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正处于深刻的历史转型期。大国博弈、技术革新和新旧议题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一转型进程。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亟须系统辨明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底层机理与基本特征,进而审慎回答“世界将往何处去,全球治理体系该如何应对”这一重大历史性问题。
第一,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新旧全球治理平台交互发力。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使得部分扭转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国际议程的局面成为可能。这一转变突出投射至二十国集团(G20)这一新兴平台的发展轨道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需要通过必要的风险监管和宏观政策协调防范和克服金融不稳定,但依然未能在全球层面有效促成集体行动。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首次明确了G20将替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这也象征着G20这个囊括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平台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自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在这一平台上,就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发出声音,这不仅改变了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全球治理议程设置的局面,也为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如今,多极化趋势在新旧不同治理平台上均有体现。借助新兴平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传统平台上则大声疾呼改革,完善国际机制,提升其制度性话语权。在此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传统治理平台相继宣布向发展中国家增资,推进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协助其进行有效的危机应对。
第二,多边治理体系面临改革压力,“退出外交”再度加深治理赤字。由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制构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在促进国际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并非完美。除了上文谈及的国际机制改革问题外,全球治理还存在集体行动迟滞、信息成本高、公共产品赤字等问题。然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却非常缓慢。
面对新旧问题,既成多边治理体系亟待更新专业知识和填补规则空白,提高机制的运行效率,提升治理成效。当下,联合国在成立80周年之际,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就是希望借此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财政短缺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此外,在金融治理方面,既有多边机制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受损,亟待需要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
不得不指出,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重施“退出外交”,对全球治理形成了严峻挑战。特朗普先是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继而又宣布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近日更是以“过度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符合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为理由,再度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使相关领域治理赤字“雪上加霜”。
第三,霸权国破坏行为加速秩序分化,各区域纷纷诉诸其他机制予以替代整合。当前中,地缘政治思维呈现强势回归态势,安全考量不断泛化,并渗透到经济、科技等低政治领域,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分化。早在2012年,美国政府就出台各类法案,通过减税或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业回流。近年来,美国通过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加速供应链关键领域或薄弱环节的回流,以达到与竞争对手脱钩断链的战略目的。为了规避此类不确定性风险,各类企业纷纷推动供应链重组,全球产业链愈发呈现区域化和短链化的特征。
受此影响,全球多边治理出现效能危机,区域化和碎片化趋势明显。在贸易治理领域,受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于瘫痪状态。与之相对,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的“显示度”明显提高。在金融治理领域,为了应对外部风险,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欧洲稳定机制、拉丁美洲储备基金等区域性金融安排,启动了互助性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然而,各区域内金融安排的治理架构、工具箱组成和风险应对能力都不相同,一定程度限制了上述区域性金融安排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通过搭建新的多边融资平台,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四,治理议题愈发丰富且交叉性强,新兴规则制定渐成大国等治理主体博弈焦点。如今,全球治理的议题领域有所拓展,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而规则更新则相对滞后。全球治理涉及的议题从过去的和平安全、贸易金融等,日渐拓展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移民难民、生物多样性,以及太空治理、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伦理、跨境数据流动等新兴复杂议题。治理主体从“国家主导”向“多元参与”转变,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专家共同体等非国家行为体都在全球议程设置、规则制定和治理实践中崭露头角,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不过,国家行为体(尤其是系统内主要大国)仍然是全球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提供者。它们与其他行为体共同参与到各类全球问题的应对之中,催生出公私伙伴关系等新的治理形态。
随着治理议题更加丰富,治理难度随之增大。虽然一些多维度和交叉性的规则不断涌现,但在某些新兴领域仍然存在规则空白,例如,近年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开始成为各国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在数字金融、数字货币、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规则欠缺和监管不足等潜在问题却仍然存在。
综上,大变局时代全球治理体系的特征,需持动态眼光和辩证思维予以系统性研判。如果用“动与静”“新与旧”“分与合”“破与立”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向何处去”,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单一结构有所动摇,旧秩序出现松动,但暂未消融殆尽;新秩序已有萌芽,而道路仍显曲折。二是,新旧议题与力量交织,大国间合作竞争并存。在新兴领域存在规则空白的背景下,各类主体纷纷投身治理实践,大国围绕“定制立规”的竞争将有所加剧。三是,当前治理失序与规则塑造同频,全球层面的治理缺位加剧,区域机制补位时有发生。在“造险”(霸权国)与 “避险”(系统内其他国家)双重机制的作用下,全球价值链与经贸秩序加速重构,全球治理呈现区域化和碎片化态势。整体而言,全球治理体系仍处在激烈博弈与重塑的进程之中。置身大变局时代,理解力量格局、体系压力和秩序分化等标志性变化,掌握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重点平台和关切议题,是把握未来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走向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