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旅游吸引物是旅游者寻找和体验文化符号并享受其意义价值的象征系统。数字媒介环境下，游戏媒介为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传播尤其是青年化传播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研究数字游戏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对于广泛传播中华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力量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文化旅游吸引物作为数字游戏的传播对象，需要通过再表征成为游戏内的符号实体，并在与游戏用户的互动中完成符号的意义传递。基于对文化旅游吸引物系统中的表征符号、再表征后的游戏符号和游戏用户等要素的内在关系分析，提出在游戏的设计过程中要选择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理想并具有游戏适性的文化旅游吸引物，积极运用像似符号对其再表征，重视游戏用户的主体地位，同时应用融合“涵化”理念的游戏用户本位游戏模式，增强游戏用户对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情感联结。

【关键词】数字游戏；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机理；路径

【作者简介】秦宗财，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文化产业研究》栏目。

旅游吸引物是旅游活动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旅游系统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近年来，许多游戏开发商开始和旅游目的地合作，在游戏中植入相应的旅游吸引物，推动了游戏与旅游互动局面的形成。典型的如在国产数字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场景中，出现了大量山西传统建筑，掀起了数字游戏古建筑IP的“线下探秘热”。由此可见，作为新兴数字媒介的代表，数字游戏已经突破娱乐属性，凭借其广大的受众群体、场景化表达、跨时空特性以及趣味性等优势，已然成为文化传播和创新的重要媒介。文化旅游吸引物是旅游者寻找和体验文化景观符号并享受其意义价值的象征系统，有着有形的地理景观印象和无形的精神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游戏媒介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旨在厘清数字游戏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利用游戏媒介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实践路径。

一、文献回顾

旅游吸引物，即“吸引旅游者离开自己的家，前往其他非家庭环境（non-home）地点进行旅游的所有元素”，是由旅游者、核心吸引物和标识物组成的旅游吸引物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作为核心吸引物的人、事、景、物，均构成旅游吸引物的不同现实表征。在后消费主义时代，旅游目的地之所以会吸引人们的关注，往往并非源于其景观自身的独特客观属性，而是由于核心吸引物在社会价值与理想的熏陶下符号化为标识物，从而产生了有别于景观本身的文化表征信息并对旅游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已然成为强化民族文化特质、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战略。文旅融合通过深刻阐释旅游吸引物所蕴含的文化象征内涵，唤醒旅游者内心深处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记忆，使其产生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进而激发其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当下，越来越多的旅游吸引物已经转型为承载着国家记忆和族群记忆的“文化旅游吸引物”。文化旅游吸引物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旅游者感受到深刻的集体归属感，进而促进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形成。例如，长江流域在羌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的滋养下，早已突破了原有的自然属性，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民族想象和文化理念的长江文化旅游吸引物。旅游者的长江旅游体验可以视为“领土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开端，同时也是旅游者自我身份认同的起始。因此，推广文化旅游吸引物不仅是一种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更是凝聚情感力量、唤起旅游者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共振的重要途径。

由此，加强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游戏媒介传播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关于游戏与旅游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产业协同、体验重构与认同建构等方面展开。从产业协同机制来看，网络游戏和旅游在内在属性、市场需求特点及社会服务功能等多个层面存在较高的契合性。文旅元素的嵌入使得游戏更富有文化内涵，并且可以节约游戏开发商的创作成本；而旅游吸引物凭借游戏的传播也提升了知名度，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游戏和文旅的产业协同呈现出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从游戏用户的具身体验来看，将文旅元素融入开放世界游戏的规划设计，有助于提升数字游戏的临场感和体验感，增强用户的参与度和沉浸感。从文化认同建构的角度来看，融入文旅元素的数字游戏能够让用户在游戏过程中习得游戏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促进用户群体集体记忆与文化自信的建构，增加用户的中华文化认同感。

总体而言，学界已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关于游戏与文旅元素互动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但仍以宏观层面的讨论为主，多聚焦于游戏与旅游之间的合作模式与应用效果，而针对文化旅游吸引物在游戏媒介内部的传播机理进行系统性探讨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文化旅游吸引物的内涵丰富多元，涵盖多维度的历史文化要素，孕育了多元并存、交融互补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文化形态和文化景观既展现了各地独特的地域特色，又在历史进程中相互碰撞与融合。如三星堆、屈家岭、良渚等文化遗址不仅有着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还通过长江这一自然线路实现了文化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在借助游戏这一媒介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时，需要充分考虑其文化价值意蕴及其有效的符号化呈现，为塑造可爱可信可敬的国家形象赋能。鉴于此，本文尝试厘清文化旅游吸引物在游戏传播的上游（即游戏创意设计）与游戏传播的中下游（即游戏媒介化传播过程）的作用路径，从而构建以游戏为传播媒介的研究框架，为数字游戏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践路径。

二、数字游戏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作用机理

游戏作为特殊的传播媒介，具有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功能。那么，游戏是如何发挥这种传播功能的？其具有怎样的内在机理？

游戏可以作为文化旅游吸引物传播的一种“升维媒介”。一方面，游戏可以为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传播提供可视化空间。不同于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游戏更加关注文本表征的空间向度，游戏空间具备明显的可感知、可深度体验特征。具体而言，社会化媒体作为第一层虚拟空间，没有明显的边界，具有弥散性。而游戏空间则是建立在这种虚拟空间之上的第二层虚拟空间，具有清晰的边界，并且拥有自身独特的宇宙观。这种独特的可视化虚拟空间赋予了文化旅游吸引物更为多元的表征形式，为文化旅游吸引物的场景化表达提供了空间基础。另一方面，游戏具备独特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机制。游戏独特的情境创设能力和沉浸式的交互体验机制改变了用户与文化旅游吸引物的邂逅方式，使得用户从“观看”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桎梏中挣脱，进而在特定游戏情景下通过自身与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之间的互动，切身“体验”到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用户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旅游吸引物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意涵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与认同，从而更易激发其潜在的旅游动机。

想要更好地发挥游戏作为文化旅游吸引物传播媒介的功能，应当厘清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游戏媒介传播机理。作为媒介传播的符号，包含对象（object）、再现体（representamen）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个相互依存的基本要素。基于此，本文从对象、再现体、解释项三个要素的内在关系逻辑出发来厘清数字游戏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作用机理。

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文化旅游吸引物实际上是核心吸引物（对象）、文化标识物（再现体）与旅游者（解释项）之间的一种效能关系。然而，当在游戏语境下探讨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传播时，需要重新理解其内在的符号关系。在游戏语境中，文化旅游吸引物与符号的三元构成要素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核心吸引物与对象、标识物与再现体、旅游者与解释项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相反，整个文化旅游吸引物被重新构想为独立完整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在游戏世界中承担了一个新的角色，即新的三元关系中的“对象”；而游戏中构成游戏角色和场景的游戏符号则成为新三元关系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再现体”；与此同时，用户在这一新三元关系中扮演着新的“解释项”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对新三元关系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表现形式及其传播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旅游吸引物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存在，而是游戏的主动参与者。其中，原先文化旅游吸引物系统中的旅游者身份转变为“游戏制作者”，其将自身所理解的文化旅游吸引物嵌入游戏。正因如此，游戏制作者成为游戏传播中的关键一环，决定着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游戏内表征形态以及用户的游戏文化体验。在游戏设计过程中，游戏制作者将抽象化的文化旅游吸引物系统再表征为游戏中具象化的游戏符号，这些游戏符号成为用户所能直接接触的游戏文化内容。这种再表征不仅赋予了文化旅游吸引物新的意义和维度，也为游戏用户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和动态的互动体验。例如，国产手游《天涯明月刀》开发商通过与福建永定客家土楼达成战略合作，将振成楼等世界文化遗产数字化重建于游戏世界中，使客家文化旅游吸引物在虚拟空间中成为用户可探索、可驻足、可理解的文化对象。而在用户体验过程中，用户通过与游戏符号的互动，对文化旅游吸引物进行主观性和创造性的意义解读与再创造。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的体验不仅仅是对文化意涵的单向被动接收，而且是在游戏制作者所构建的赛博空间中主动地生成属于自己的意义体系。用户的文化体验不是仅限于单向的符号接收，而是通过互动和情感参与，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审美偏好和情感需求对文化旅游吸引物进行个性化的解读，进而逐步形成对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个人化、主观化的再诠释。例如，在游戏《我的世界》中，众多用户以真实文化旅游吸引物为蓝本，自发构建了诸如布达拉宫、北京故宫、丽江古城等中国地标IP的数字化模型。这些虚拟景观虽然以现实文化空间为参照，但每一位用户的创作方案在建筑风格的还原度、色彩搭配、空间布局上都展现出个体化的理解与再创造。这种创作并非完全忠实于现实，而是融合了用户的审美趣味、个人经验与情感记忆，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文化再编码”行为。与此同时，这种参与会不自觉地激发用户对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情感联结过程。在用户与游戏符号互动的过程中，游戏制作者与用户之间会产生心灵上的沟通，用户在游戏中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所形成的遍历文本成为游戏制作者与用户之间的共同解释项。在共同解释项生成过程中，游戏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因其独特的互动性和沉浸感，促使用户深度参与其中。游戏环境中游戏角色所经历的各种情节，均由用户操控并亲身体验相应的情绪反应。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使得用户易于忘记现实世界的自我定位，并对游戏角色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甚至达到自我与角色的融合状态。最终，用户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自身对于文化旅游吸引物的认识，并产生一种深层次的情感联结。（见图1）

图1 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游戏媒介传播机理

三、数字游戏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实践路径

本文聚焦于文化旅游吸引物、表征后的游戏符号以及用户三个方面，探讨它们如何作用于用户的体验以及用户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以揭示数字游戏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实践路径。在实践层面上，数字游戏传播文化旅游吸引物本质上依赖于数字游戏文化内容的筛选逻辑、传播符号的呈现逻辑以及用户接受的效果逻辑。

（一）注重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文化匹配性

在分析如何选择合适的文化旅游吸引物之前，首先应当明晰符号的意义生成与传递机制。McCracken的意义转移模式揭示出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过程是对商品的符号意义的消费过程。马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与“意义转移”模型，为我们阐明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化过程中的意义双重转移机制提供了重要借鉴。首次意义转移指的是社会世界中神圣价值理想被转移到核心吸引物上，从而使其成为承载这些价值理想的符号，这是核心吸引物成为文化旅游吸引物的关键阶段；第二次意义转移发生在消费者体验过程中，消费者将文化旅游吸引物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内化到自身。

与此同时，在文化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及其意义的双重转移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的、涉及符号和接收者之间的“双重匹配”过程。在文化旅游吸引物从其原始文化语境向消费者心理世界的转移过程中，不仅涉及意义的转移，更涉及符号和接收者之间的匹配机制。首次意义转移是将社会价值理念与文化旅游吸引物特征相匹配，确保核心吸引物能够有效传达其所承载的机制理想，为其转化为具备深刻文化意义的文化旅游吸引物奠定价值基础。第二次意义转移则是消费者个人价值观、情感和认同与文化旅游吸引物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之间的匹配，这促使消费者在心理层面上与文化旅游吸引物产生共振，深化情感联结。这一双重匹配过程是意义双重转移过程的底层逻辑。它不仅涉及文化意义的传递，更关乎如何使这些意义在消费者心中生根发芽。

综上所述，文化旅游吸引物在意义转移与匹配过程中扮演着中介物的角色，成为联系文化价值与个人体验的关键枢纽。在游戏语境下，文化旅游吸引物成为核心吸引物、文化标识物以及游戏制作者所共同组成的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不仅需要传递文化的核心价值，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游戏适性，确保其能够与游戏的媒介特征相契合，并在互动过程中增强用户的沉浸感和参与度。换言之，游戏制作所选的文化旅游吸引物需要通过符号化和游戏化的结合，成为连接文化与娱乐的桥梁。游戏作为以复合视觉场景赋能文化沉浸式体验的传播媒介，通过多模态符号复合表征、跨界面交互叙事以及具身化情感激发的传播机制，为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游戏传播提供了独特的优势空间。通过将高文化匹配性的文化旅游吸引物融入游戏互动机制、场景和故事情节叙事，用户在享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能深刻感知到文化旅游吸引物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涵。这一结合不仅使文化价值在动态的用户游戏体验中得以生动呈现，更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用户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和向往，激发用户潜在的旅游动机。因此，选择合适的文化旅游吸引物作为有效传达文化价值和引起用户情感共鸣的传播对象，是游戏设计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确定文化旅游吸引物时，应当优先考虑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具有广泛社会认同、体现民族文化特色与精神意涵的符号。这些符号通常被赋予了社会主流价值与理想，与大多数用户的精神需求相匹配，能够在心灵层面与用户产生深刻的共鸣。此外，符号的选择还应具备一定的游戏适应性，与游戏的美学风格和交互逻辑相契合，能够自然地融入游戏的互动机制，成为游戏系统的一部分，使文化价值在动态的用户游戏体验中生动呈现。在网易游戏《逆水寒》与雷山县的跨界合作中，游戏地图“青天寨”巧妙地引入了雷山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江千户苗寨，将其变成了地图中的核心场景。西江千户苗寨不仅因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而闻名，更因其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魅力与底蕴而被广泛认可。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与理念十分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满足了大多数用户的精神追求。同时，其建筑形式和空间布局也与《逆水寒》本身的东方古典美学高度契合，为场景设计提供了极强的视觉兼容性与交互空间。这种文化与游戏风格的高度耦合，使得西江千户苗寨在游戏中自然地转化为可探索、可叙事的核心场景，并成为用户在游戏世界中体验民族文化、感知历史温度的重要媒介。《逆水寒》通过选择与游戏主题风格和交互需求相契合，与消费者价值观、情感和认同相匹配的西江千户苗寨作为游戏传播的对象，成功实现了文化旅游吸引物在游戏中的意义传递。

（二）运用像似符号再现文化旅游吸引物形象

在游戏环境中，再现体承担了符号的载体角色。这里的“符号”并非直接指向作为对象的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而是指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经过游戏内再表征后形成的新的符号，即这种新符号源自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但在游戏中通过创意的转换和再创造，演变为具有游戏特色表现形式的新符号文本。在由对象到再现体的再表征过程中，多样化的表征手段使得文化旅游吸引物产生了表现形式各异的符号文本。这些不同形态的符号文本承担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和意义。根据“符号—对象”的关系，符号形体分为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和规约符号（symbol）三类。相较于依赖名称与所指特征之间的概念关联或习惯性连接的规约符号和引导人们的注意力指向特定的对象而非直接描述的指示符号，像似符号通过视觉等感官上的相似性来展现话语主体之间的相似性或类似性。从像似符号到指示符号再到规约符号，实质上是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之间抽象程度增加的过程。随着符号由具象向抽象过渡，读者对其的理解难度亦相应增加。因此，在游戏设计中选择恰当的符号形态对于用户理解和接受文化旅游吸引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选择不仅影响着信息传达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游戏体验和用户对文化旅游吸引物文化内涵的认知和吸收。

在游戏情境中，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通常承担着向用户提供提示和作为交互元素的角色。这些符号通过显示方向、状态变化或表示某些特定的游戏机制，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参与游戏世界。例如，指示符号可以用来指向重要地点或显示角色的健康状态，而规约符号则可用于游戏的等级系统或标记不同类型的任务。相比之下，像似符号则是表征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的理想选择。游戏中的文化旅游吸引物，其传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对游戏内容的理解和认同。而像似符号正是通过其高度的视觉相似性传达文化旅游吸引物的相关信息，帮助用户迅速建立起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联系，从而不断强化用户对文化旅游吸引物的认知和理解程度。与此同时，运用高度相似的符号来构建游戏场景对提升用户的沉浸感具有重要作用。游戏沉浸是一个多维度的体验，它要求用户能够积极参与并投入虚拟环境，深入游戏情节并与之融为一体，而空间沉浸（spatial immersion）是实现这一目标最为直接的途径。当游戏场景描绘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旅游吸引物时，像似符号的高度相似性能够让用户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旅游环境中，从而获得更为强烈的真实体验，进而增强游戏沉浸感。因此，在游戏设计中，应抓住文化旅游吸引物的独特特性，发挥像似符号的易感知优势，对其进行细腻刻画，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还原文化旅游吸引物的原貌灵韵。例如，通过实地考察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利用3D扫描、建模、实时渲染等现代化技术，精准捕捉吸引物的人文与自然风貌，并将这些元素在游戏中高度还原。在游戏《黑神话：悟空》中，游戏开发商就借助强大的UE5游戏引擎，通过精细化的图像渲染和高精度的建模技术，打造了一批可识别性极强的像似符号，生动还原了我国众多古代建筑。例如，游戏运用大量像似符号再现了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的“极繁美学”，将“漫天神佛”的壮丽场景展现给用户，这种高度的视觉共鸣使得用户不自觉地与现实中的小西天建立起联系，使其仿佛真正置身于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建筑之中，成功激发了用户对于山西古建筑文化的探索热情。游戏利用高度还原的像似符号成功营造出一种深度沉浸的环境体验，使用户能够在游戏中感受东方古建筑文化的魅力。在游戏的影响下，许多用户跨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前往山西旅游，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嵌入游戏的意义也得以凸显。

（三）应用融合“涵化”理念的用户本位游戏模式

在游戏中确定传播对象及其表征形式虽然至关重要，但这些元素的最终目的是提升用户对文化旅游吸引物的认知、理解与认同。因此，解释项作为研究文化旅游吸引物在游戏中传播的关键，代表了“人”对文化旅游吸引物的独特感知和情感认同。这种感知和认同决定了吸引物是否能够有效通过游戏媒介激发用户对旅游目的地的兴趣。与宣传片、影视剧等传统旅游吸引物的宣传文本不同，在游戏情境下，共同解释项是用户在游戏剧情推进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属于自己的遍历文本。制作游戏的过程仅仅是游戏制作者将其对文化旅游吸引物的理解和认识植入游戏的过程，是生成用户与游戏接触前本就存在的“游戏内文本”的过程。而只有当用户在游戏过程中不断对游戏内的再现体符号解读出新的意义，并在游戏剧情的推行下形成了新的由游戏制作者和用户共同创造的“游戏文本”之后，游戏制作者与用户才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心灵上的融合，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的意义才真正完成传递。游戏相较于传统文本最大的区别也体现在此：其将传统文本中的“人物”转换成“游戏角色”，而用户则成为故事的主导者。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旅游吸引物通过再表征转化为具象化的游戏符号，并在与用户的互动中实现了意义的传达。相较于传统文本的单向意义输出，游戏通过“程序修辞机制”和“参与式叙事”创设了独特的文化认知孵化器。其核心在于建构游戏用户和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系统之间的动态意义互动场域。这种互动模式大多依赖于游戏剧情的推进，在用户扮演角色并体验故事的过程中，游戏角色与用户自身的角色相互融合，使得用户产生一种移情心理，并且这种移情心理会在由像似符号所构建的场景之中变得更加深刻和真实。在游戏体验过程中，用户可能会暂时吸纳角色的特质，改变自我感知，甚至内化角色的情感、价值观和身份。这种特殊的认同感进一步联结了用户与文化旅游吸引物之间的情感，促使其对文化旅游目的地产生虚拟的地方依恋。通过这种深度的身份融合和情感投入，用户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体验和内化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参与者。

因此，在游戏设计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用户的主观能动性，以用户本位为导向，运用“涵化”设计策略。一方面，通过精巧编织与文化旅游吸引物相关的故事情节和多层次的任务架构，潜移默化地引导用户在享受游戏的同时自觉探索、体验并内化文化旅游吸引物的文化意涵；另一方面，通过拓宽游戏自由度，延伸游戏内的探索范围与创新边界，鼓励用户在游戏世界中对文化旅游吸引物进行探索、诠释和再创作，催生出每一位用户与文化之间独特而深厚的情感联结，使其形成自身独一无二的地域文化认知与记忆烙印。正如在游戏《江南百景图》中，通过开设杭州、徽州、苏州、应天、松江五座江南城市，让用户以“江南知府”的身份角色负责规划和管理这些城市。游戏不仅在设计上凸显了这些城市中的文化旅游吸引物的独特视觉和文化元素，还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任务和挑战，引导用户与各种文化旅游吸引物符号展开深度互动，对所辖城市实施有效的管理并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与此同时，游戏中的高自由度为用户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允许他们根据个人偏好自由规划城市布局和发展方向，进一步鼓励用户进行探索、实验和创新。这种设计不仅使每位用户拥有独特的游戏体验，同时也促使他们在游戏世界中形成了个性化的记忆和故事，让用户在其所管理的城市日益繁荣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从而成功构建一种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情感纽带。《江南百景图》出色的游戏设计自上线以来便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吸引了大批用户积极参与，引发了用户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的探索热潮。

四、余  论

本研究聚焦于游戏媒介中文化旅游吸引物的表征和传播，特别强调了游戏内部设计在增强文化旅游吸引物游戏传播效能中的关键作用。聚焦于文化内容、符号形式以及意义生产三个方面，提出在游戏的设计过程中要选择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理想并具有游戏适应性的文化旅游吸引物，积极运用像似符号对其再表征，同时重视用户的主体地位，应用融合“涵化”理念的用户本位游戏模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动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传播，单靠游戏内部的设计是不够的。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以更宏观的视角分析如何利用数字游戏媒介促进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传播。

一是打破虚拟与现实的维度壁垒。在数字游戏中植入文化旅游吸引物，通过虚拟媒介激发用户对现实文化地景的兴趣，将用户感知从虚拟向现实迁移以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化，这是游戏传播潜在的重要外化成果之一。因此，打破虚拟与现实的壁垒至关重要。目前，一些游戏厂家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线上与线下的联动。一些联动不仅将线下的旅游吸引物植入游戏，还将游戏内的标志性建筑物、游戏道具等反向迁移到现实之中。例如在《原神》与张家界景区的跨界合作中，游戏内的经典建筑“传送锚点”和游戏道具“岩之瞳”就出现在了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标志性5A级景区内。然而，目前景区与游戏间的虚实联动还较为简单。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加重视如何实现虚拟游戏与现实景区的深度合作，以及如何利用这种合作模式来提升游客的体验和满意度。这不仅涉及将游戏元素物理性地呈现在现实世界中，还包括如何在情感和文化层面上实现虚实互渗，真正打破游戏与现实的维度壁垒。

二是多媒介联动促进吸引物传播。在媒介融合时代，更应该注重多媒介联动的重要性。香农的信息论表明，一个信息系统在拥有更多的符号选择和更高的熵时，该系统最大可能的信息传输率也就越高，其核心旨意在于信息创建和信息传输比信息本身更为重要。在游戏中，部分抽象的文化元素有时难以通过符号呈现被用户所理解。一些具有复杂内涵的文化旅游吸引物或者一些较为隐晦的文化表达方式可能需要游戏开发商或一些自媒体在其他媒介中对其含义进行解读，为用户提供系统化的文化阐释，促进用户对文化的理解与吸收。因此，未来的研究中还应当关注如何构建游戏对文化旅游吸引物塑造与传播的多主体协同、全媒介融合新机制，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各种媒介间的互补优势来激发传播活力，形成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传播网络，从而实现传播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