马克·里拉有痛心疾首的描绘。他分析道，美国自由派从传统的关注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脱变为“反而投身于认同政治运动，从而丧失了一种我们作为公民所共享的以及将我们团结为一个国家的意识。”
在里拉看来，认同政治无异于自由主义的自杀。基于认同政治的自由主义的病症是“没有公民政治的认同政治。公民政治是团结的政治，而认同政治却是分裂的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是竞争选举，而认同政治的核心却是政治运动；公民政治有一幅以公民为核心的政治愿景，而认同政治却没有政治愿景。”
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的认同政治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基本特征，激发了西方政治从传统的利益政治向认同政治的转变。这或许是近代以来在政治理念和政治运行原则上发生的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与利益政治相比，认同政治具有不宽容性，且易于走向极端。利益政治，尤其是以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为特征的政治，通常能够通过妥协解决冲突。毕竟，似乎政治学家和家都同意，现代政治的实质是解决“谁得到什么”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与妥协来解决。认同政治的逻辑则不同，它不再关心谁得到什么，而是“我是谁”，是我者与他者的区别。在以认同政治为基础的民粹主义者眼里，我者是“人民”，他者是非人民。人民是美德与正义的象征，而“他者”则是腐败与不义的代表，两者如同冰炭，势不两立。
右翼和左翼的认同政治极大地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在美国，左右两翼的极端势力在主流政党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左翼自由主义对民主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右翼民粹主义几乎绑架了共和党。
左右双方的冲突不仅限于传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更多地是围绕广义的认同问题。首先是“文化之战”，为美国的灵魂而战：美国到底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创建的伟大国家，还是一个一直充满压迫和不正义的国家？其次是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论，这直接关系到美国未来的人口格局，是一个仍然由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还是由毫无美国认同的有色人种主导的国家。
政治极化带来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民主制度的劣质化，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危机。任何一个观察美国政治的人都会注意到美国民主制度功能明显退化。其典型特征包括：立法陷入僵局、政府部门间冲突加剧、公共服务能力弱化、宪法自由被削弱、媒体两极化，以及对选举程序和结果的攻击。
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危机也对世界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二战以来形成的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崩溃。在经济上，自由贸易体系受到严重挑战，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在政治上，以民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为核心诉求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具有影响力，各式各样的强人政治盛行，传统上自由主义所追求的以规则、制度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变得愈来愈遥远；在文化上，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历史主义与民族民粹叙事勃兴，认同政治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更加突出。
随着西方经济影响力的衰退和民主危机的加剧，自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所谓民主化浪潮正在退潮。长期鼓吹民主化的著名学者戴蒙德无奈地写道：“在民主扩展了三十年、随后停滞并逐渐受到侵蚀的十年之后，如今我们正在目睹全球范围内自由的退却。在世界的每个角落，独裁者正在占据上风，而民主派则处于防守态势，竞争性政治和自由表达的空间正在缩小。成熟的民主国家日益两极分化、不宽容且功能失调。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着无情的丑闻、广泛的民众不满以及对其生存的致命威胁。从土耳其和匈牙利到菲律宾，狡猾的独裁者正在削弱宪法制衡机制。在全球政治风向有利于他们的背景下，威权领导人正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著名自由主义批评者德尼恩描绘出一幅令人绝望的美国现状：“如今，大约7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最好时光已经过去。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孩子将不如前几代人那么富足，拥有的机会也会更少。政府的每一个机构都显示出公民对其信任度在下降，对政治的深深愤世嫉俗反映在政治光谱各个方面对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反抗中。选举，曾经被视为精心策划的、旨在向自由民主传达合法性的活动，现在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坚不可摧的被操纵和腐败体系的证据。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政治制度已经破裂，社会结构正在瓦解，尤其是富有的‘有产者’和被边缘化的‘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信徒和世俗者之间的敌意加剧，美国在全球角色上的分歧也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将我当下的美国与晚期罗马帝国相提并论，并考虑从更广泛的美国社会中彻底退出，转而进入类似本笃会修道院的封闭社会。时代的迹象表明，美国面临许多深层问题。越来越多的声音甚至警告，我们可能正在目睹共和国在我们眼前走向终结，某种尚未命名的政权正悄然崛起并取而代之。”
自由主义的前途
在初步梳理自由主义的历史际遇后，有必要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点探讨。恰逢本文即将完稿之际，美国2024年大选尘埃落定，唐纳德·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再次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胜选及其就职后迅速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剧烈震动，也在国际社会掀起巨大波澜。从美国国内的反应来看，这次选举的影响似乎远超寻常的政权轮替，更像是一场革命甚至体制震荡。难怪有评论者称特朗普的回归是颠覆性的，《华尔街日报》甚至直言，这场选举标志着“旧秩序的崩溃”。
尽管政权交接初期的混乱与新政举措令人目不暇接，但在党派斗争的喧嚣背后，仍可透视更深层次的变革，并借此评估自由主义的未来走向。
特朗普的当选及随后的政策调整，无疑对美国乃至全球的自由主义秩序构成了深远冲击。
在国内，2024年大选可以被视为左翼自由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直接对决。特朗普的压倒性胜利表明，美国选民对过去几十年左翼自由主义政策的明确拒绝。上台后，他迅速推动一系列政策，矛头直指左翼自由主义的核心议题：他加强移民管控，拒绝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否定基于极端平权主义（affirmative action）的“多元化、公平化、包容化”政策，反对人才选拔中的逆向歧视；向“觉醒主义”（wokeism）宣战，遏制认同政治，恢复基督教传统价值观。所有这些宣示和政策都意味着在文化和社会领域遏制甚至扭转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左翼自由主义主张。而且，这些政策的主要方面已经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颇为可能的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左翼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文化与政治的解构、形形色色的认同政治无法重新恢复其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胜选是一场颠覆主导美国意识形态几十年来左翼自由主义的革命，其意义或许像有的评论者断言的那样，“可能正在开启美国乃至全球政治的新纪元。”
特朗普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彻底颠覆？尽管美国国内一些批评者坚信如此，但至少目前尚难得出如此结论。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缩小政府规模，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税，减少社会福利等。这些政策基本符合共和党的传统理念。我们在上文曾提及著名学者希尔斯（Edward Shils）的观点，美国的两大政党虽然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但总体上仍属于自由主义的不同派别。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特朗普的政策仍然是在自由主义体系内部的调整，而非对其根本性的颠覆。
如果我们将特朗普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政策和上文所描述的思想界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和反思联系在一起来考察，可以发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对左翼自由主义的反思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得到回应。正如19世纪英国“新型自由主义”的理论激发了二十世纪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的转型一样，几十年来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在政治实践中出现了对应的改变。
然而，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是否会动摇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从历史经验看，民粹主义往往会拥抱一个强人作为领袖。领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领导人，他具有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特质，是人民利益与意志的真正代表。他不仅是政治家或行政领导人，而且是面对危机的领路人。他是行动者而不是口头宣教者，能够迅速作出决定，采取行动，甚至在必要时诉诸暴力。他具有反智特征，蔑视那些墨守成规的政客，蔑视那些在法律框架下循规蹈矩的懦夫。他要冲破现行法律与传统，代表人民的意志，带领人民克服危机，走向光明。惟其如此，民粹主义具有导向威权主义甚至独裁政权的可能。
不过，美国宪政体系具有强大的制衡机制，联邦制、市民社会及言论自由等共同构筑了防线，尽管特朗普可能加强行政权力，突破部分宪制惯例，但从根本上颠覆美国宪政民主的可能性仍然有限。
相比于国内层面的政治变局，特朗普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冲击或许更加深远。
二战以来，美国主导建立了一套以多边合作、自由贸易、民主价值观推广和国际机制运作为核心的全球秩序。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无疑对这一体系造成了显著冲击，并引发了关于其未来存续的激烈讨论。
首先，特朗普政府对多边主义的削弱，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最直接的挑战。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削弱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反映出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发生深刻变化。其次，他重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动对不少国家的贸易战，推行重商主义经济路线。这不仅违背了战后确立的自由贸易原则，也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再次，特朗普放弃了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外交，甚至公开蔑视国际法与国际惯例。
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调整，势必会削弱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的吸引力，也将间接助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基石，法治与市场经济仍然在许多国家具有深厚根基。同时，全球化与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也需要某种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在美国影响力减弱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或许会进行自我调整，以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
当今自由主义在全球面临的挑战，不禁让人想起一战后欧洲自由主义的低潮期。然而，意大利自由主义思想家拉吉罗（Luigi Einaudi）在1924年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时，依然坚信自由主义的生命力。他断言：“自由主义的危机虽然深远，却远非无可挽回。自由主义的生命力不仅源于其制度，更在于其价值观。”他坚信，自由精神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是推动进步的关键动力。“没有自由，宗教信仰会堕落成麻木奴性的服从，科学会凝固成教条；艺术会枯萎成模仿；经济财富的生产会衰退，人类的生活也会沦于动物群体的水平。自由是一种可贵的力量，它努力突出自己宣传自己，给所有人新颖而富于创建的基调——那便是精神的基调，那便是个人独特的标志。”
今天，西方自由主义者是否仍能保持这样的乐观态度？尚待时间检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主义未来会走向衰落，还是在危机中获得新生？如果它走向消亡，后自由主义时代将是一个充满秩序、和平与正义的世界，还是充满无序、冲突与不公的时代？这一切，或许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