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自1898年在山东冠县首举义旗后，很快在全省形成燎原之势，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统治秩序。1899年12月袁世凯被署理山东巡抚后，由于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了疯狂镇压的政策，致使全省的反帝斗争一度沉寂下去。但时隔半年，到1900年6月21日西太后“对外宣战”和京津地区的斗争掀起高潮之后，山东各地的义和团纷纷“复起响应”，再一次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本文就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复起的原因和特点，略述一些浅见。
一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在某地发生，除了一般的条件外，都有其特殊的原因。山东义和团之所以能够重新复起，主要是有下列因素决定的：
首先，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促进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重新高涨。
清政府在“对外宣战”之前，山东义和团有的倒在袁世凯的屠刀下，有的远走直隶继续斗争，还有的就地隐蔽，以躲锋芒。宣战后，袁又下令“随时会同巡缉弹压，切任窜匿”。表面上看起来，当时山东义和团已经消声匿迹了。但被团民鲜血染红了的山东大地，却时时喷发着对袁世凯的深仇大恨，各地还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可见，广大的山东人民痛恨袁世凯这种剿杀团民取媚洋人的无耻行径，反帝抗袁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响地在山东上空回荡。在这种情况下，6月21日“对外宣战”上谕的发表，就像一把烈火点燃了布满干柴的齐鲁大地。义和团民由隐蔽转为公开，在“对外宣战”的合法旗号下挺身而出，掀起了反帝抗袁的新高潮。他们理直气壮地表示：皇上已宣布对洋人开仗，我们义和团起来打洋人，你们地方官无权干涉。
据史料记载，许多团民在各地明目张胆地设立公所，悬灯结彩，组织居民练习神拳；遇有官府查问时，无不响亮地回答：“奉旨学习神拳，除灭洋教，一俟练成，即赴前敌助战，不得过问。”有时甚至还直接了当地反诘那些仍欲行镇压的官员：“北直拳民早蒙朝廷录用，何以不令伊等学习。”并声称官员违旨查禁，“不能忍受，非学不可”。许多地方官面对这样的指问，往往张口结舌，无可奈何。“不得不曲意拊循，暂保目前无事”。
很明显，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为被袁世凯镇压下去的山东团民重新争得了合法地位，各地团民高举“奉旨学拳”的大旗号召群众，扩大队伍，公开进行活动。他们包围青城、海丰、平阴、阳信各县城，抗击滨州、蒲台、新城、高苑、临邑等地的媚外官军。气势磅礴，“省城为之震动”。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又成为义和团怒斥前来镇压官军的武器，迫使一些凶狠剿杀者有所收敛，亦争取了部分官兵的同情，以致在袁世凯的部将中也出现了请缨北上，“助剿洋夷”的吁请。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外宣战”的上谕，对义和团在山东的复起，起了一定的催化和保护作用。
其次，直隶境内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对山东团民的反帝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在清政府“对外宣战”和“招用御侮”的谕令发布之后，直隶义和团的运动以京津地区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特别是在京津地区义和团和部分爱国清军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的动人情景。
山东与直隶毗邻，直、东交界地区消息灵通，再加上民间往来频繁，直隶团民在遭到镇压后又往往退入直、东边界或山东境内，山东团民也很容易了解到京津一带的斗争情况，自然为这种斗争形势所鼓舞，出现了“近日纷传直隶闹教得势情形，致城乡均有除灭洋教”的大好形势。乐陵、旧县、阳信、武城和平原等县，群众基础雄厚的冠县、高唐、恩县一带的义和团民既被民族大义所激，又受直隶团民斗争的影响，纷纷响应，空前活跃。正像乐陵县在向袁世凯的汇报中所说：“惟县境自西北至东北，均与直隶盐山、庆云、南皮、宁津、沧州五州县接壤，犬牙相错”。可见，直隶团民如火如茶的反帝斗争，为身受洋教欺压和袁世凯高压的山东团民树立了榜样。于是山东团民便积极效法他们的行动，重新掀起反帝抗袁斗争的高潮。
其三，严重自然灾害的威胁，把山东人民逼上造反的道路。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兴起和高涨，往往与当时自然条件的恶化相联系。我们知道，明末李自成起义前，陕西发生了大旱灾。近代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的水灾，广西省在金田起义之前，出现了蝗虫遮天蔽日的严重灾害。在广大人民处于奴隶地位和贪官污吏无异虎狼的情况下，自然灾害可谓加速农民起义爆发的催化剂。同样，义和团在山东的复起，也与自然灾害有密切的关系。
1900年春季以来，山东全省呈现出严重干旱的现象，迫使无数饥民走上造反的道路。根据调查资料：“光绪二十六年大旱，一年没有下雨，因此闹起粮荒。人民吃树皮、野菜、棒子芯。粮价大涨，年初大米每升36文钱，到夏天就涨到64文钱。饥民在街上抢馍馍，到运河上抢运粮小船，人人饿的无法，都去参加义和团。”
类似的情况在文献资料上也能得到印证。例如：馆陶县“自春至夏，雨泽愆期，麦收既嫌歉薄，秋禾迄复未种。民心惶惶，于是饥民纷起均粮”。在观城县“有因天气亢旱，二麦失收，秋成无望，聚众强向富户暨道路村庄经过粮贩均散”。本来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群众，这时被迫铤而走险，纷纷参加义和团寻觅生路。于是，随着饥民的不断增多，山东拳风大盛，在全省再一次燃起了斗争风暴，出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蓬勃景象。
二
山东义和团的复起，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具有许多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复起的地区广泛，斗争声势浩大。
据文献记载和调查资料来看，从鲁西北到鲁西南，从鲁中到鲁北，不论是距省城较近的济阳和历城等县，还是在直、东交界的乐陵、武城和旧县地区，义和团群众在那里神出鬼没的活动，展示了气势雄威的斗争场面。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不但打击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也使他极为恼火。袁世凯哀叹：“本年五、六月间，本省人心不靖。拳民倡乱，大率籍口于仇教，……迨天津失陷以后，溃困逃勇纷纷东窜，直、东交界各属多被蹂躏。本境盐枭巨盗又群起而应之。多则数千人为一股，少则数百人或数十人为一起，揭竿称乱，防不胜防。以致海丰、乐陵、滨州、沾化、利津、惠民、武城、平阴各州县，或屡受侵扰，或迭遭围困，告警之书，旦夕时至。”
在义和团的重要发源地——冠县梨园屯，号称“十八魁”首阎书勤继续领导义和拳群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00年8月17日黎明，阎书勤的队伍被清军包围在梨园屯，激战中28名团民壮烈牺牲，阎书勤与70多名拳民被捕。后来阎书勤被带到临清杀害。临刑前他义愤地表示：“我不是贼寇，也不是响马，我是替天行道。拆玉皇庙盖天主堂我不服，有我阎书勤就没有洋人。有洋人就没我阎书勤，20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与阎书勤有联系的义和团民，如夏津的郝洛有、任寡妇、博平的孟兆连、杨付桂；直隶的宋狮子、刘化龙等，也都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当地官府无不惊呼：“若不及早扑灭，必致势成燎原，为直、东巨患。”再如，曹州府的义和团，“顷刻之间已聚人千余之多，闻声齐集，无分首从。”全省各地的斗争，波澜壮阔，声势浩大，强烈地震撼着袁世凯在山东的统治。
义和团和袁军的战斗，最激烈的一次要数蒲台县玉皇阁之战。滨州马店义和团首领金玉胜，率领当地义和团群众数百人，于8月13日转移到蒲台县双台，与蒲台县地区义和团群众会合，700多人据守在双台玉皇阁。玉皇阁台基8丈，门前有一条坡道，宽约5尺。阁门外有四大濠沟，沟达数尺深。阁台埋有梅花椿。阁台四周有围墙，高达一丈多。中间为玉皇阁。阁顶四角安设土炮，地形险要。8月17日，张勋带领着他的喽罗偷袭义和团占领的这个据点。广大团员奋起反击。当敌军逼近阁台时，义和团弹尽援绝，即以砖石作武器猛攻清军。张勋本人“左肩右腰均受砍伤”。义和团群众“居高击下，终占上风”。
义和团的顽强斗争，使袁世凯的反动军队“疲于奔命，左支右绌”。袁世凯像出了气的皮球，哀叹：“殚竭棉力”，“尽心职事”，“但能支持一日，补救一分”而已。
第二，残存下来的教堂，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义和团运动初起时，山东团民首先向作恶多端的传教士和不法教民进行了勇敢的斗争。有一些小教堂被焚毁。但是一些在铁路沿线的交通要道的大教堂，或是教民较集中教会势力较顽固地区的大教堂仍然有一些保留下来，成了山东义和团复起时的斗争对象。
武城十二里庄教堂，是山东较大的教堂之一。在这一阶段受到义和团的打击。据文献记载，1900年7月20日，1000多名团民前来攻打，他们先在城西关外山西会馆集合，后进城烧毁东门里教民房屋十余间。
调查资料对这一事件也能得到印证，而且比记载的还略微详细。“打十二里庄有六仗，由7月12日至7月22日。第五仗时义和拳向郝家营财主郝老吹借来了大炮，打了三天三宿。”由此可以证实，攻打十二里庄教堂的声势很大，时间比较长，双方投入的力量也比较大。
乐陵团民在攻打教堂的可歌可泣斗争中，猛攻朱家寨教堂是很典型的。战斗发生在1900年的7月13和14两日。乐陵团民与来自宁津的千余团民会合，经过两天恶战，击败在此保护教堂的清军。“纵火焚烧朱家寨洋楼三座”，“烟焰冲天”，“火势已不可扑灭”，三座洋楼全部化为灰烬。
在曹州府那里，人民对教堂怒不可遏，声言“天旱皆教堂冲毁风脉所至，非拆不可；纷纷砸窗掀瓦，拉柱倒粱”，“一夜之间教堂房屋已毁为平地”。在东明县，7月4日义和团也闯入教堂，全部将其拆毁。阳谷县内，义和团民在7月13日深夜将城南的教堂放火烧掉。
这些教堂从全省来看，并不是很大的。但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标志，所以成了义和团的众矢之的。
第三，调集人力，破坏清政府的电线和电杆。
我们纵观这一段义和团破坏电线的活动，进行得更加有声有色，规模也有所扩大。例如，在清平县义和团砍坏电杆的事常有发生。“自魏家湾起至十里井止，计毁电杆一百五十根”。武城县在7月6日时据县属融官里地保高元禀称，“本日早上，实有头缠黄巾、身束红布、持刀骑马者约十余人，后随农人打扮者五、六十人，自北而来。骑马者大声疾呼此地电杆已经砍尽，赶紧下手，随喊随跑，伊见匪势凶勇，未敢阻。俄倾之间，电杆均被毁坏”。“查勘得北自恩县交界之朱家圈起，南至夏津交界之吕洼止，计长90里，地内电杆、电线全部被匪等砍锯尽净”。
饱受侵略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对于电线这种新式交通工具，把它称为“与洋人声气相通”的东西，是它祸害了中国。在他们看来，把这些洋玩艺毁坏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够理智的，但我们不应忘记义和团是农民阶级自发的斗争，我们不能苛求于他们。上面列举的史实，要把90里长的电线“砍锯净尽”，没有统一的布署和严格的组织，更重要的，没有强烈的爱国心是难以做到的。当时就有人写道：“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人们之所以称快，就因为这种做法符合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人民倍受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举动。
第四，义和团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在斗争中互相支持，这在当时是一个优点。
郓城县的大刀会首领，在五界首西王楼开设拳厂，又在周围地区展开斗争。在茌平、平原一带的义和团员三四百名，机智灵活地到鲁西南的宁阳县展开活动，他们“或假作买卖生理；或作过路客人，前往试探情形”。滨县边境的皂李家庄“设有总堂十余处，其党散布武属各州县往来无定，均以该庄为归宿。该管带访查既确，即于廿九日五鼓拔队起程，天明行抵该庄”。“一见兵到”，“一千数百人，摇旗呐喊，齐出迎敌”。
义和团的这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的策略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这种斗争方式又有利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更有效地歼灭敌人。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斗争特点之外，这一阶段义和团的武器也有了改进。海丰县的拳民，则“半马半步”，“均用紧口快枪”，“郓城县的义和团也使用了大小洋枪。”这些武器在当时来说是新式的，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战斗力。
综上所述，山东义和团复起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义和团民在从清政府的“对外宣战”以后的半年时间里，与袁世凯的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同时也横扫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教堂。
他们的斗争艺术和胆略有了明显的提高。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享有崇高威信的领袖来统一领导，但一般各县或数县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来号召。他们的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和封建政权。封建统治者惊呼：义和团“毫无忌惮，似此猖狂，若不设法捕剿，势必成为滋蔓”。我们认为，它是义和团运动史上的一个洪峰。当我们把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光辉史绩彪秉于历史画册时，要把复起阶段的斗争给予适当的历史地位，才是公正的态度。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