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此前后，中华民国先后有十余位中国驻美公使或大使。他们是：张荫棠（1912年1月1日—12月27日外交代表—1913年6月21日公使）、张康仁（1913年6月21日—1914年4月6日二等代表）、夏偕复（1913年12月26日—1915年12月9日）、顾维钧（1915年10月25日—1920年10月21日）、施肇基（1920年9月29日—1929年3月3日）、伍朝枢（1929年1月21日—1931年9月25日）、容揆（1931年6月5日—10月5日以参事身份代理公使）、颜惠庆（1931年9月25日—1933年1月7日）、严鹤龄（1931年10月8日—1932年12月21日以参事身份代理公使）、施肇基（1933年1月7日—1935年6月28日公使—1936年8月25日大使）、王正廷（1936年8月26日—1938年9月17日）、胡适（1938年9月17日—1942年9月11日）、魏道明（1942年9月12日—1946年6月12日）、顾维钧（1946年6月27日任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

胪列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中国驻美大使通常为职业外交官或经受过外交工作历练的官员，其中与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有着渊源关系的就有施肇基、颜惠庆、顾维钧、严鹤龄等，像胡适这样的学者出任大使绝无仅有。在抗日战争这个最艰难的时刻，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可谓临危受命，重任在肩。

如何评价胡适担任这一要职的工作成绩，学界历来存有争议。一派意见认为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忙于演讲，疏于政务，在外交上成就有限，收获不大。最近出版的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一书对胡适使美工作作了颇为详尽的讨论，认为相对于他的前任王正廷，胡适不管从外交能力，还是工作效率显然要胜出许多；但与1940年赴美谈判的宋子文相比，胡适似乎又较为弱势而没有作出多少实际的贡献。另一派意见认为胡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作出了他个人力所能及的努力，胡适的工作成就不可低估。综览中文世界已有各种意见，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作出评判，很少顾及甚至完全无视当时美方媒体的反应这一视角。西方历史学者如贾祖麟（Jerome B.Grieder）、保罗·赫尔（Paul Hyer）认为，胡适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驻美大使，对他抗战时期为提高中国及其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所作的诸般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但他俩的研究也不见采当时的欧美新闻报道材料。这正是本文调换视角，选取以美国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对胡适的报道为文本，分析美国舆论对胡适使美工作看法的主要依据。需要说明的是，抗战时期报道胡适活动及言论的美国新闻媒体远不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两家，我们择取这两家作为案例，不过是以之作为观察美国主流媒体动向的风向标。两报对胡适的工作言行和处世表现的报道，应可成为我们评价胡适使美成就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使美初期繁忙的游说活动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了任命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消息。第二天《纽约时报》即以“王博士辞去驻美使节职务——胡适博士在华盛顿获得这一职位”为题报道了这一新的任命，文章介绍胡适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报道称中国大使馆和大使本人均未对这一变动发表任何评论。《华盛顿邮报》当天也作了类似的报道，不过在文章结尾提到“中国驻美使馆一名武官，昨晚否认使馆收到王正廷博士辞职的任何消息”。

9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欢迎大使》一文，表示美国人为胡适接受大使一职而高兴，因为他是唯一能够代表新旧中国最好的人选。文章介绍了胡适在美国的教育背景，赞扬他发动“文学革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在对日斗争中以“争取自由”激励自己的同胞。文章还认为胡适是一位开诚布公的外交官，预言他的上任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华盛顿邮报》当天发表题为《中国特使》的文章，同样也对胡适被指定为新一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作了积极评价。以后，10月7日、9日《华盛顿邮报》两次刊文报道胡适就职和受到国务院接待委员会的欢迎，同时提到胡适过去缺乏在政府工作经验的履历。

10月28日下午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胡适，在递交国书时，胡适发表讲话： “我一生中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贵国度过的，并在您执政的6年中对贵国进行了4次访问，我认为自己特别荣幸这次被委任为我国政府驻贵国的官方代表，我在贵国接受了重要的教育，并结识了许多热情的朋友。因此，我将努力促进和加强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传统友谊和文化关系，我愉快地接受这一职责。”罗斯福总统对胡适讲话作了答复：“您在教育和文学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您在美国的广泛联系，使您非常有资格促进我们各自国家之间的了解，因此我特别欣赏您的保证，您将把努力加强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友谊和文化关系作为愉快的职责。在这一努力中，您会发现我国政府的官员已准备好真诚地合作。”“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慷慨评论使我非常满意，我想向您保证，美国政府将继续倡导维护和促进国际法准则和的有序进程，这些准则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并反过来促进文明的发展。”

10月29日《纽约时报》对此作了报道，特别提到罗斯福向胡适保证，“美国将继续倡导维护和推进国际法准则和有序进行”。但没有释放承诺支持中国抗战的信息，给外界的印象是美国对卷入中日战争的兴趣不大。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发文称，胡适说中日战争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直到我们得到公正和光荣的和平的保证”，他不相信苏联会加入这场战争。11月3日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抗日战争进展的长文，其中有一小段报道了胡适访问白宫的情况，称他在白宫宣读了一份蒋介石发表的宣言摘录。

胡适上任驻美大使后，即开始展开紧张的游说活动。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和声俱乐部（Harmonie Club）发表演讲，当时即感到胸口不适。第二天中午忍痛赴李国钦邀宴，并在律师俱乐部（Lawyer’s Club）发表演讲。12月5日《纽约时报》以《中国特使受到表彰》为题报道了胡适在和声俱乐部的演讲，胡适在讲话中呼吁民主国家，如果不加入对日作战，至少禁止向日本提供军事武器和战争物资。《华盛顿邮报》12月5日也报道了这次活动，它援引胡适的话说，“中国简直是血战到底”，“如果我们不打持久战，我们就不可能消灭敌人”。

胡适生病住院后，12月8日《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胡适博士在住院》的新闻报道中首次对外披露了胡适患病的消息，并说胡适正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Columbia-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的哈克尼斯住院部（Harkness Pavilion）休息，他的病是由于“最近在华盛顿演讲时出现的轻度过劳”引起。报道进一步评论说，尽管胡适的身体无大恙，但目前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院。12月3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中国大使给医院100美元》的文章中提到，胡适向联合医院运动（United Hospital Campaign）捐赠了100美元，因为他所在的长老会医院是参与这场运动的医院之一。该文提到胡适在这家医院已经住了几周，这意味着他的住院时间比最初预期的要长。《华盛顿邮报》没有报道胡适的病情，只是在1939年1月4日一篇题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招待51个国家的外交官》的报道中，提到“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出席晚宴的重要国家”，这实际上委婉地告诉外界胡适缺席这次活动，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从现有材料可见，胡适住院期间，他仍继续保持与外界的联系，继续履行其大使职责。在此期间发生的最严重事件就是汪精卫出走越南河内。12月27日驻英公使郭泰祺密电告知这一消息，28日王世杰又电告此事，告知“已向蒋介石建议并得同意：（一）请汪勿作反乎国策的公开表示；（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三）勿住港，可游欧。要胡适电汪恳劝”。29日胡适遵嘱致汪精卫电：“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然汪不为所动，一意孤行，当天即在河内发表了预谋通日的“艳电”。

1939年1月2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胡适，告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处分决定：“汪之言行，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所不容。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掌。”随即胡适与重庆方面多次电文来往，商讨对策，对美国的远东政策和孤立主义问题，胡适在1月内至少8次电告重庆方面。

胡适这次住院时长2个月11天。1939年2月20日出院，《华盛顿邮报》2月21日刊文《中国大使回来了》，称在纽约病了一段时间的胡适昨晚回到了华盛顿。一个月后胡适身体逐渐恢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又开始出现他参加各种活动的追踪报道。从后续报道中，人们似乎感觉不到疾病困扰胡适工作的阴影存在，也没有产生胡适不能胜任工作的负面印象。

1939年5月8日，胡适做了一次体检，血压正常、心脏也很好。他又开始活跃起来，6月5日，胡适只身前往纽约。6月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上，胡适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担任大使后获得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6月7日，《纽约时报》以《威尔斯概述维护世界和平的三点计划》为题报道了这次活动。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mer Willes）关于理想主义的讲话，以及胡适如何将自己和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博士（Dr.Edward Benes）称为“国际理想主义破灭的受害者”。文中还提到，贝奈斯博士在自己的演讲中表达了与胡适的一致意见。6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罕见地用了一整版的篇幅刊登记者伍尔夫采访胡适的长文——《胡适为中国鼓与呼》。该文首先提到胡适刚获得的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和即将获颁芝加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介绍胡适是如何对西方产生兴趣的、他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业，将胡适定位为一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外交家、哲学家和作家，形容他聪明谦虚，然后援引胡适本人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近两年来，中国人民竭尽全力抗击侵略，为民族存亡而战。然而，全力以赴还远远不够，以血肉之躯与精良的机械装备对抗，能力毕竟有限。

为了尽快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恢复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解除几千万人民的苦难，极有必要采取一些积极的国际行动。

让我提醒一下贵国是如何诞生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在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面前美国军队没有放弃战斗;第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英军在约克镇投降的前一年，英国几乎在和全世界交战，它在各地的殖民地都受到了严重威胁。这种不利情况阻碍了英国向美国战场增兵。

我作这个历史类比的寓意很明确。中国的最终胜利，也同样取决［于］这两种因素。中国别无选择必须战斗到底。国际局势也必将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我们不指望任何国家拿起武器为中国而战，但我们确实希望，而且我觉得我们有权利希望，正义的良知和共通的人性终占上风，感动那些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的男人和女人后，拒绝向一个违反条约、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提供不人道的军火和战争原料。

这番话比较典型地表现了抗战初期胡适对中日关系及抗战前途的基本观点。文章最后谈到胡适作为外交官而不是哲学家的感受。他说：“比起大使馆，我更喜欢图书馆。但是在这些日子里，一个公民必须尽到他的职责，当我的国家需要我赴美就任，我便来了。……在我看来，那些从公共生活退隐的哲学家比那些担任公职的哲学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例如，人们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之父和劳工运动之祖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其著作对世界发展的影响难道不比许多真正从政的哲学家的影响更为深远吗？”这多少反映出胡适内心深处仍想回到学者书斋的心迹。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似乎成了胡适的传声筒和宣传工具。他们追踪报道胡适出席的各种活动，及时传达胡适的反日声音。《纽约时报》6月21日刊登了一篇题为《胡适眼中日本在天津的虚张声势》的长文，报道了胡适对日本封锁英法在天津租界的反应，称他对天津的局势深感关切，认为日本人在吓唬人；国务卿赫尔的声明将“使日本人恢复理智”。报道还说，胡适认为美国的调解不太可能影响局势，因为事态发生在日、英之间，日本不会容忍第三方来插手调解。

1940年以后，中国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的艰难时刻，胡适的抗战言论因此也变得越来越激烈。1940年7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承诺抗战到底》一文，报道了胡适在世博会美国医疗援助局中国馆落成典礼上的讲话。胡适称对日战争是中国的“和平与自由战争”，他把中国长期抗日与美国独立战争相类比。胡适的讲话打动了现场的听众，在场的市长拉瓜迪亚（La Guardia）表示，中国将继续战斗，直至到达自己的“约克城”。他代表美国人民对胡适的决心表示钦佩，并敦促纽约市民支持美国对华医疗援助局的工作。报道引述拉瓜迪亚市长的话说，“在当今的事件中，没有什么比中国人民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斗争更令人鼓舞了。因此，让我们团结在这个委员会周围，回应他们的呼吁。”胡适的现场讲话显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0月20日《纽约时报》在第10期《纽约先驱论坛》（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当前形势的文章。文章的主体部分是讨论与当前事件相关的各种信息，胡适被安排在“拯救西方世界的民主”这一组发言，他讲话的题目是“拯救中国的民主”。10月25日《纽约时报》刊文提供了在此次活动中比《纽约先驱论坛》更为详细的讲话摘录。该文引述胡适的谈话说，对日作战的意义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现在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和大英帝国在同一场世界大战中是站在同一边作战的，如果美国军队不参与的话，战争将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胡适呼吁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对日战争：“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思考同样的老问题，拯救民主。”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仍然在美国人民手中。如果美国不愿直接参战，那就必须做两件事：第一，美国必须向中国和大英帝国提供一切有效的援助，以赢得这场战争。第二，当战争胜利时，我相信它一定会胜利，美国必须积极参与缔造和维护和平，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并在其背后拥有强大的组织力量使世界确保民主与和平。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这项任务肯定会再次失败。《华盛顿邮报》引述胡适在论坛上的讲话，要求美国继续帮助英国和中国。

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抗战最初的几年里对胡适活动及言论的报道可以看出，当时美国新闻界并未受限政府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对中国的抗战冷眼相待，而是对胡适这位抗战大使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舆论上的支持，这样一种同情的赞助态度，多少是出自其作为新闻记者职业操守的本能和对维护正义原则的坚持，同时也与胡适在美国的广泛人脉和极富感染力的演讲风格有关。胡适不是一般的职业外交家，他具有强于普通外交人士的演讲才能和交际技艺。日本方面对胡适的游说活动非常恼怒，《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大使的巡回演讲激起东京的愤怒》的文章提到，《日本时报》认为胡适正在把美国拖入战争，指责胡适到处演说，煽动美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使美国卷入战争。对胡适到处游说美国参战，“美国总统能否履行其保证不会让美国卷入战争的承诺”发出疑问。代表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甚至认为，日本需派出三个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适的强大攻势，哪三个人呢？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石，他们分别是文学的、经济的和具有雄辩演说力的专家。

二、密集的募捐活动与朝野社交

英文“Capitalite”这个词来自Capital （首都）+ Socialite （社交名流）的合成，意为华盛顿的社交名流圈，这个圈子由美国政要、商界显贵、媒体名人和各国在华埠的外交官组成。在胡适担任大使的四年期间，他是华盛顿社交名流圈里的活跃人物。胡适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其目的都是围绕赞助中国抗战或中美文化交流而展开。

胡适在华盛顿的相当一部分社交活动是为中国抗战募集捐款，这些捐款来自美国不同的社会阶层。1939年5月16日《纽约时报》刊发《为援助战争孤儿的中国艺术展》一文，宣布当天一场以清代艺术作品为主题的艺术展开幕。胡适和宋美龄为这项活动的名誉主席，所得款项将捐给宋美龄的中国战争孤儿基金会。这次展览将持续5个多月，最后一天是10月28日。同年11月为中国战争受害者筹款举行一次“米饭舞会”，这个舞会是过去两周在美国举行的一系列舞会中的最后一场。按照安排，在最后一场舞会之前，将举行一次晚宴，以表达对胡适的敬意。11月10日晚上，大约有 300人参加了这次“米饭舞会”活动，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募集了1万美元。胡适巧妙地利用这一机会发言，吁请美国取消与日本商业条约的决定。据报道，身为中国平民救济联合委员会（United Council for Civilian Relief in China）主席的西奥多·罗斯福三世（Theodore Roosevelt III）上校表态支持胡适的言论，谴责日本的侵略，并宣称“我们美国人不喜欢任何国家试图对另一个国家实行暴政的意图。”

为了援助抗战中落难的中国孤儿，1940年1月31日华人救助协会在纽约市政厅举行一次募捐活动，由中国知名作家林语堂妻子主持，这次活动邀请了许多富有影响力的演讲者，包括颜惠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Buck），胡适和拉瓜迪亚（La Guardia）市长是这次活动的两位赞助人。3月10日的《纽约时报》刊文宣布将会组织一场交响乐音乐会，为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提供救济筹款。胡适和罗斯福夫人（Mrs.James Roosevelt）是音乐会的两位赞助人，费城管弦乐团里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和著名独奏家将会应邀参加这次音乐会。4月21日《纽约时报》预告，5月5日在中心剧院举行“中国之夜”的戏剧表演活动，罗斯福夫人担任赞助这次义演活动的名誉主席，胡适任名誉副主席，参加表演的男女演员都是来自美国或西方，这次活动所获收入将捐给中国的两家医院、中国战争孤儿基金会和难民康复基金会。《纽约时报》随后还专门报道了出席当天晚上活动的表演者及其相关演出情况。

7月9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提到，胡适出席了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美国对华医疗援助局（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展馆的开幕式。9月15日《纽约时报》预告，9月26日全美数百名为中国医疗援助捐款上百美元的妇女签名的《希望之书》将在中国大使馆递交给胡适，以表达她们帮助中国的诚意。筹划这本书的基金会9月14日声称它的捐款已超过8万美元，目标是在两周内达到10万美元。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是主持这项活动的美国援华妇女委员会主席，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参与了这项活动。胡适9月26日日记简记了当天的活动：“下午我在‘双橡园’开茶会，总统夫人与Pearl Buck递交一本Book of Hope给我（Book of Hope签名的人都是曾捐$100.00以上的。另有些人的名字签在一本American Declaration上）。这一天到的客共三百九十五人。”这显然是一次颇具声势的捐款活动。9月27日《纽约时报》一篇题为《美国妇女向中国致敬》的文章又提到该活动的后续，称“希望之书”运动最终筹集到了9万美元。该书还包含艺术家玛莎·索耶斯（Martha Sawyers）创作的一幅中国母亲的画作，以及赛珍珠为激励中国妇女所写的献词，它将由胡适转寄给宋美龄。

1940年11月1日晚美国对华医疗援助局和中国援助委员会在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为筹款举办一场“米饭”餐会。胡适是会上的演讲嘉宾，他的演讲主题是“中国继续战斗”。胡适列举了中国坚持抗战的三个理由：一是中国如不坚持，过去四十个月的抗战将前功尽弃；二是日本侵略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三是中国如投降将是整个世界民主国家反对极权侵略斗争的一场灾难。他说：“自己的国家将与美国和英国站在一起，共同参与维护民主国家免受极权主义侵略的世界斗争。”胡适的发言得到了法国剧作家亨利·伯恩斯坦（Henri Bernstein）的支持，伯恩斯坦赞扬中国抗战是“伟大的抵抗”，谴责汪精卫建立的傀儡政府，甚至把他们比作是与德国纳粹分子勾结和合作的法国维希政府。

1941年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美国各大媒体对胡适的报道达到了高潮，《华盛顿邮报》这年提到胡适名字的新闻竟达上百篇之多。胡适一时成了华盛顿社交精英圈内的焦点人物。

1941年3月21日的《华盛顿邮报》提到雷伊·斯科特（Ray Scott）的电影《重庆大轰炸》和《中国新边疆》将于4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宪法大厅放映，胡适被列为支持这项活动的赞助人之一，此次播放的收益将用于资助联合中国救济会。10月11日《纽约时报》有两则报道提到胡适，第一则是胡适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赠送了一幅由1万名中国学生和教师在美国资助的中国教会学院签名的画卷，以此象征中美长期存在的友谊。第二则是胡适在前一天的广播中两次谈到辛亥革命是如何体现中国民族主义，文内配发了罗斯福总统、胡适和联合中国救济会主席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Blaine）的大幅合影。《华盛顿邮报》10月11日作了类似的报道，并补充说，来自联合中国救济会的詹姆斯·布莱恩与胡适一起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了中美友谊”。文中提到的胡适在10月11日为纪念辛亥革命的两次讲话：一次是在相互广播系统（Mutual Broadcasting System）所作广播词《过去三十年来在共和体制下中国最大的成绩》（China’s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the Thirty Years under the Republic），一次是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作《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为纪念这一日子，中国驻美使馆特别举行了相关的庆祝活动，胡适的演讲是中国大使馆在华人社区举行的庆祝活动的重要环节。在一则题为“胡博士午餐会”的报道中提到，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被宣布为是拥有500名联合中国救援大纽约妇女分部成员出席的活动的主席。他在这次活动将以“新自由中国的精神复兴”为题发表演讲。此次午餐会是一个募捐活动，要求为“联合中国”赈灾捐款。

10月15日，胡适作为嘉宾出席在纽约比特摩尔酒店（Hotel Biltore）举行的午宴，来自天主教、犹太教和新教的500名妇女共同呼吁支持联华赈济会。胡适在演讲中对美国人民向中国提供的救济以及美国教会在那里开展的传教工作表示赞赏和感激：“我作为一个顽固的异教徒，向所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帮助中国的传教士们表示敬意。这些年来，许多特派团都失去了财产，并有人员伤亡。她们的女工遭受了侮辱、身体上的折磨和痛苦。”“但就我们所知，没有传教士、医生、护士或教师擅离职守，无论他是麻风病人传教团的成员，还是医疗传教士或教会学校的教师。他们的使命已经成为成千上万中国平民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避难中心。”

12月23日《纽约时报》提到了胡适对筹款工作的贡献。称胡适和林语堂是大纽约红十字战争基金（Greater New York Cross War Fund）援助行动的中国部门领导人。中国人与菲律宾人、希腊人一起被列为对这一行动作出反应的前三个族群群体，他们希望在纽约筹集到733万美元，在全美的目标是5000万美元。

1942年两报对胡适的报道继续延续上年的态势。1月2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长文《胡适大使是一位诗人和学者》，该文不像其它报道关注的是胡适在公众生活和外交场合的形象，而是聚焦胡适的私人生活，它介绍了胡适的过去和在华盛顿的生活。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大使”，谈到了胡适在推广白话文方面所起的作用。鉴于胡适与妻子和两个儿子不住在一起，胡适的生活被形容为“孤独”。文章还介绍了胡适的衣着、爱好，以及他在普渡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4月21日《纽约时报》简短地提到胡适在联合中国救济组织（United China Relief）举办的海报比赛中扮演的角色。这场比赛是邀集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参加，他们被要求制作宣传海报，作为支持中国抗战的筹款活动一部分。这些海报被转发给胡适，胡适再把它们寄给宋美龄。5月11日《华盛顿邮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提到，上周四晚胡适在其位于纽约市大使酒店的套房内设宴款待了 30 位企业高管。这些高管由其所在公司借调 90 天，负责指导全国范围内的“联合中国救济”活动。他们已在全国组织了 1500 多个社区，并任命了当地负责人。

除了募款活动以外，胡适相当一部分精力的确是花在应对美国大学邀请，到各地演讲，向美国公众宣传正在进行的中国抗战，呼吁国际援助。1940年3月4日《华盛顿邮报》预告，胡适将在华盛顿二十世纪俱乐部（Twentieth Century Club）的一次会议上就“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发表讲话。在这次演讲中，胡适回溯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谈到了中国的文艺复兴，特别是自1911年推翻君主制以来所取得的文化进步；他高度赞扬辛亥革命，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1941年2月9日《纽约时报》预告胡适明日将在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演讲，主题是“中日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这次演讲是福特汉姆百年纪念大型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报道虽没有详介胡适的演讲内容，但从胡适在此前后已经发表的相关题材的文章中，人们可以捕捉到演讲内容的线索。1938年胡适曾发表《中国和日本的西化》（The West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一文，借评介西方学者休斯（E.R.Hughes）的《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李德勒（Emil Lederer）、李德勒·塞德洛（Emy Lederer Seidler）合著的《转变中的日本》两书，来讨论和纠正西方学者有关中、日“西化”的观点。1939年12月胡适在《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一文中，再次阐述、发挥了他以前对中、日现代化运动比较的看法。在他看来：“经过一世纪的犹豫和抗拒后，中国终于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在物质方面，中国诚然不够西化，但是对于人生观和人生意识却完全是现代化了。换句话说，日本七十年的迅速现代化之后，却突然发现其国民生活的基本方面并没有改变。”胡适认为“早期和迅速的明治维新是一个统治阶级有效的领导和有力的控制所促成的，这个统治阶级恰巧就是最渴望用西方战术和军械的军国主义阶级。”“但是这个军国主义的阶级却并非是一个开明和智识阶级。”它造成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这是日本现代化运动最大的失败。“中国西化的失败，就是由于中国缺少使日本西化大成功的因素。”中国通过三四十年的努力，推翻帝制，驱走满清，建立共和，完成“政治革命”。“这个政治革命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可说是社会和文化的解放。在一个没有统治阶级的国家，推翻帝制等于毁灭了社会与文化，改变由中央集权统筹办理的可能性。但是也创造了一种自由接触、自由批判、自由评价、自由主张和自愿接受的气氛。”胡适本着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原则来比较中、日现代化运动的优劣，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极具高明的一着棋。这样做一方面符合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扭转、调整他们对中、日现代化运动的价值评判，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民国政治制度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增强西方世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9月25日《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看日本禁止和平文化》的报道中，刊登了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面向学者和科学家发表的演讲。胡适认为，日本只借用西方生活中的军事方面，而拒绝接受其他思想。相比之下，中国则选择向欧美学习和平与民主的生活方式。日本与中国的现代化孰优孰劣，一比就知。

10月16日胡适在纽约大学金融男俱乐部（Men in Finance Club）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中国可以继续战斗”。他宣称“日本内阁的辞职不会改变日本外交政策的进程，日本从一开始就从未离开纳粹德国”。这次午餐会大约有150名银行家和实业家参加，这是胡适与实力雄厚而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上流社会的一次对话。

11月15日胡适在新奥尔良杜兰大学发表演讲，声称如果我们获得更多的工具，中国“将比这五十二个月来做得更好”。他谈到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五大因素：离不开以空间争取时间，人口众多，历史的统一，国内的建设以及美国的援助。坚称“我们的民族在实现独立和不受侵略的目标之前，将会继续奋斗”。

胡适的演说对美国新闻界的态度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少他为中国在美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一个“民主中国”“文明民族”的形象，为中国抗战赢得了美国的民意和舆论支持，这就为推动中美结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42年7月7日《纽约时报》在报道胡适参加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中国园开园的消息时，开玩笑似地说要砍掉裕仁天皇的头，还提到以前在万国花园里的日本樱桃树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银杏、柳树和鲜花。胡适谈到美国欣然接受中国文化元素，并在晚宴上讲到成立联合国对中国人民的意义。同日《华盛顿邮报》也就这一事件作了专门报道，这次晚宴是参与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22个国家总领事为向胡适表达敬意而举办的午宴。在午宴上胡适说，中国是第一个拿起武器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也将是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国家。他还说，明天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抗战的第五年，也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第十一年。在珍珠港事件没有发生以前，中国是独自进行对日作战。

胡适广泛的社交活动，赢得了美国各界的好感。《华盛顿邮报》刊文称，胡适是“华盛顿最受欢迎、最具学者风范的外交官之一”，他“成为了美国大学最受欢迎的特使”。该文还提到胡适已经接受了去参加四所大学毕业典礼的邀请，并发表演讲，将有六所大学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胡适当晚将出发开始为期三周的大学巡回讲演，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马萨诸塞州沃切斯特（Worchester,Massachusetts）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纽约州舍内克塔迪（Schenectady,New York）的联合学院和斯威特布里亚学院（Sweet Briar College）发表演讲。

1942年6月30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介绍胡适的长文，声称胡适在过去6个月里已经行驶了3.5万多英里，他获得的荣誉博士学位比罗斯福总统还多，发表的演讲比罗斯福夫人还多，收到向大型集会发表演讲的邀请也比外交使团的任何其他成员都多。胡适“在无数次的联合中国救济会议上露面，在无数的午餐会和晚宴俱乐部发表演讲，并在尽可能多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使自己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结语高调地宣称：没有一位外交官比胡适更受欢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0月6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也表示，胡适“毫无疑问，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活着的最杰出的中国人，他没有狭隘的政治观点”，文章称赞胡适有能力成为赢得“在世的头衔和学历最多的人”。

《华盛顿邮报》热切关注胡适参与的社交活动，称他为一位“Capitalite”，这意味着胡适在华盛顿的精英社交圈稳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作为名人社交圈里的活跃人物，胡适有机会与华盛顿各界名流及上层社会交际，甚至与全美最有权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像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John D.Rockefeller III）和大多是排名靠前的大学校长平起平坐，应该说这是颇有价值的社交活动，也是一位大使为拓展人脉所展开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促成中美结盟的艰难外交

在齐锡生先生看来，胡适将他的精力主要用于演讲或无谓的社交，在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抗战支持方面，并无实际的效益。真正获取美国援华资助的渠道是在宋子文、孔祥熙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展开。这种说法似乎有待商榷。实际上，胡适为促成中美结盟，在台前幕后都作出了艰苦的外交努力。最近出版的日本学者佐藤公彦著作《驻美大使胡适的“通往珍珠港之路”——抗日战争与对美外交》对此问题的回应，再次显示胡适在对美外交中的独特作用。

1941年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艰难时期，国际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2月26日胡适在联盟俱乐部举行的一场300人参加的午餐会上发表讲话，对中国最终战胜日本表示越来越有信心。但他也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再是同情和怜悯弱者的问题，而是一种必要且现实的权宜之计”；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在弱化，国际形势已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蒋介石领导的300万中国军队在长达2000公里的战线上与日本100万军队作战。他还提到，美国最近的举动让中国在商业信贷上有170，000，000美元可以利用的资金，通过获得各种援助，中国已度过了抗战以来最低谷的时刻。

2月27日，在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第七十一届年会上，胡适应邀作为此次活动的三位演讲嘉宾之一，其他两位分别是德国前国会议员格哈特·塞格博士（Gerhart Seger）和加拿大政治家乔治·德鲁（George Drew）。胡适在讲话中谈到“新的世界秩序之来临”，这从国际形势变化的两个迹象可以看出：“英法通过战争，进行一场最绝望的战争，以履行对弱国的庄严承诺，这必须被视为表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崛起的第一个迹象。第二个重要迹象是大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极权主义侵略时刻的到来。”胡适对此评论道，“这无疑给了我们希望，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联合体或联盟能够以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团结起来，对抗威胁到他们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共同敌人。”胡适在讲话中虽没有提到中国，但可以理解为他当然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受到侵略威胁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国家。

3月27日《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中国为我们而战”的文章中报道了一场联合中国救援运动的开幕式。温德尔·L.威尔基在讲话中阐述了美国为何援助中国的理由，赛珍珠在发言中认为中国是反侵略斗争的关键国家。胡适出席了这次活动，并代表中国政府授予赛珍珠红蓝相间的白色带翡翠勋章，以表彰她为中国抗战所作出的贡献。胡适与威尔基、赛珍珠的三人就餐合影出现在为威尔基演讲全文配发的照片中。

4月13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纽约时报》4月15日头版报道了此事，文章首先援引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表态，美国不会因这一协议改变对外政策。文章随后报道了胡适对该条约所作的反应，他以令人“极度失望”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它不会影响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文章没有详细讨论该协议可能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只是说胡适拜访美国财政部引发了中美将达成稳定法币协议的传言。4月16日《纽约时报》接着发表了一篇题为“罗斯福主张依法保护船只”的报道，宣告了罗斯福总统关于当前形势的声明，包括对苏日中立条约的立场。罗斯福重申这不会影响美国的政策，“美国向反轴心国提供武器援助的积极政策将继续下去”。在会见胡适和宋子文后，罗斯福总统承诺向中国提供援助，并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中国的需要“正在处理中”，美国正在准备现有的战争物资，以便装运和兑现订购的新的物资。4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再次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报道了这一事态。4月19日《纽约时报》又报道了胡适对俄国试图寻求中日和解的回应。他表示，任何这样的努力都不会成功，因为中国不会委曲求全于这样的和平。胡适还提到，德国和意大利已经试图诱使中国接受这样的和平，这样的和平只会让日本因为有苏日中立条约而感到更为安全，从而肆无忌惮地追求其他的野心。《华盛顿邮报》当天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胡适坚称中日和谈是“不可能的”。

美国财长摩根索及其他财政官员就平准基金（currency stabilization fund）问题与胡适、宋子文进行了数周的谈判。随着中国持续面临日本的侵略压力，美国将向旨在支持法币稳定的基金拨款5000万美元。据4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这只是20亿美元基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基金总额的1/40是留给中国的。《华盛顿邮报》当天也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报道了这次谈判。4月26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补充说，英国与中国也达成了一项平行协议，提供500万英镑稳定法币。这两次签约，胡适都在现场。

《纽约时报》5月11日刊文报道了胡适就美国担任中日和平调解人的可能性发表的评论，声称他断然拒绝了这种可能性。胡适说：“中国政府没有听说过美国将有可能调解中日冲突。如果这样的事情将被考虑，而我们却一无所知，这似乎非常不可能。”他还说，蒋介石的正式立场是中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单独寻求与日本讲和，中国将继续作为民主国家的盟友与三个轴心国作战。5月14日《华盛顿邮报》一篇专栏文章提到胡适对美国政府承诺将开放滇缅公路，以确保援华物资通过此路安全到达中国。报道还说，美国最重要的物流专家将被派往中国，以确定最有效的途径。5月23日，胡适应约与赫尔秘密会晤，赫尔告知“大局甚危急”，“日本各方设法来谋拉拢日美两国”，显示其考虑把日本拉过来，尽早结束中日战争的想法。显然，美国当时并没有放弃与日妥协的可能性。

7月22日胡适出席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暑期学校举行的宗教与世界会议，并发表讲话。第二天《纽约时报》以《胡适倡导的世界新秩序》为题报道了他的讲话内容。胡适认为，“我们希望在当前战争建立起来的新的世界秩序，必须是一个加强和平的同盟。”“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法律和秩序始终依赖于某种有效的形式，并且组织力量来维持和执行。一个有效的国际联盟必须有能力和意愿来执行和平。”关于战后秩序，胡适说：“我希望有一个新的秩序来致力于战后世界的建设，加强国际和平和国际秩序。至于其他装饰性的事情，如智力合作和技术合作，是可以搁置的，但最重要的事情必须首先去做。”从胡适此言可看出，其基本立场是反对孤立主义，主张美国必须强力干预战争，以结束冲突，支持和平。7月25日胡适在美国国务院向新闻界表示，希望针对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作出反制，对日本实施全面封锁。他说：“如果日本新的侵略行为导致友好国家对日本施加更严格的经济制裁，我们将感到高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对我们敌人的经济压力将是最受欢迎的一步。”胡适还与代理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讨论过此事。

随着日本对华及东南亚侵略战争的升级，中美之间的互动日渐密切。8月2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赫尔仍在等待东京的答复》的报道中提到，日本拒绝允许100多名美国人离开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为此与胡适磋商，胡适向美方表示，中国赞同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提出的战后8点计划，赫尔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谢。8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美国军事代表团将协助中国》的报道，胡适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举行会谈后透露，美国将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中国，安排增加租借物资援助，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对日战争；他强调这个访问团的使命是“战略性的”。 罗斯福总统在这次会议上表示，派遣这个代表团是为了“协助执行《租借法》”。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虽然不愿就这次会谈发表评论，但一位接近外务大臣的消息人士称之为“不友好行为”。《华盛顿邮报》也就这次会谈专门刊发了两篇文章加以报道，内容与《纽约时报》大致相同。

1941年日军第三次进犯长沙，中日两军在长沙展开会战。《纽约时报》为此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加以报道。其中一篇题为《赫尔得到长沙报告》的报道提到，美国国务卿赫尔为此与胡适专门进行了一次会晤，以获取更多有关长沙战役的信息。到11月间，国际形势骤然变得非常紧张。11月11日《纽约时报》以“远东危机目前已严重”为题公开报道，英国首相丘吉尔宣称，如果美国向日本宣战，英国将立即加入，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空前的高度。该文还提到了日本特使来栖三郎（Saburo Kurusu）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之间的会晤。由于胡适在这期间刚好会见了罗斯福总统，胡适也被要求就此发表评论。胡适对美日最新会谈的前景表示“我们不担心”，中国希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租借物资。而当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特使来栖三郎再次举行了两小时四十五分钟的会谈后，赫尔当晚即与胡适会面，通告相关情况。据报道，胡适离开国务院时表示：“我们对美国充满信心。”显示出他有足够把握中美关系的定力和底气。

11月2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长文——《五国会议增加太平洋和平的希望》，报道了美国国务卿赫尔22日与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子爵、中国大使胡适、澳大利亚部长凯西、荷兰部长劳登博士四位代表的会晤。文章主要聚焦在美国和日本最近的会谈以及这些会谈对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胡适因为当时生病卧床休息，只是在会议接近尾声时才出现在会议现场。在其他官员快离开前，胡适和赫尔交谈了10分钟，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还好。

11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再次与英国、中国、澳大利亚、荷兰四国代表进行长达两个小时的会晤，赫尔透露了美日《临时协定》草案的各项内容，包括日本可能撤退在越南南部的驻军，并避免向南向北移动，以换取至少放松对日本的经济限制，这些限制实际起到了经济封锁的作用。《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并没有要求中国对日本作出严重让步，大家都希望能够与日本进行深入对话。显然这是美方为掩饰其意图的外交辞令，胡适当即表示反对以牺牲中国为条件的美日妥协。当天他将此次会谈内容详告重庆外交部并转蒋介石。在美日谈判进入“高潮”之际，胡适曾与赫尔进行非正式会晤，他警告美国人务须以任何必要手段与日本脱钩。

11月26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了胡适和宋子文，双方会谈了近半个小时。胡适和宋子文称无话可说，报道说离开时“他们看上去很不高兴”。会后，胡、宋两人就会谈的内容向外交部作了汇报：

今日下午二时半，总统约适、文二人谈话约一点钟。总统先说：“月初，蒋先生因滇缅路危急，迭电见商救济有效方法。其后日使来栖等来谈，曾表示不欲美国调解中日和议，故中日整个问题无从谈及。其后彼方提出临时过渡办法中有不再增加南越军队一项，余等因念此中或有帮助中国解决滇缅路危急之途径，故外长曾与ABCD各使领讨论临时过渡办法，其中即注重将安南全境日军减至不能危害之数目。其意即有藉此甄助蒋先生解救滇缅路之危急。本意欲求得中、美、荷、澳四国大致同意，然后与彼方开谈，此案至今未提出。但昨夜我方得报告，谓日本军舰三十余艘，由山东南驶已过台湾南下，其所运军队数目有三万至五万之估计。此可见彼方毫无信义，在谈话时已增加南面兵力。似此情形，恐谈话根本即无继续可能，而太平洋事端之大爆发，恐已不远。故此案不但未交去，谈话或亦即有中止之可能。闻蒋先生对此事颇有误会，甚感焦急，请代为解释。”云云。

适因陈述我国政府之意旨，侧重两点：一则经济封锁之放松可以增加敌人持久力量，更可以使我抗战士民十分失望灰心。二则敌人既不能南进与北侵，必将集中力量攻我，是我独蒙其害。而所谓过渡办法，对此全无救济。总统云，外长办法只限于局部的临时救济，其中确信不能顾到全部中日战事。譬如，当前有两个强盗由两面攻入，若能给五元钱使其一人多弯几十回山路，以后使全力抵抗其他一人，我方同意不过如此。

11月26日下午，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提交了立场相对强硬的《美日协定基本大纲》，日本称不能接受，美日谈判遂就此终结，双方实际进入临战状态。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从此以后，美日、美中之间的三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美结盟已无悬念。《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对待胡适的态度与此前相较，更是增添了几分尊重的分量。

12月8日，胡适进入白宫，与来自荷兰的劳登博士和英国的哈利法克斯子爵参加活动。罗斯福请胡适即刻电告蒋介石，称美国不会向日本妥协。中午，罗斯福致电胡适，称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胡适立即用急电报告了重庆政府。当天《纽约时报》刊发了《日本要打我们的货船》一文，主要讨论太平洋战略，其中提到确保滇缅公路安全的重要性，这样美国可以继续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文章最后引述胡适话说“毫无疑问”，如果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最终会对日宣战。中美结盟共同对日作战从此开始。此后，胡适频繁地出入白宫、国会山，与美国政要互动，交流大战信息。

12月11日，胡适与其他国家使节拜访美国国务卿赫尔，交流战争情报和意见。随着美国、中国正式对日宣战，战争形势呈现新的格局。12月14日胡适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Windsor,Ontario）圣母升天学院演讲联盟（Assumption College Lecture League）发表演讲，预言俄国将很快与英美两国结成抗日同盟，日本将在一年内被击垮，东方的战争将很快结束。日本已经拉长了海陆两方面的战线，失去了打持久战的条件。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很脆弱，如缺乏石油和原材料，特别是用来造船和军工所需的钢铁和其他金属。

12月22日，罗斯福总统分别接见中国大使胡适、苏联大使利特维诺夫、荷兰外交部长劳登。此前，罗斯福已经与英国大使进行了商谈。同盟国之间的对话主要围绕以下五个主题展开：将组织最高战争委员会指导制定同盟国的大战略，并以此打破轴心国分裂同盟国的计划；联合供应委员会要以最有利的方式分配设备；保证同盟国之间不会单独缔结和约，并将战争作为一场国际性战斗进行下去；重组英美政府机构，以加快完成战争任务；建立快速通信系统，使同盟国之间能够有效沟通而不受敌人的干扰。这预示着将要迅即建立新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胡适当天致蒋介石密电，详告这次会议内情。

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英、苏四国在反法西斯二十六国共同宣言上首先签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实际上，在宣言未公布前，胡适已知晓了全文内容，并密报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在签字仪式上对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Four Powers）之一。”当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适博士看到世界和平力量》的报道，较为详细地引述胡适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和美国公共行政学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表示“中国愿意参与建立一个新的民主世界的秩序”。胡适呼吁全面恢复中国的所有领土，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现代化的世界秩序，他强调强大的中国是保持太平洋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华盛顿邮报》也同时报道了胡适在这次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并引述了他提出的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三个基本条件。即胡适在前一天发表的《太平洋区域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一文所提出的维护远东地区公正和持久和平需要满足的三个基本条件：决不能通过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违背庄严承诺的条约义务的方式，使用武力的方式得到领土或经济利益；必须满足中国人民对独立、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正当要求；必须恢复并加强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国际秩序，以保证有序的，保证侵略战争不会再次发生。伴随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胡适的外交生涯至此可以说达到了高峰。

结语

1942年9月8日胡适卸任大使一职，此事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产生了强烈反响，它们对胡适任期内的工作都作出了高度评价。

《纽约时报》9月2日以“胡适大使被中国召回”为题报道称，胡适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教育家，他一直为国家事业积极奔走”。9月5日又刊文提到赫尔在记者招待会上称赞胡适“是中国政府在华盛顿外交使团中最能干、效率最高的公务员之一”。9月6日报道了胡适在国际学生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胡适警告学生们，不仅要赢得和平，而且要加强和平，他大声呼吁在战后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我们这一代人浪费了20年时间，却从来没有制定出一套使世界民主和人类安全的程序和机制。”“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偏见，即武力本质上是邪恶的，在任何理想主义的世界重建计划中都应该避免。我们必须学会与法国哲学家帕斯卡一起思考，没有武力的正义是无能为力的。”胡适的这一呼吁与他留学时代对力量、法律与秩序之间的关系认识相一致，这就是“以全世界的集体力量来强制维护（世界或国际间的）和平”。11月1日《纽约时报》又在一篇长文中谈及胡适的离职，文章开头就说：“中国大使胡适被召回，普遍都感到遗憾，因为自从李鸿章到访（美国）以来，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能让自己在这个国家受到如此欢迎。据说，胡适博士在华盛顿参加的宴会比任何一位外交官都多，在美国旅行的路程比罗斯福夫人都长。”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实，它都显示了胡适对那些关心中国抗战事业的美国人的深刻影响，这当然是胡适自己作出努力的结果。该文对胡适的演讲材料作了总结性的回顾，并介绍了胡适的哲学思想，谈到通过胡适的著作更好地理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的重要性。这篇文章可以说代表美国舆论界和公众对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工作表现的基本评价。

《华盛顿邮报》9月2日也报道了胡适卸任的消息，称胡适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且被这里官方认可的中国驻美使节之一”，文中提到他在美国的巡回演讲和他获得的比其他任何大使都要多的荣誉学位。9月3日又刊文特别指出，胡适将被美国人民怀念，他为境况惨重的祖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从东海岸走到了西海岸，向广大听众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对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的了解，包括一些文化的、军事问题的认识。胡适看到了美国对中国抗战从普遍冷漠到热情支持的这一转变过程。9月6日的一篇专栏文章对胡适作为外交使节的影响作出了真挚的描述：“当胡适博士五年前接受他作为驻美大使的职务时，他向列强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不会成为乞讨大使……他没有代表中国索要金钱、物资等援助，而是一次次巡回演讲，旅行超过37000英里，代表中国发出声音。”作者称赞：“他的外交方法是革命性的，而且非常成功。”文中还提到胡适的未来计划，以及他对回国的想法。

通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两报对胡适担任大使期间的报道材料，我们明显可以获致三点认识：

（一）两报报道保存了大量胡适参加各种公开活动的言行材料，这些英文新闻材料虽然比较零碎且不乏浮光掠影，但在胡适本人的日记或文章中却多不见载，明显可以弥补现有人们所知的中文文献之不足。与胡适日记主要记载私人性的交往有很大不同，两报主要报道胡适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具有公共外交性质的活动。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胡适在美国朝野上下、全美各地为中国抗战展开了大量的游说、社交和募捐活动，为争取美援和促成中美结盟，他作出了相应的外交努力，这些新闻报道可以与他的日记和尚未公开的档案相互补充、互相印证。

（二）两报报道如实体现了美国公众对胡适的印象。作为中国的驻美大使，胡适毕竟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长于演讲、善于交际、勤于活动的大使，易让美国人民亲近，并产生好感。齐锡生先生批评胡适太顾体面和尊严，这当然与胡适本人的身份有关。齐锡生认为：“作为一个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弱国的外交官，胡适必须具有请求外国协助的技能，而这正是胡适最严重缺乏的，也是他最不愿意去执行的工作。在他的心目中，请求他国协助无异于乞讨，它既使人尊严丧尽，又难以达到目的，只能自取其辱而已。胡适之所以不愿请求他国协助，主要来自他对尊严和面子等观念的看法。”他作为一国之大使，一位不同于一般职业外交官的学者大使，如果失去体面和尊严，还能谈得上平等的外交吗？两报对胡适的报道至少让人看到胡适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个文质彬彬、儒雅得体、交往自如、演讲煽情、富有教养的大使，这与那些职业型的比较刻板的外交官面目确有不同。

（三）两报报道具有客观和正面的性质，对胡适几乎没有任何负面的文字，这表现了当时它们对待胡适这位中国大使的友善和合作的态度。尽管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政府对日态度暧昧、政策模糊，但两报对胡适的抗日言论所作报道，客观上是为中国抗战宣传，因此在中日对决的情势下，虽然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仍保持中立，在中日之间持骑墙态度，但两报的舆论还是偏向中国，美国民间受之影响，对中国抗战持同情或赞助的态度，这与胡适的宣传造势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胡适给美国各界人士留下的极佳印象，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及最终结盟铺垫了重要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