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哈曼是第一个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展开批判的思想家。一方面，哈曼批评康德将感性和知性分裂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能力，使得人类的认知能力失去共同的根源；另一方面，哈曼指责康德只关心由纯粹理性建构的意识事实，无法真正认知到具体的实存世界。哈曼要求调整批判的方向，批判的对象不是理性而是语言。语词具有真正的先验纯粹性，因为语词是人类从启示和传统中接受来的。语言的先验性不仅构筑了存在与认知（理解）的基础，也是感性与知性在认识中功能合一的共同根源。没有语言，就没有理性，也就没有世界。通过语言批判，哈曼以语词的“启示”与“传统”作为认知（理解）所以可能的基础，构筑了一种强调语言优先性的先验语言学，并据之肇始了现代诠释学存在论转向之端倪，宣告了以语言学为基础、反纯粹理性的德国古典语言哲学阵营的形成。德国近现代哲学谱系由此得以重绘。
关键词 ：理性批判；语言批判；语词；先验语言学；语言中介论
1781年，康德写作完成《纯粹理性批判》。为该书出版作校正核对工作的德国宗教思想家、语言（哲）学家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在出版前就有幸成为该书的第一批读者。更重要的是，哈曼不仅是康德“第一批判”的第一批读者，同时也是康德“第一批判”的第一批批评者，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个批评康德“第一批判”的思想家。因为，在“第一批判”出版前，哈曼就写成《哥尼斯堡教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文，随后又写成《理性纯粹主义的元批判》（1784）一文，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进行了语言学元批判。哈曼通过考察语言的起源，阐释了语言与思想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关联性，指出语言与理性、语言与存在（事物）之间并非单纯工具性关系，它们在源初意义上有着存在论上的同构关系。因而，纯粹理性所以可能的基础与其说依赖于理性的先验性，不如说奠基在语言的先验性之上。就此而言，一种以词语的启示与传统为基础的先验语言学构想就显得尤为必要。哈曼对康德的批评以及他对语言先验性的探索，产生了重要的思想效应，他的批判唤起西方思想界对西方语言哲学主流发展中长期缺席、以修辞学为基础建构形成的语言哲学传统——语言中介论的关注，语言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形式化的符号系统，只是在思想对存在（事物）关系上发挥单纯的指示、叙述和表达功能。语言的存在论意义以及在认识论上的优位价值被揭示出来，存在（事物）在语言中存在，并且在语言中被把握，换言之，人们是在语言中拥有世界，事物是在语言中向着理解者敞开自身。哈曼的探索实际上拉开了将现代诠释学的语言学基础从语言工具论转移至语言中介论的帷幕，开辟出一条通向现象学—诠释学存在论的哲学道路。兹事体大，不得不察，本文写作的意图就在于此。具体来说，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将首先考察哈曼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评，进而从哈曼的批评中引申出他本人的先验语言学建构，最后，将哈曼所建构的先验语言学置入近现代德国哲学发展脉络中，揭示其所产生的思想效应：将现象学支配下的现代诠释学的存在论基础转换至以语言中介论为内核的语言哲学之上，并据以重新绘制近现代德国哲学版图。
一、哈曼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评
哈曼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评，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从认知能力批判上看，为回答“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问题，康德对纯粹理性展开了批判考察。然而，经过康德的批判考察，感性和知性被分裂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能力，人类的认知能力失去了共同根源。第二，从认知（思想）与实在的关系来看，康德的先验哲学将人类的认知能力限制在现象界，不能现象性呈现出来的物自身是不可知的，这使得认知只能活动在现象层面，与隐身在自身中的“物”毫不相干。人类的认知活动不得不与具体的实存对象相分离，认知活动脱离了具体的实存对象，成为一种单纯由主体主导的主观化的意识活动。思想失去了穿透现实的力量，哲学失去了自身的现实性，成为在自身的先验活动中证成先天性概念存在之正当性的意识哲学话语。哈曼这样说：
作为人类知识的两个枝干，感性和知性产生于一个共同的、我们不认识的、由对象给出并由它思想的（理解和领会）原根吗？把大自然已经拼合起来的东西以这样一种武断霸道的、毫无理由的方式割裂开来，这是想干什么？用一种Dichotomie（挑拨离间，引起争执）的方法，或者用一种二分法把它们共同的原根劈裂开来，难道不会使两个枝干败落枯萎吗？
不仅如此，哈曼还进一步指出了康德割裂感性与知性在哲学上所造成的危害。在他看来，本来感性和知性在大自然那里是完好无损地拼合在一起，一个在“地上”，提供知识的材料，一个在“天上”，提供与感官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理智思考能力，却由于康德将两者的共同的原根劈裂开来，两个领域有了彼此区隔的栅栏。康德强调感性与知性的区隔，也认为两种认识能力在知识建构中同等重要。但综合起来看，康德似乎更看重知性，因为知性作为主动性的理智，在思维综合杂多表象，形成客观性知识的活动中更能显示意识活动的主导性。理智的这个特征使得纯粹理性在其理论使用中，能够以一种必然性方式将先天形式应用于被认知主体意识到的表象之上，从而为“先天地涉及对象”这样一种反向倒置的认识方式提供理据充分的证成。然而，理性的这种先验使用方式，在证成“先天地涉及对象”必然可能的同时，也将外部世界先验地观念化了。这实际上等于说，康德对理性的纯粹应用能力的批判消解了经验世界的实存性，让其成为在先验意识中获得客观性的精神实存物。哈曼这样说：
莱布尼茨将现象理智化，洛克将观念感性化，纯粹理性私吞了现象、概念以及我们知识的所有要素，“对于一个先验对象=X，只有它与感觉材料相分离，我们就一无所知，更主要的，我们不可能知道它的什么”。知识，它研究的不是对象而是对象的先验的概念……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先验的哲学理念。在这个新的名称之下，被放逐的形而上学突然之间从一个持续了两千余年的、无休无止地争论的战场走出来，通过纯粹理性，变成了一个我们的所有财产都排列的系统有序的财产清单——并且乘着一对相当有吸引力、家谱学的和族徽学的翅膀扶摇直达君王的崇高和奥林匹克的希望。
哈曼并不否认康德构建先验哲学的良善意图，即致力解决近代哲学遭遇的危机。他也承认，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基本上成功地建构了一种有关对象之先天可能的先验哲学。至少在康德本人的思想系统中，近代哲学所表露出的哲学难题——经验与理性如何能够必然地结合起来——很好地得到了解决。从对心灵主观能力的先验考察到知性能够运用到经验上必然有效的纯然先天概念的逻辑学发现，再到提出并完成一种关于先天概念如何具有客观有效性的先验论证，康德无疑建立了一种完全地以观念论形态呈现的先验哲学系统。然而，哈曼却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成功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康德先验哲学毫无疑问地将现象界观念化了，知识的对象不是近代科学所指向的客观性质料（自然界事物的现象表现），成为知识对象的是知性逻辑地结构而成的先验的对象概念。知识活动仅仅关注先天涉及对象之可能性，就像康德本人所说的那样，“我必须早在对象被给予我之前、从而是先天地就在我里面将知性的规则作为前提，它在先天概念中得到表述，因而经验的所有对象都必然地遵照这些概念，而且必须与它们一致”。这就是说，知识活动不是向外，指向现象间必然关系在意识中的理性把握，而是向内，即说明现象间必然关系在意识中逻辑建构的先天可能性，所以，“我们关于事物只是先天地认识我们置于它们里面的东西”。
表面上看，哈曼对康德的批评指向康德在阐论对象先天地可能问题上存在着的问题，即康德为了说明理性的纯粹性，将原来在自然中关联在一起的知性与感性分割开来，以致无法真正说明人类认知的共同源根所在。但往更深层思考便会发现，哈曼批判康德的真实意图在于解构康德的先验哲学构想，即指出康德先验哲学解构旧形而上学努力的破产，其所给出的新的科学形而上学建构方案并不可行。
在康德的知识论方案中，感性接受的只能是向着主体呈现出来的显象（通过感官对象的触动而显现出来的、未被先天直观形式所规定的经验直观），知性的先天概念也只能应用于杂多的表象（经过先天直观形式规定而被把握在主体意识中的直观表象）之上。在自身之中的“物”（自在之物/物自身）既然不能出现在直观中，并经过先天直观的规定而成为进入主体意识中的表象，自然就不能成为给予概念的内容。在知性功能作用下，按照概念（范畴）所给予的规则性联结而成为认识的对象，在建构形成认识对象同时也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康德的先验哲学所涉猎的并不是现实的、能够成为概念化形式思维之质料的物之表象，而是已经与现象的质料性表象有着本质性区别的主观表象。与人类的理性与理性的结构关联着的不是实存物的世界，而是意识的主观世界，一个没有真正经验内容的观念世界。所以，先验哲学并不关心以纯然事实方式存在的外部世界，它仅仅关心纯粹理性制造出来的意识事实。是故，能够进入认识的先验结构的表象是那些已经被认知主体先天形式规制了的表象，以“事实性”方式存在的“事物”因其不能向着主体的意识表现自身，根本无法进入主体意识，为主体的先天形式所把握而成为认识的对象。如此一来，康德的先验哲学就失去了与自然而然的事物以及新鲜活泼的生活之间存在着的实际性关联。哲学活动不再将关注目光指向实际性存在的事物，而是以理解自己的精神生成物为第一要务，目的在于造就理性所结构出来的精神性“事实”的客观实在性。在先验哲学视域下，人与世界的关系被遮蔽在自身所制造出的观念迷雾之中，迷失了自身，成为失去肉体而四处游荡、无处安顿的无主孤魂。可见，康德先验哲学并非解决近代哲学形而上学危机以及认识论危机的良方妙计，反倒成为哲学家相信“理性统一性之先验迷信的护身符和念珠，它们的空空皮囊和空洞的口号”。
职是之故，哈曼要求从康德先验世界回归事实世界，“形式上的纯粹性必须退却，没有内容，没有对象，更加必然地，也没有虚情假意的‘罪恶’”，否则人类理性的事业就必然会“经历了这种Autocheirie（自割包皮）或Euthanasie（无痛苦致死术）之后，纯粹理性最终一直到达了其神秘合一的理想境地”，成就一种完全独立于现实感觉经验而以先验观念形态存在的人类知识，一种通过让纯然先天形式支配意识之主观经验并借助建构方式而形成的先验知识。
据此，哈曼要求从康德重视形式的纯粹性立场返回重视经验的事实性立场，并基于经验的事实性，重建哲学与具体的实存世界之间的直接性必然联结，让哲学言说具体的实存事物而非独白自身。依照此思路，哈曼提出要对康德的先验哲学进行元批判（Metakritik），将康德哲学放置在语言的先验视域中展开“内在”批判，转换批判对象，将矛头从理性转向语言，最终实现对先验性问题考察的语言学转向，摒弃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以词语的先验性为基础建构在认知与理解上具有优先性的先验语言学。
二、语言批判与先验语言学建构：知识论的语言学奠基
哈曼的先验语言学建构基于他的语言批判。从哈曼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展开的批判来看，哈曼之所以要将批判从理性引向语言，主要意图是通过对语言先验纯粹性（先天性）的考察，为思想与存在（世界/事物）的原初同一性奠定语言学的先验根基，用词语、言说所表达出来的认知—理解机能，解释存在之思（对物的认知把握）如何可能，从而超克康德先验哲学因割裂感性和知性所导致的认知能力丧失共同根源的问题，同时对语言的本质及其职分（faculty）作出诠证，开辟出一条通往先验语言学的语言哲学道路。
哈曼认为，考察作为认知活动的思想，特别是阐释思想机能实现的可能性条件，说明思想如何显示事物与自身的同一性，必然要诉诸“语言的系谱学优先性”（genealogische Priorität der Sprache），因为，“语言是我们这个种属外在的、真正区别于其他种属的特征，就像内在的、真正区别于其他种属的理性一样。语言是知性的自然工具，是人类灵魂的这样一种感知能力，就像视看能力为古人善感的灵魂制造了眼睛，本能为蜜蜂造了蜂窝一样”。
语言何以在认知上拥有谱系学上的优先性？哈曼通过分析理性、经验和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给出了解释。他指出，就像康德所揭示的那样，直观无概念是盲的，概念无直观是空的，只有它们二者的相互配合，才能成就知识。在理性与经验的关系上，理性应用的对象是经验，没有经验，理性就不可能，理性是理智地处理经验的思想能力。然而，作为一种理智地处理经验的思想能力，理性是通过语言展开自身并将自身的职分发挥出来的。因为，对事物的认知，或者对存在物的思想，重点并不在于强调认知的来源，即指出所有能够成为理性对象的经验，都来自对事物表象的知觉或印象。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一定要清楚，人类的理性只能借助于语词来思考事物，通过语言过程将某物理解为某物。这就是说，理性的对象物是在语言中成为认知对象的，在语词中现身的理性对象物的表象也是在被言说中成为被思想到的对象的。所以，无论是感性对事物表象的把握，还是理性对感性所提供表象的理智化处理，都离不开语言。换句话说，离开了语言，存在物的表象既不能被感性所接受，也不能被理性所思维，那么，对存在物的认识就不可能。人类对存在物的认知必然是一个语言学过程，语词表达了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在理性、经验和语言三者所构成的认知关系中，大本大宗、动中窾要的义旨是，理性无语言绝无任何可能。哈曼这样说：
思想的职分如何可能？——思想的那种依凭经验和超验展开左思右想、思前想后的职分如何可能？——这里不需要演绎去证明语言及其独特标识在家谱学上优先于逻辑命题和推理所具有的七种神圣功能。不仅思想的全部职分建基在语言之上……而且语言也是造成理性自身误解的要害之所。不仅思想的全部职分建基在语言之上……而且语言也是造成理性自身误解的要害之所。
既然语言是全部思想所以可能的条件，甚至理性的失误也因为语言，那么，无论是思想的可能性，还是普遍有效的客观知识的可能性，都与哲学对语言之职分的认知与使用密切相关。由此看来，克服近代哲学危机，为形而上学找到走向科学的康庄大道，根本性的战略就不是理性批判，而是语言批判。借助语言批判，发现语言的先天性，避免犯下康德式错误——因为忽略语言的先天性而错置人的对象性意识所以客观有效的先验基础，导致将具体的实存世界观念化、主观化之后果。语词不仅是纯粹的和经验的直观形式，而且还是纯粹的和经验的概念。就此而言，哲学所进行的纯粹化工作，真正的和最高的目标既不在于使理性脱离一切流传下来的东西以及与此相关的习惯和信念而成为纯然的理智能力，也不在于让理性成为独立于经验、不依赖于经验的认知机能，而是在于让语言成为联系着经验的纯粹存在物，也就是使语言成为理性的唯一的、在先的和仅存的官能和尺度，而语言的纯粹化凭借的不是逻辑和先验的演绎，语言单凭传统和自身不断地被使用就能保证自己合法地适用于经验。总之，对语言的批判，最终打开并发现了在最一般的直觉与常识观察中的语言使用，而所谓普遍的、抽象的观念也只有与语词相联系才能够形成。哈曼如是说：
语音与字母是先验的纯粹形式，它完全不包含任何属于有关对象的感觉或概念的东西，它因而是人类知识和人类理性的真正的、感性的要素。音乐是最古老的语言，它是除了脉搏跳动和鼻息之可感觉到的韵律外，为所有计时之最生动的原始摹本。绘画和记号是最古老的写作，它们很早就处理空间的，亦即经由形状对空间加以限制和规定空间。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因而是经由视觉与听觉这两个最高贵的感官的强烈影响，而使得它在整个知性的领域中显得如此普遍和必然。就像光线和空气对于眼睛，耳朵与叫声一样，空间和时间即使不是本有观念，它至少也似乎是所有直观认知的铸模。
可见，在哈曼那里，语词不仅是知识中必不可少的感性要素，同时也是知识活动超出感性，为知识提供普遍性和必然性保证的纯粹的和经验的概念。语言为人类知识中的两个枝干——感性和知性——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原根，感性和知性的合一早已在语言中被预先确定。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地用“语言的接受性”来取代康德的“感性接受性”，用“概念的自发性”直截了当地表述“知性的自发性”。“语言的接受性”表明语言之于人类思想具有最终不可超越的先天性，所有对象物的知觉都必须经由语词的中介才能被接受为认知的材料；“概念的自发性”表明自发的思维活动只能基于语言言说行动而展开，一切对感性所接受的认知材料的思想都必然是一种用语言言说事物的过程。职是之故，语言才是人类认识能力真正不可或缺的关键官能。如学者林远泽评述哈曼时所指出的那样，“语音与字母是所有关系的必要条件，在其中概念才能被直观与被比较。所有的语言与文字记号在关于它的质料部分，具有经验的实在性；而在关乎它的形式与意义方面，它具有先验的观念性”。
精雕细琢哈曼将语言解释为先验的纯粹形式之用意，其变革认识论基础的勃勃雄心显而易见。如果说康德通过对纯粹理性所展开的批判，为认识论找到了一个先验基础，那么哈曼就是要通过解构康德先验认识论，将认识论的基础从先验可能的纯粹理性转移至以“启示”与“传统”为基础的先验语言。康德的纯粹理性构想，让理性的纯粹性脱离传统、实在与语言而先天地生成，这使得通过主体性的创造性活动所先验构成的经验，只能是在意识中始终保持自身规则统一性之经验的对象性，与具体而真实的实存世界有着天然区别。在哈曼那里，被理解的实存世界离不开语言，理性对实存世界的把握亦必须通过语言。“没有语词，就没有理性，也没有世界。这即是创造与统治的来源。”具体到感性和知性如何在语言中合一，并且又如何通过语词行动而造就出普遍而必然的知识，哈曼这样说：
语词具有一种感性（论）的和逻辑（学）的职分，词语（连同它的成分）作为可见的与可说的对象，属于感性与直观；按照词语设用的精神与意义，它属于知性与概念。因而语词不仅是纯粹的与经验的直观，也是纯粹的与经验的概念，说它是经验的，因为视力和听力的感觉是经由它而起作用的。说它是纯粹的，因为它的意义绝非经由属于感觉的东西而被决定的。词语作为感觉直观之未决定的对象，按照纯粹理性的基本文本来说，即可被称为感性的现象……语词作为经验概念之未被决定的对象，是批判性的现象，是幻觉，是无语或非语，它只有经由使用的意义与（指称的）设用，才能成为知性的特定对象。
正是基于这种识见，哈曼决绝地从康德的纯粹理性返回先验的语言，在语言中寻找真正能够敞开世界之真理的语词之光。哈曼坚定地相信，理性即语言，即逻各斯，人类的全部知识系统必须建基在语言的先验性之上。至此，哈曼的语言批判获得了一个意涵清晰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下面这段引文中看到他的志得意满：
纯粹理性制造出一种新的现象和一种在变幻莫测地平线上的大气现象，纯粹理性用自身那张能带来一切、摧毁一切的墨丘利魔棒般的自相矛盾的嘴，或者用他们非凡拳头中的那三根进行三段论推理的手指之间裂开的鹅毛笔，创造了符号与奇观。
三、存在论诠释学的语言哲学奠基与近现代德国哲学谱系的重绘
哈曼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评，带来诸多重要的思想后果，某种意义上说，哈曼的批评为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带来了一场地震，不过这场地震的影响只是到了现象学和诠释学登场之后，才为人们所感受并看到了它所导致的近现代德国哲学谱系的变化。
哈曼在批评康德的同时，也与属于同一阵营的哲学家赫尔德就语言起源问题进行了论战。他同康德、赫尔德所展开的问题之争，清晰地开辟出一条将思想以及思想的存在之思奠基在语言的先验性之上的哲学道路，激活了区别于西方主流语言哲学的另外一种语言哲学的思想活力，而在此前，这种“另类”的语言哲学长期被遮蔽在西方主流语言哲学阴影之中。如人们所知，自希腊哲学以降的主流西方语言哲学传统，形成了一条“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经由中世纪的共相之争，到近代经由康德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综合，最终抵达逻辑实证论与语言分析哲学道路”。这条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占据主流的语言哲学道路，“通过把语词和事物之间关系追溯到逻各斯领域中思维（noetic）和事物本身之间的先天关联上，语言很明确地被用作一个纯粹次等的角色”。语言被降格为主客关系的工具性媒介，一种用于指称先于语言而存在之思想的符号。按照主流西方语言哲学的观点，为了使得语言的符号功能发挥得更好，完美单义的人工语言显然比意义不精确的自然语言更切合人类对语言的要求。所以，伽达默尔才尖锐地指出，西方主流语言哲学发展的尽头是“近代关于语言的工具理论和理性的符号系统的理想”。
与主流的西方语言哲学不同，哈曼继承由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修辞学传统、基督教的逻各斯神秘主义、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人文主义以及维柯的新科学发展而来的语言哲学传统，“强调语言不是科学借助理性逻辑对事物进行独白式思考的工具，一种仅供理性分析所使用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人类互动的沟通媒介，与事物之间有着内在一致性，其功能主要在于开显世界，即让事物或存在澄明自身”。所以，在人类的认知和哲学活动中，语言是理性的基础，语言不仅是感性和知性的共同原根，更是构筑存在、思想与语言之间三位一体关系的原初根据。是故，哈曼给予语言以很高的哲学地位，他这样说：
与人类出自本能天性所思想的和所说出来的相比，柏拉图式证明的全部肯定部分所说的东西都是更肯定的，更明确的，——进行思考、进行言说的肯定力量对于人类来说，是天生的、直接而自然的——就像动物的本能天性一样，肯定的力量在一个标记的点上被吸引、被延引、被向引。虽然有永恒的、逐级上升的法则，但是，全部的语言是与第一句话语一起被创造出来。——语言的创造对于人类来说是如此重要，就像蜘蛛创造了织网，蜜蜂创造了蜂窝一样——人类处在独特的境况之中，再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相属相衬的了。独特的境况是他所特有的，以便创造对他来说早已是自然而然的东西。
哈曼策动的对西方主流语言哲学的反叛，不仅重新定义了语言本质和职分——语言的本质不再被理解为起指代作用的符号系统，其职分也不再被限制为表达与描述。如此一来，哈曼以语言的先验性取代康德的理性先验性，建立起一种以语言开启存在，让事物在语言中存在的新语言哲学，这种新的语言哲学可以被称为“语言中介论”，它以“中介”（传达人类的思想与理解他人的思想的媒介）和“结构”（让事物出现在词语中并被语言结构在概念中）表征自身的本质性规定，显示自己的职分。梅茨克（Metzke）对哈曼在语言哲学上掀起的这场革命评价颇高，他指出：“存有本身在词语中，作为词语而对我们言说［……］所有的世界认知与世界理解因而必定是对语词的听与读。这意味着近代哲学的转向：亦即它的第一原则不再以数学的自然科学为根本方针。哈曼以‘语文学’（Philologie）取代科学的地位，自然知识的对象因而也是‘文本’或‘书’——但这并非以数学符号写成的、自然与历史都可以说是上帝赐予的注释书。哈曼因而能说［他的理论是］一种以词语取代存有的‘言说主义’。”
接续梅茨克的说法进一步向前推，可以说，在哈曼那里，更重要的变化是他将一种历史意识注入知识学。虽然哈曼并没有像伽达默尔那样，明确提出存在或者事物是主动地来到语言表达之中，并且是在语言的自然历史状态下来到语言之中的，但他却明确意识到语言的纯粹性并不能脱离它的历史性表现，因而，不是完全脱离了经验的纯粹理性，而是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理性即历史理性，才是认知的根本性主动能力。哈曼本人这样说：
自然的思维方式在语言中起了一种作用。不仅普遍的通史，而且单个的民族、群体、宗派和个人的历史，以及诸多语言之间的比较，或者一种语言与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和不同对象的联系中的比较，在此能够提供一个观察点的海洋；一个有见识的哲学家可以从中得出简单的基本原则和普遍的格物纲要。如果我们的想法依赖于心灵的观点，而心灵的观点又依赖于许许多多取决于事物状态的观念，那么，同样的情况就适用于一个人民集团的整体。由此，他们的语言特征将与其思维方式的趋向相关联，并且每一个民族都通过其谈话的性情、方式、规法和习惯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点，就像他们以其外在的形象，以其公开行为的表演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据此可以断定，哈曼将康德对纯粹理性所进行的批判转换成对历史理性的批判，这种转换在未来的德国哲学发展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思想效应。伽达默尔清晰地表述了这种思想效应所带来的近现代德国哲学格局的变化，他指出：
康德那种对牛顿意义上的“纯粹自然科学”的效仿确实给历史世界鲜能提供点什么——请与黑格尔所建构的同样伟大和同样强大的世界历史哲学相比较。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拒斥了一切人类学的基础并明确要求对于理性存在普遍适用。在一个能为克服形而上学而感到自豪的时代中，人们当然也同样试图把先验的思想方法转化到别的领域，因为人们从“认识论”角度解释康德，所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天才成分本身也就被从认识论角度加以解释了，并且一种理当为历史世界知识以及自然科学基础的理论也被寻求。狄尔泰的抱负在于，历史理性的批判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置于一旁，而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关于隶属于价值王国的系统理论思想之下的新康德主义历史知识理论则以其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康德的至高地位。但是它们都与康德曾经证明知识有其限制，以便为信仰腾出地盘的自我理解相距甚远。
总而言之，哈曼的语言批判和先验语言学建构，打开了从语言的源初性思考理解与存在关系的新思路，存在、思想与语言之间存在着的存在论同构关系，一方面显明被理解的对象的基本规定是语言性的，另一方面，理解过程也被揭示为一种用语言言说被理解物的过程。语言的历史性、民族性、变化性特征也使得理性的使用摆脱了纯然的先天性要求，被理解物离不开被言说的语言情境，就像哈曼所说的那样，“事物间的相互作用来自它们自身的单纯的关系，同样的语言出现在不同的观念之中，或者相反，同样的观念出现在不同的语言之中，这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如此一来，哈曼的康德批评不仅将长期被西方语言哲学所遗忘的传统——语言中介论——重新带入时代的思想视域，且以语言中介论对抗长期在西方哲学领域中占据主流位置的语言工具论，纠正其在语言、思想和存在问题上所犯下的错误，重构语言、存在和思想之间的源初发生的存在论同构关系，将现代诠释学奠基在语言存在论之上，为现代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开山辟路。
更进一步，从更为恢弘的哲学史和未来哲学发展视野看，哈曼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评，其意义更不容低估。哈曼的批评与探究为西方思想界带来了更为深远和更为重要的思想效应。回望德国近现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哈曼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进行的批评，直接促使时代的哲学对理性的考察从纯粹性转移至历史性，区别于执着体系化建构的思辨理性型德国哲学，近现代德国哲学谱系中的另外一个哲学阵营——以语言学为基础、反纯粹理性的德国古典语言哲学阵营——轰然登场，德国近现代哲学的谱系因之必须重绘，而这种重绘的意义更在于未来。藉由德国古典语言哲学的指引，德国哲学踏上了终结亚里士多德实体论形而上学的道路。现象学的登场，特别是现象学存在论和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的登场，不仅坐实了德国近现代哲学谱系的复杂多样，更是将欧陆哲学的发展引向了一条新的形而上学之路。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