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在1606年首演于詹姆斯一世宫中。四幕一场中女巫向麦克白展示的“八王之兴”幻象貌似恭维詹姆斯，但通过分析詹姆斯《自由君主国的真实法律》《王者的馈赠》等著述中的王室世系叙事和当时史料的矛盾，可知其微讽王权神话之实。四幕三场中马尔康对麦克达夫的“试探”更隐含了对绝对王权主义的批评，事实上向观众展示了一面反写的“君主之镜”。与之相应，下文马尔康对忏悔者爱德华治疗“国王之恶”（瘰疬）的报道——影射广为传播的“国王—医师—神迹制造者”神话——亦可视为莎士比亚对詹姆斯的警策（或曰莎士比亚的“君主宝鉴”）：专制君主才是国家真正的“恶疾”。剧终麦克白的斩首作为“恶疾”双重内涵的最终注脚，即闪烁其辞而又若有灵犀地预言了斯图亚特王朝的未来命运。

关键词 ：《麦克白》；君主宝鉴/国王之镜；国王之恶/王者之疾； 政治身体；詹姆斯一世

美国历史学家和莎学研究者彼得·雷克（Peter Lake）在其《莎士比亚如何搬演政治》（2016）一书开篇部分自述作者意图道：“简言之，我想用这些戏剧”——即莎士比亚创作的15部戏剧——“重建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的政治场景”或“政治想象”，同时“用它们观察当时的人如何思考王位继承、僭政和反抗、篡位和战争”乃至“君主的合法性”等“相互联系（并几乎同样遭到禁止）的话题”。这15部戏剧除了最晚的《亨利八世》（1612/3）之外，全部完成于伊丽莎白去世（英国都铎王朝就此谢幕）、苏格兰的詹姆斯继承王位（从而开启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统治）的1603年之前，并不包括后来的作品，尽管雷克本人也承认：曾经见证和再现了16世纪90年代英国政治社会动乱（所谓“哈姆雷特时刻”）的戏剧（drama）——确切说是它“灌输和传播的认知框架、叙事期待和修辞技巧”——参与“塑造了整个17世纪早期政治事件被呈报和讨论的方式”。事实上，王朝鼎革后的莎士比亚继续在他的戏剧中“搬演政治”，但以更加微妙和引人入胜的方式为之，《麦克白》即是一例。

创演于1606年的《麦克白》同时是一部苏格兰历史剧、英雄—僭主悲剧和王权政治剧。据说莎士比亚本人所属的国王供奉剧团（The King’s Men）曾于1606年8月7日入宫为王室首演《麦克白》。在这部剧中，莎士比亚多次向“今上”喊话示意，其直接与显白程度在莎剧演出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特别是第4幕第1场和第3场，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之视为戏剧诗人莎士比亚为詹姆斯一世量身定制和当机说法的“君主宝鉴”（Specula principum）。

在《麦克白》的剧本中，“镜子”（glass）一词出现了两次，两次都是在第4幕第1场：一次见于正文第109行之后的舞台提示（A show of eight kings，［the］last with a glass in his hand，and Banquo），另一次见于第117行（Macbeth：“yet the eighth appears，who bears a glass” etc.）。它们是剧中人麦克白——同时作为国王和叛逆——在女巫施法下见到的幻象（vision），同时也是作者莎士比亚“施法”向我们——每一个正在观看麦克白之观看的个体——展示的一面魔镜（或魔幻之境）。

在这场戏中，麦克白——同时也是“我们”，即观看“幻象”的个体观众，而这个“观众”自然（甚至首先）包括詹姆斯一世本人——先后看到四个幻象：最初是一个戴盔的人头，它警告麦克白“留心麦克达夫”（4.1.70-71）——这实际上预言了麦克白最终被麦克达夫枭首的命运（5.11.20-21：Macduff：“Hail，King！for so thou art. Behold where stands /Th’ usurper’s cursèd head.”）；其次是一个流血的小儿，它向麦克白预言没有任何一个女人生的人能伤害他（4.1.77-79）——这同时是谎言和预言：如人们所见，未足月剖腹产下的麦克达夫将成为他命定的克星（5.6.16-17：Macduff：“MacDuff was from his mother’s womb/ Untimely ripped.”）；第三个幻象是一个头戴王冠、手持树木的小儿，他预言“麦克白永远不会被击败，除非伯南（Birnam）森林向邓西嫩（Dunsinane）山移来与他为敌”（4.1.90-92）——这个看似不可能的“除非”同样模棱两可地预示了麦克白未来的命运。现在麦克白心怀忐忑地向女巫们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班柯的后代是否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王？”（100-101）——他看到了答案：连续八名容貌与班柯相似的王者从他面前走过，班柯的鬼魂跟随其后，身有血污却面含微笑；不仅如此，最后一位王者手中持镜，镜中反映出更多的王者，有些手里还拿着一对宝球和三根王杖（110—122）。

“一对宝球和三根王杖”（119：“two-fold balls and treble sceptres”），这显然是在影射和恭维现场观剧的詹姆斯一世：詹姆斯先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两次加冕登基（在苏格兰称詹姆斯六世，在英格兰称詹姆斯一世），是为“一对宝球”；他同时是英格兰国王、苏格兰国王和威尔士（一说为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国王，是为“三根王杖”。又詹姆斯自视为班柯的后裔［尽管班柯只是赫克托·波爱修（Hector Boece， c.1465—1536）］在《苏格兰编年史》（Scotorum historiae a prima gentis origine，1526）中杜撰的人物；如其所说，班柯是“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创始者，当今国王”——此指詹姆斯六世［（或詹姆斯一世）的外祖父詹姆斯五世——“就是他源远流长的后代苗裔”］，因此当他看到先祖“八世其昌”的戏剧性情景再现，并听到“一对宝球和三根王杖”的镜中预言（事实上它已经成为现实），想必怡然自得并浮想联翩，浑不知这是诗人婉而多讽的启示和尽在不言的揶揄。

大约在八年前，当时尚为苏格兰国王的詹姆斯曾撰写《自由君主国的真实法律》（The Trew Law of Free Monarchies，1598）一文为绝对君权辩护，声称国王是上帝的人间代表，同时也是他治下臣民的“慈父”（louing Father），因此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换言之“国王高于法律”），除了上帝有权处置他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抗拒（遑论叛逆）而只能接受和顺从。他在同年写给他“最亲爱的儿子”亨利王子（1594—1612）的《王者的馈赠》（Basilicon Doron）——如其在开篇题献中所说，这是一面旨在展示“完美王者影像”的“明镜”（Sonet 1-2&14：“a mirror viue and faire，/Which sheweth the shadow of a worthy King”&“How to become a perfite King indeede.”），即君主（父亲）写给君主（儿子）的“君主宝鉴”——中也谆谆教导：国王是上帝指定的“小神”（a little GOD）或具体而微的上帝，因此一切针对国王（甚至是暴君）的反抗都是违法的。

詹姆斯国王所说的“法”即上帝之法或神圣的自然法（天理）：在他看来，王权是上帝为人类制定的神圣法则，并体现为父子世袭的自然之理（Law of Nature）和“自然权力”［借用半个世纪后绝对君权论者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1588—1653）《君父论》（Patriarcha）一书副标题“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 Defended against the Unnatural Liberty of the People”中的说法］。然而，在莎士比亚的“王者之镜”——在此麦克白以及他在女巫的魔镜中看到的“国王”（同时作为真实的预言和虚假的幻象）让现场的观众（以及后来的我们）看到了此时正在剧外观剧的詹姆斯一世本人——观照下，这一“国王愿景”显得难以自圆其说，甚至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詹姆斯一世声称“根据我们的编年史”——此指波爱修的《苏格兰编年史》，而非布坎南（George Buchanan，1506—1582）、诺克斯（John Knox，1514—1572）等人怀有“恶意”的“错误说法”——苏格兰王权始于爱尔兰王子弗格斯（Fergus）对苏格兰的征服，后者由此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国王”。詹姆斯暗示这是一次和平的征服［“他以其友善和力量（其中既有和他一起而来的爱尔兰人，也有自愿归顺的当地乡民）使自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而有意忽略了弗格斯是被人民推选（而非上帝指定）为王——换言之，苏格兰的君权并非神授——这一关键信息。

不仅如此，詹姆斯作为事实和真理而讲述的父子相承、万世一系的王权神话并不符合历史——无论是苏格兰的历史还是英格兰的历史，尤其不符合他本人和他的家族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这一说法源自波爱修，并为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c.1520-c.1581）、布坎南等人所继承，莎士比亚在他的《麦克白》中也采用了这一传说——班柯之子弗里恩斯（Fleance）逃亡威尔士后与威尔士末代亲王（Gruffydd ap Llywelyn）之女成婚，他们的儿子沃尔特（Walter Fitzalanc， 1150—1177）后来成为苏格兰王室总管（Royal Steward）；沃尔特的六世孙沃尔特·斯图亚特（Walter Stewart，1309—1327）迎娶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Robert the Bruce，1274—1329）之女玛乔莉（Marjory），他们的儿子罗伯特二世（1316—1390）即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君主；罗伯特二世的第八代传人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1542—1587）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八任君主（monarch）和第一位女王；玛丽女王与其堂兄暨第二任丈夫亨利·斯图亚特（Henry Stuart，Lord Darnley）生子詹姆斯六世（1566—1625），是为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九任君主/第八位国王和英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任君主与国王。

原来，詹姆斯六世并非苏格兰近代王室的嫡系子孙：正如他的九世祖罗伯特二世继承母系家族（House of Bruce）的王权而开创了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本人也是从他的母亲玛丽女王那里继承了苏格兰的王位，并从伊丽莎白一世——玛丽的祖母（Margaret Tudor）是亨利八世的长姐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大姑，因此伊丽莎白是玛丽的表姑，詹姆斯是伊丽莎白的表外孙——那里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是为詹姆斯一世）。事实上，就连斯图亚特王室所继承的布鲁斯王室（House of Bruce）以及更早的贝利奥王室（House of Balliol）亦非邓肯—马尔康一脉艾托尔王室（House of Atholl）的正统传人。因此，詹姆斯本人宣扬的那种父子相承、万世一系的神圣王权并不存在：它不过是一个高贵——其实也未必高贵——的谎言罢了。

现在我们回到《麦克白》。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安排（如麦克白在第四个幻象或未来预言中所见）八位王者的假面剧和戏中戏呢？显而易见，这八位王者代表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神圣家族，而第八位王者应该就是詹姆斯六世的母亲玛丽女王——但她适时地消失了：在这里，虚拟的“父亲—国王”取代了真实存在（过）的母亲—女王。如果说莎士比亚意在讨好詹姆斯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王权（第八位国王持镜向观众——特别是他的首席观众詹姆斯一世——展示手握“一对宝球和三根王杖”的王者，即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那么他的这番恭维之辞和表演在知情者看来显然不尽不实，甚至有揶揄和反讽之嫌。可以说，莎士比亚的“国王之镜”或国王镜像照见了詹姆斯一世——他的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真实在场，也照见了被后者视为神圣真理的国王和王权的虚幻。

莎士比亚对国王和王权的观察与反思并未止步于此。在第四幕第三场，他又为台上和台下的观众提供了一面观照王者——确切说是诊断“王者之恶”——的“君主宝鉴”。这同样是一出“戏中戏”：麦克白弑君即位后，王子马尔康（Malcolm）畏祸逃往英格兰，向“最虔诚的爱德华”（4.3. 27：“the most pious Edward”）——即英国威塞克斯王朝的末代君主“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1042—1066年间在位）——求援，苏格兰贵族麦克达夫（Macduff，Thane of Fife）也随后赶来加入他的队伍。由于父亲的前车之鉴，马尔康未敢骤信，而是故意自污来试探对方。他和麦克达夫的对话——即他向对方伪装—呈现的戏剧幻象——可以说是传统“君主宝鉴”的某种镜像反转。麦克达夫敦促马尔康立刻采取行动诛杀暴君，马尔康则声称一个暴君（麦克白）倒下，新的暴君又会产生，届时苏格兰“将滋生更多罪恶，忍受更多苦难，变得更加分裂”（4.1.47-50）。麦克达夫惊问其人为谁，马尔康回答说“这个人就是我”，因为“我的天性中深植了各种罪恶，它们一旦见光，就是黑暗的麦克白”——尽管他“残暴、奢靡、贪婪、虚伪、善变、奸诈、阴险，但凡说得出名字的罪恶他都有份”——“也会显得像雪一样纯洁”（52-56&58-61）云云。麦克达夫仍不放弃，于是马尔康进一步“自陈心迹”（或者说继续他的反串表演）：如其所说，他不但对美色和财富怀有异乎寻常和难以抑制的欲望，而且王者应当具备的德性（The king-becoming graces），诸如公正、真诚、节制、镇定、慷慨、坚韧、仁慈、谦和、虔诚、忍耐、勇敢、刚强等等，他也一概全无；事实上，一旦掌握权力，他将恣意扰乱和平，让人世永无宁日（91-101）。说到这里，他向麦克达夫发出了灵魂之问：“你告诉我，这种人是否适合统治？我就是我说的这种人。”（102-103）

麦克达夫的反应——或者说他的表演，因为他在此表达的也正是莎士比亚希望并安排他在舞台上表达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莎士比亚本人对君主（詹姆斯一世首当其冲）的审判。他最初听到马尔康说自己荒淫好色并不以为意，认为这是年轻人的正常欲望（87：“summer-seeming lust”），身为君主更是不足为虑（70-71：“fear not yet/To take upon you what is yours”），因为主动投怀送抱者大有人在（74： “We have willing dames enough”），更何况还可以通过伪装矫饰来掩人耳目（71-73： “You may/Convey your pleasures in a spacious plenty，/And yet seem cold. The time you may so hoodwink.”）。马尔康随后又说自己生性贪狠，一旦大权在握，他将无情地掠夺贵族的财富和土地；麦克达夫承认“这是我们许多国王致死的原因”（我们还记得莎士比亚笔下的约翰王、理查二世即因此走向败亡），不过他又说苏格兰足够富饶，只要统治者具备“其他方面的长处”，即王者的德性（马基雅维利所谓“virtù”），这些缺点都可忍受（90-91：“All these are portable， / With other graces weighed.”）。无论如何，他始终心存侥幸而不断让步并企图说服自己；直到最后马尔康“自我暴露”为一名怙恶不悛的暴君（即真正王者的反面），他才“如梦方醒”（或者说被马尔康制造的假象彻底蒙蔽），对苏格兰的未来感到了绝望（101：“O Scotland， Scotland！”）。现在马尔康问他“这种人是否适合统治”，他的回答脱口而出：“适合统治？不，这种人都不该活着！”（103-104： “Fit to govern？ /No， not to live.”）

暴君当死：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答案，也是15—16世纪以来“君主宝鉴”类型文学的作者们似乎从来没有（事实上也不敢）公开（更不用说当着本国君主之面）发出的呐喊。一般说来，“君主宝鉴”的主角往往是一位根据现实人物虚构（或以其人为原型，或以其人为预期读者或教育对象）的理想统治者，他拥有（确切说是通过后天教育而养成）正义、虔诚、节制、仁慈、慷慨等王者的德性，并通过理性公正的统治（而非暴力征服）为自己赢得人民的爱戴（而非仇恨与恐惧）和光荣的记忆（乃至见贤思齐的效仿）。“君主宝鉴”的作者对自己的培养方案似乎充满信心，很少考虑未来教育失败的可能和结果；至于如何预防、制约和反抗现实生活中的暴君与暴政，他们更是语焉不详甚至讳莫如深——虽然这或许正是他们写作的初衷和目的之一。

在这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主要是悲剧和历史剧——弥补了“君主宝鉴”文学的不足。以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为例：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在《为诗辩护》（1583）一文中指出，“高尚的悲剧”旨在警戒人君，即“让君王惮于成为暴君，并让暴君惮于显露他们的暴虐性情”；帕腾讷姆（George Puttenham，1529—1590）也在《英国诗歌的艺术》（The Art of English Poesie，1589）中指出，悲剧通过展示前代暴君的邪恶人生和悲惨结局（这是上帝的公正惩罚），对在世的暴君构成了良心的拷问或“隐秘的谴责”。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准备（或者说尽量避免被认为）直接介入现实，而是采取了看似超然的间离和静观姿态，即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主人公之口所说：戏剧诗人纪录和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影像（2. 2. 426-427： “they are the abstract and brief chronicles of the time”），因此戏剧是“举向自然的一面镜子，人们在此观察世相并自辨妍媸”（3. 2. 16-19）。

但是现在，当着台下观剧的本国国王和王室嘉宾（作为“国王之友”，他们共同构成了王权的在场）之面，莎士比亚化身麦克达夫——《麦克白》剧中的第二位弑君者：他后来与弑君者—国王麦克白在战场上正面交锋并亲手砍下了对方的人头——发出了“暴君当死”的呐喊。这声呐喊经过第4幕第1场中“国王之镜”的聚焦折射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和力量，特别是对詹姆斯一世：詹姆斯强调国王神圣不可侵犯，即便是非法统治的暴君，人们也要服从（最多是逃离，就像《旧约》中的撒母耳、大卫、以利亚等人那样），甚至是为他祈祷，因为他带来了和平；事实上，任何鼓吹反抗国王和暴君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和危险的——例如布坎南认为杀死或废黜暴君的权利必定始终掌握在“不仅是全体民众手中”，“甚至是每一个平民手中”；詹姆斯对此说法深恶痛绝，多次在其捍卫绝对王权的著述中批驳他从前的这位老师，称他是“愚蠢的”和“煽动叛乱的作家”。

可以想见，以詹姆斯的多疑和敏感，他在听到“这种人都不该活着”这句话时，内心将产生怎样的波澜！这难道不是这帮戏子们别有用心的挑衅和含沙射影的诽谤吗？他们的领班叫什么“撼矛”（Shakespeare）——他想撼动（shake）谁的矛（spear）呢？不过且慢，他们也许并无此意：你听他们现在又说到国王——而且是英国的国王，即那位死后成为教会圣徒和英国保护神的“最虔诚的爱德华”——有一种天赐的神异能力，只要用手触摸一下病人就能治好他的病（4. 3. 143-146： Doctor： “at his touch，/Such sanctity hath heaven given his hand，/They presently amend”）。莎士比亚让马尔康告诉麦克达夫（和他们的观众），这种病被称为“恶疾”（147： “the Evil”），即“国王的恶疾”（the King’s evil，“国王之恶/王者之疾”），也就是瘰疬。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由分枝杆菌感染并破坏颈部淋巴结组织引起的淋巴结慢性感染性疾病，即颈部淋巴结结核，可以通过药物或手术治疗；但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病往往被视为不治之症，只有国王（而且是真正的国王）能够以神圣的力量治愈——反过来说，国王创造的医疗奇迹也演示和证明了王权的神圣和真实。马尔康向麦克达夫（和他们的观众，特别是詹姆斯一世）讲述他来英后多次见到“这位好国王”施展神迹救人（148-150： “A most miraculous work in this good king， / Which often since my here-remain in England / I have seen him do.”）的经历时郑重声明（158-160）：

据说他将这种治愈疾病和为病人祈福的能力传给了后来继起的王者。除了这项特异功能（strange virtue）之外，他还拥有上天赐予的预知未来的能力，以及各种彰显上帝恩宠的祥瑞。

即表达了这一时期的普遍信仰或大众认知。

通过马尔康——国王（邓肯）之子和未来（苏格兰）国王——的讲述（或者说莎士比亚“盗梦空间”式的戏剧再现），我们看到了《麦克白》中的第三面“国王之镜”：它同时指向剧中隐而未现的理想国王圣爱德华和剧外观剧的真实国王詹姆斯一世，并向观众——不仅是剧中的观众（如马尔康、麦克达夫），也包括剧外的观众（如现场观剧的詹姆斯一世，以及后来的我们，即永恒而当下的观众和读者）——呈现出国王—医师—神迹制造者的三重镜像。

国王作为医师和神迹制造者：换言之，国王——真正的国王——通过（以触摸方式）医治“国王之恶/王者之疾”而创造（事实上是重演）了自证其真实性的王权神迹（或者说神话）。此即法国年鉴史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在其《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Les Rois Thaumaturges，1924）一书中向世人揭示的中世纪英法王权戏剧幻象。

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医师”的形象和话语与“耶稣—救世主”的形象和话语紧密相连，甚至不妨说是后者的一个仿像。诚然，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帝即拥有“神圣的”（divus）名号［如帝国创始人屋大维的全称为“Imperator Caesar Divi Filius Augustus”（“Divi Filius”意为“神之子”），两代之后的卡里古拉皇帝更公然以天神自居；从奥勒留（Aurelius，161—180）到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罗马皇帝正式成为世上的神（emperor-god）］，古代日耳曼人的部落首领也往往兼有国王—祭司或人—神的双重身份；不过欧洲中世纪的国王和王权被视为神圣，主要还是受到了基督教神学［特别是基督学（Christology）］的影响（和改造）。基督教《新约》中的耶稣是神子、基督（Χριστός-Christus：受膏者）和救世主（Σωτήρ-Salvator）——甚至是医师，如《福音书》中记载：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马太福音》4：23-24）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马太福音》15：29-30）

在中世纪欧洲，以“效仿基督”为己任的世俗统治者们也希望成为（或者说扮演）救治人类（至少是他的国家和人民）疾苦的医师，借此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确是“地上的神”或基督—上帝的人间代表。国王通过触摸——就像耶稣当年做过的那样——治疗“国王之恶/王者之疾”即瘰疬的政治—医学—神学—戏剧实践于是应运而生。

在英国，君主通过触摸治疗瘰疬的最早记载（或者说传闻）出现在诺曼王朝第三任君主亨利一世登基时的1100年［这是布洛赫的说法，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则认为“这种仪式的首次可靠记载”应不早于金雀花王朝第五任君主爱德华一世在位时（1272—1307）的1276年］，而金雀花王朝的首任君主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则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位触摸瘰疬病患者的君主”，后者“为了证明其正当性”而将前诺曼征服时代的传奇王者圣爱德华——即《麦克白》中的那位“好国王”和“最虔诚的爱德华”——奉为该项制度的创始人。

因此，莎士比亚在剧中加入爱德华国王施展妙手（同时辅以“神圣的祈祷”和向病人颁发“金章”的仪式）医治“国王之恶/王者之疾”的桥段，显然意在（至少他希望被理解为意在）表达他们——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乃至剧场之外的英国人民（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演员和观众）——对神圣王权的信仰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舞台上的爱德华王——作为并未真正现身、只是通过被谈论而缺席存在的戏剧中心——与此时台下观剧的詹姆斯一世（他构成了《麦克白》演出现场的另一剧场中心）互为镜像：前者指涉—照见了后者，而后者从前者身上看到了自己，正如他此前在第4幕第1场的戏剧幻象——确切说是三女巫向麦克白预言—展示的第四个幻象，即未来斯图亚特家族“八王之兴”的前景回顾，特别是其中第八位国王手中所持明镜反向映照的（那位）拥有“一对宝球和三根王杖”的王者——中看到了自己一样。

然而，詹姆斯一世本人所看到的是否就是莎士比亚希望他看到的呢？换言之，看似显白而单一的“作者之意”是否就是作者唯一和真实的意图？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詹姆斯是否确实因此感到欢欣鼓舞，而不是感到无聊和尴尬甚至是愠怒？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是否看到或读出了莎士比亚并未明言但又（在他看来）闪烁其辞的暗示，甚至是“言者无心”而“听者有意”的内容？

首先，我们相信詹姆斯一定能看出剧中对“（爱德华）国王（以触摸方式医治瘰疬）神迹”的描写是作者对神圣王权的赞美以及对他本人的恭维。莎士比亚由此暗示国王——真正的国王——是救治“国王之恶/王者之疾”的医师：比如就在马尔康向麦克达夫讲述他亲眼所见的“国王神迹”之后，另一名苏格兰贵族洛斯（Ross）也赶来与他们会合，声称他们的苏格兰“祖国”已经沦为暴君统治的“坟场”（4. 3. 166-174），亟待马尔康将他的人民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出来（186-189），马尔康回答说（215-216）：

就让我们以猛烈的复仇为药，治愈这致命的伤痛吧。

与此同时，留在苏格兰境内的贵族闻讯后也准备起义去“迎接”——如凯士纳斯（Caithness）所说——“救治这个生病国家的良药，和他一起为祛除祖国身上的病毒而倾注我们的全部热血”（5. 2. 27-29）。甚至麦克白在准备出征对战来犯之敌前，也和他请来为麦克白夫人治病的医生打趣说（5. 3. 53-61）：

麦克白  大夫，如果你能为我的国家验下尿，看她得了什么病，然后把病泻出去，让她恢复原来的健康，我将响彻云霄地为你大声喝彩……有什么泻药能清除走这些英国人呢？你听说过这种药吗？

大夫  陛下，您的御驾亲征就是我等所知的那种药。

国王是治疗国家的医师（甚至是药物本身），这无疑也是詹姆斯一世本人认同的观点：他曾在《王者的馈赠》中教导爱子亨利要“像一名出色的医生那样”统治他的臣民，即“在施治之前必须首先知道他的病人最容易得什么病”；再如他认为医师的工作是照料和救治病人，有时甚至需要切除患病的器官以免全体受损，“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亦复如是”（《自由君主国的真实法律》）。然而他是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统语境下使用“国王—医师”这一政治哲学隐喻的，就像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徒君主的教育》（1516）中以反问的语气和句式断言“君主如果不是国家的医师又是什么呢”，或如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的著作（c. 1517）——这是他为意大利未来拯救者和统治者提供的另一部（共和主义）君主宝鉴——中最后卒章明义指出“在伟大的城邦中，需要医生诊治的变故每天都会发生，而且（鉴于它们的重要性）必须是高明的医生”（3.49.1），其中严重者“如果得不到经纶手（a prudent individual）的救治，将毁灭整个城邦”（3.49.3）；詹姆斯的说法与之一脉相承，并无二致。事实上，詹姆斯从小接受的新教加尔文主义—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使他对所谓“神迹”满怀鄙视和敌意，如他在《魔鬼学》（Daemonologie，1597）一书中明确宣布“自从基督降生人世和使徒创立教会以来，一切奇迹、异象、预言、天使或善良精灵的显现都终止了”，并在践祚英格兰王位（即成为莎士比亚所说的“拥有一对宝球和三根王杖”的君主）之初明确表态不愿继续举行宣示“国王神迹”的治疗仪式，后来经人劝说才勉强同意，但也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内心依然感到厌恶和抗拒。

因此，当他在现场观剧并听到剧中人煞有介事地宣讲圣爱德华这位“好国王”以神秘的力量治疗“国王之恶/王者之疾”的奇迹时，一定能看出/听懂莎士比亚是在有意——确实是“有意”，因为莎士比亚本人并不见得相信这种奇迹（或任何奇迹）——恭维自己，却未必真心感到喜悦和受用。相反，他很可能感到了良心的刺痛和嘲讽，甚至是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因为他听到了“这种人都不该活着”这句话，并在剧终时看到了麦克白被砍下的人头：作为治愈苏格兰国王之恶和国家之疾、国家—王权重获新生的实体象征和隐喻表达（5. 11. 20-21：Macduff：“Hail，King，for so thou art. Behold where stands/Th’usurper’s cursèd head. The time is free.”）。暴君或非法统治者本身构成了国家的“恶疾”（the Evil），而反抗和诛杀暴君正是治疗这一“恶疾”的良药。这是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含糊其辞向观众隐含展示的另一面“君主宝鉴”，詹姆斯本人应该也看到/读懂了这一暗示。

对詹姆斯来说，这颗人头——麦克白—国王的人头——是一面照见了“王位继承、僭政和反抗、篡位和战争”乃至“君主的合法性”的“国王之镜”（Cf. 5. 10. 26-28： Macduff： “We’ll have thee， as our rarer monsters are，/Painted upon a pole， and underwrit，/‘Here may you see the tyrant.’”），它和剧中出现的其他王者镜像——国王邓肯之死、麦克白的谋杀和被杀［或者说他的血手（Cf. 2. 2. 57-60： Macbeth： “Will all great Neptune’s ocean wash this blood/ Clean from my hand？ No；this my hand will rather/The multitudinous seas incarnadine，/Making the green one red.”）和人头］、班柯后代斯图亚特家族的“八王之兴”、第八位国王手中明镜照见的未来拥有“一对宝球和三根王杖”的（那位）王者、“好国王”爱德华治疗“国王之恶/王者之疾”的“神迹”、王子马尔康的复仇（和杀戮）——共同构成了一个光影交织并闪烁不定的迷楼暗室和幻境空间。

观剧至此，詹姆斯——作为这场王权政治戏剧的首席观众和场外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第一当事人（“说的就是你！”）——很有可能（而且有理由）感到惊惧不安。他现在面临一项艰难的选择：马尔康为父报仇（同时也是为了夺取王位）从英格兰借兵攻打苏格兰，这是反叛—侵略还是解放—光复？他和麦克达夫最后诛杀了麦克白，这是彰显天道的除暴安良（tyrannicide）还是大逆不道的以下犯上（Cf. 2. 3. 67：Macduff： “Murder and treason！”），抑或强权即正义、目的证明手段的冤冤相报/以暴易暴？这些问题又可归结为一个问题：麦克白究竟是合法统治的国王还是非法统治的暴君？换言之，判断王权合法性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是神意、民意还是统治者本人的意志和能力（virtù）？

在剧中，麦克达夫等人称麦克白为“非法统治的暴君”（4 .3. 105： “an untitled tyrant”）——但这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词（虽然这在后来成为了共识）；相反，麦克白（尽管是以非法手段）上位得到了苏格兰贵族的默认和推举，并在斯昆（Scone）正式加冕成为苏格兰的合法君主。如果参考波爱修、霍林斯赫德、布坎南等人讲述（其中不无虚构和再加工）的历史，我们发现情形变得越发微妙：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苏格兰一直遵循古代凯尔特人的宗亲选任制（tanistry）而不是英国和欧陆流行的长子继承制；苏格兰首任国王弗格斯之后的第八十位国王肯尼斯［史称Kenneth II （971—995），布坎南误作Kenneth III］出于私心将原定继承人和他的侄儿马尔康·达夫（Malcolm Duff）杀害，死后传位给自己的儿子马尔康 ［史称Malcolm II （1005—1034）］；马尔康身后无子，只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人生子邓肯，后来继位为君［史称Duncan I （1034—1040）］，另一人生子麦克白，根据旧时tanistry制度，麦克白其实更有资格继承王位；邓肯指定其子马尔康［史称Malcolm III（1058—1093）］为他的王位继承人，麦克白在三名女巫（weird sisters）的梦幻预言鼓动下——莎士比亚《麦克白》的故事即从这里开始——谋杀了邓肯；麦克白执政十年（1040—1057）后开始施行暴政，于是贵族合谋将其废黜而拥立马尔康（莎士比亚讲述的故事在此结束）；马尔康死后，其子邓肯［史称Duncan II（1094年5—11月）］与马尔康（Malcoml III）的兄弟道纳贝恩（Donald Bane，即莎剧中的“Donaldbane”或“Donalbain”［史称Donald III （1093—1097）］争夺王位，邓肯战败被杀，而后道纳贝恩又被邓肯的兄弟埃德加（Edgar，1097—1107）废黜并杀害。

在这些王者中，谁是公正无私、众望所归的“好国王”，谁是为非作歹、千夫所指的暴君？谁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英雄，谁又是非圣无法、作乱犯上的逆贼？莎士比亚在为写作《麦克白》而研读这段历史时很可能也想到了这些问题：他在剧中隐约其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把这些问题和想法留给了未来的观众，特别是其中的有心之人。

例如莎士比亚告诉我们，邓肯在王权得到巩固——麦克白为此出生入死而立下了（如邓肯本人所说）“任何奖赏都无法回报的功劳”（1.4.16-21：“Thou art so far before/That swiftest wing of recompence is slow/To overtake thee…/More is thy due than more than all can pay.”）——后封他的儿子马尔康为坎伯兰亲王（37-39：“We will establish our estate upon/Our eldest，Malcolm，whom we name hereafter/The Prince of Cumberland”），也就是他的继承人。根据前人记载，肯尼斯二世在苏格兰历史上首开违反祖制（tanistry）传位于子（为此他并杀害了原定的储君和他的侄子坎伯兰亲王）的恶例，由此引发了后来长达一个世纪、祸延四代的权力和制度之争。莎士比亚在剧中特别点出邓肯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坎伯兰亲王即苏格兰王储这一细节，或在暗示我们（历史上的）肯尼斯是（戏剧中的）邓肯的一个预表镜像：正如肯尼斯的造衅开端为他的家国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灾难，重蹈前人覆辙的邓肯在他本人和苏格兰的悲剧中亦非全然无辜。

在剧中作为正面英雄出现的马尔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历史上的马尔康（三世）战败并杀死麦克白及其继任者（Lulach，1057—1058）后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同时也完成了他之前两代人以父子世袭取代宗亲选任的改革事业），但他在英格兰战死后，王位被他的兄弟道纳贝恩（三世）继承，他的儿子邓肯（二世）和埃德加视之为篡位而与叔父兵戎相见，苏格兰再次陷入了权力之争（同时也是新旧两种制度之争）的怪圈。此且不论，就说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尔康：他在剧中是领导正义之师从麦克白的“王者之恶”中拯救了祖国、人民和王权的英雄医师和国王（在这个意义上，他与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中的亨利七世、亨利五世属于同类人物，又像是《李尔王》中考狄利亚与埃德加的合体），但也正是他在剧终时宣布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的方针政策（5. 11. 30-39：“What’s more to do/ Which would be planted newly with the time，/…/We will perform in measure，time，and place.”），其中第一项就是（28-30）：

诸位领主宗亲（My thanes and kinsmen），你们从此将成为伯爵（earls），在苏格兰你们是最早享有这一称号的人。

这一细节显然是莎士比亚别有用心的安排。根据波爱修、霍林斯赫德、布坎南等人的记载，马尔康登基之初即模仿邻国（英格兰）以伯爵、男爵、骑士等苏格兰人前所未闻的“新奇名目”取代了传统的“领主”（thane）头衔；不仅如此，他还将英格兰人“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惯带入苏格兰（莎士比亚对此亦有曲笔暗示）而引发了本国贵族的疑虑和不满；马尔康本人也曾试图清除这一“害人的毒药”（infectiue poison）或“甜蜜的毒饵”（swéet poisoned bait），可惜为时已晚——现在苏格兰已经“病入膏肓”而“药石无功”（the infection is so entered into the inner parts of the intrails，that neither with purging，cutting， nor searing，it may be holpen）；结果当他死后，他的兄弟道纳贝恩（他在爱尔兰长大，从小接受传统教育而未受时风影响）回国争位时不但没有遇阻，反而受到憎恶英国“现代文明”而希望回归祖先淳朴传统的苏格兰人的欢迎拥戴。就此而言，马尔康设立新型爵位（以巩固君主权力）的政策并非促成国家肌体（或者说国王的“政治身体”）康复更新的灵丹妙药，而毋宁是“腐败的标志和堕落的催化剂”，即新的“国王之恶/王者之疾”。

马尔康是莎士比亚在《麦克白》剧中向观众展示的第四位王者（邓肯、麦克白、爱德华和马尔康）和最后一面“君主宝鉴”——它是马尔康之前向麦克达夫展示的反转镜像（自我歪曲的暴君画像）之反转，也是以神迹医治“国王之恶/王者之疾”的“好国王”（“最虔诚的爱德华”）的苏格兰镜像。然而，正如莎士比亚通过“隐形书写”和留白艺术（ellipsis）向世人暗示的那样，国王既是（通过神迹）治疗国家的医师和解药，也可能是以其个人意志和行为危害国家的罪人和毒药。不知现场观剧的詹姆斯一世——作为这场王权政治戏剧的首席观众和主要当事人——是否看到/读懂了莎士比亚意在言外的暗示？如果他（无论是在当场还是事后）看懂了这一暗示，他将作何反应？

他恐怕会感到尴尬和愠怒，同时也有失落。詹姆斯从苏格兰入继英格兰大统（而为詹姆斯一世），其情形有类于弗格斯从爱尔兰入侵苏格兰建立王业（而为弗格斯一世）；另外詹姆斯通过向伊丽莎白一世示好、与英国结盟（1586）而巩固了他在苏格兰的王权，这与马尔康向爱德华求援、从英国借兵夺回苏格兰的王位亦有相似之处。如果说他在弗格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像（乃至所有苏格兰国王的原型），那么他似乎也不难在马尔康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他曾在《自由君主国的真实法律》一文中以“我们的第一位国王”弗格斯（以及英国的威廉一世）为例论证国王作为“国内一切所有的主人”（Dominus omnium bonorum and Dominus directus totius Dominij）无须经过议会批准即可“分封新的贵族领地（baronies）和合并旧的贵族领地”，因为王在法前或“王在法上”（换言之，法律乃是国王的法律或“王法”，而王法始自王者的征服和分封这两件建国大业），此即詹姆斯所谓“自由君主政体”或“自由国王”［他文章的副标题就是“自由国王与其天然臣民之间相互和对应的义务”（The Reciprock and mutuall duetie betwixt a free King，and his naturall Subjects）］享有的“真实法律”或绝对王权。再如他入主英格兰后在一次议会发言中为说到他初来英国时滥封官爵（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分封了数以百计的骑士和大量的男爵”）的旧事，他表面上是为当年的做法道歉，其实是在为自己辩解：如其所说，他这样做无非是沿袭了“从前英国国王”的惯例，即以此方式来“荣耀你们的国家”，换言之此乃（英格兰）国王的“自由”和正当权利——毫无疑问，他这样做也正效法（甚至主要效法）了弗格斯和马尔康的榜样，既然他承认当时他对这个国家还缺乏了解（ignorance of this State）。

然而现在正是这个马尔康——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尔康，或者说他通过马尔康这一镜像人物向观众隐秘展示的国王之镜——照见了詹姆斯一世与弗格斯、马尔康［乃至詹姆斯本人所说的一切合法或正当的君主（lawfull king/rightfull King）］共有的国王之恶/王者之疾。根据詹姆斯的绝对王权理论，国王是他的王国的父亲（创制者）、主人（拥有者）和元首（头脑），并以某种方式——就像上帝在世界之外/前创世（creatio ex nihilo）而超绝—外在于这个世界一样——超绝—外在于他的国家和人民，如其以头（head）和自然身体（naturall body）的关系为例指出：“国王像头脑照料身体一样照料他的人民”，而当国家染病时，国王要像医师治疗患者那样施加救治，甚至进行放血治疗和（如果无法治愈的话）手术切除，因为“如果头脑健全，只要听从头脑的指令，（身体）就有治愈的希望；但是“假如头脑生病，全身其他部位（all the members）都会感到难受——君主与其人民的关系亦复如是”。詹姆斯将国王视为国家的头脑，这本来是欧洲中世纪王权政治思想的老生常谈，例如英国亨利六世时期的王座法庭首席法官约翰·福蒂斯丘（John Fortescue，c.1395-c.1477）在《论自然法的属性》（De natura legis naturae，1461—1463）中援引阿奎那的说法指出，正如“人的身体所有部分由头脑和心脏统治”，人类社会也有它的头和心，这就是国王（I. XVIII）；再如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徒君主的教育》中教导君主要“把他的王国视为一个巨大的身体，而他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器官”——这指的是头和心，所谓“君主之于人民的权威，正如心灵（mind）之于肉体”（此处“心灵”可以理解为“头脑”），而“君主在国家中，正如心脏（heart）在生命体中的位置”，头脑清明则身体健康，头脑感染邪祟（君主的胡作非为）则整个身体—国家都会出现问题，例如战争、叛乱、吏治腐败、道德沦丧等等，直至被推翻（君主本人和国家—身体的死亡）——然而我们看到，詹姆斯在一个关键之处语焉不详，甚至有意制造了逻辑的混乱，那就是如果头脑生病，它将何以自医？詹姆斯在此暗示：国王既是头脑，又是医师；因此如果头脑生病，医师可以自医其头。但问题是：既然国家是身体，而国王是它的头，因此是国家—身体不可分割和最重要的器官，他又怎么可能同时成为自己的医师呢？如果说国王可以通过“国王的神迹”来治疗“国王之恶/王者之疾”，那么如果国王本人感染了“国王之恶/王者之疾”的话，他将何以自处——他可以医治甚至（在治愈无望的情况下，如我们在麦克白的案例中所见）“切除”他自己的头吗？詹姆斯显然认可前者而否定后者：在他看来，国王作为国家肌体的“头脑”不可能生病，既然君权神授而“王在法上”，国王的任何意志（或头脑向身体发布的任何指令）都是正当的；即便暴君（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在位或者国王变成了暴君（这意味着国家的头脑发生了病变），人民也不能反抗和推翻他的统治，即通过“切除”国王之头来救治他的身体，因为“国王绝不会如此邪恶，而一般都会主持公道和维护秩序”；事实上即便国王变得邪恶（头脑生了病），也唯有上帝这位“伟大的审判者”能够审判他（作为对他和他的国家的治疗），而他的人民只能耐心忍受、虔诚祈祷并改过自新，“这是感动上帝将他们从这一沉重诅咒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正当途径”。詹姆斯在此大段驳斥了当时已见端倪、后来发展成为人类政治文明主流话语—实践的人民主权论、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而永远失去了历史赋予他——或者说他们，即他自命享有绝对专制权力的家族后人与王朝继任者，如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的使命和机遇。

换言之，詹姆斯一世看到了麦克白的头（暴君—国王的头），却未肯正视它隐含—预示的意义。当代学者勒内·基拉尔曾以《威尼斯商人》为例指出莎士比亚的戏剧“仿佛是一个持续旋转的客体，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始终向每位观看者呈现出最适合他本人视角的面相”——詹姆斯即是如此：他在这里只看到了他想看到的戏剧和人生镜像。借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的话说，“历史”——不仅是现实的历史，更是未来的历史——在此照进了“文学”（确切说是当下发生的戏剧现场），但是当事人却浑然不觉（或是有所觉察而无动于衷）。国王/暴君被斩首，而国家的“国王之恶/王者之疾”就此被治愈。事实上，先前被视为国王“政治身体”的国家也只有通过这一斩首行动——即人民主权国家的“头”砍下君主专制国家的“头”（现在王权被视为国家的“国王之恶/王者之疾”，换言之专制国王/绝对王权本身构成了国家的恶疾或政权的瘰疬）——而不是什么“国王的神迹”或上帝的审判—医治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和更新的目标。

詹姆斯一世本人没有看到这一幕，但是他的后人看（并且被看）到了：1649年1月30日下午2时许，詹姆斯的次子（他“最亲爱的儿子”和“自然继承人”亨利王子已于1612年11月英年早逝）、斯图亚特王朝的第十位苏格兰君主、第二位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查理一世（1625—1649）在伦敦白厅（Whitehall）国宴会堂（the Banqueting House）前被公开处斩。这无疑是人类现代历史上意味深长的一幕：1649年之后的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后来一切热衷于扮演“慈父”“伟大的元首”“英明的领袖”、以各种“国王的神迹”（尽管是以其世俗化的版本或神正论的现代变体形式）自欺欺人而终将作法自毙的暴君和专制统治者们也都（被）看到了这一幕。在某种程度上，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国王—暴君镜像，特别是剧终时麦克白被砍下的人头——同时作为“国王之恶/王者之疾”及其治愈的象征——即以戏剧幻象（包括幻象中的幻象）的形式闪烁其辞而又若有灵犀地预言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