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从逻辑结构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表现为以生成论、主题论为逻辑前提，以地位论、领导论、领域论、动力论、立场论为逻辑内核，以目标论、使命论为逻辑旨归。从内容样态看，它呈现向时间敞开的理论结构、向空间敞开的理论形态、向方法敞开的思维自觉、向人类敞开的价值向度。从价值意蕴看，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认知，标识了我们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新高度，形塑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范式。从实践要求看，它围绕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在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同世界文明对话中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等实践议题，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两个结合” 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开放式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理论特质。从总体上看，当前理论界从形成逻辑、理论根基、话语体系等角度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亟须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逻辑结构
一种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表征着该理论内部诸要素间的逻辑关联及其组合模式，为人们深入洞察、准确把握理论内核与精神实质提供了重要的认知路径。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开放式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展现出完整、严密、清晰的逻辑图景，即它以生成论、主题论为逻辑前提，以地位论、领导论、领域论、动力论、立场论为逻辑内核，以目标论、使命论为逻辑旨归。
1.以生成论、主题论为逻辑前提
一是生成论。从生成论视角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多个思想来源：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及其实践性、开放性品格为理论根基，以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理论为直接理论来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之魂，以新时代伟大变革为实践源泉，同时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作为重要滋养。这些思想来源共同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展开的前提条件。二是主题论。主题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中持续展开的。因此，“新时代建设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统领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全部内容，处于本源性的地位。
2.以地位论、领导论、领域论、动力论、立场论为逻辑内核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逻辑前提规定了其逻辑内核的基本性质与内涵指向。概括起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主要表现为以“五论”为指向的逻辑内核。一是地位论。文化对人类社会跃迁、国家发展与个人进步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二是领导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不仅是持续推进新时代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保证，而且是不断深化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根本保证。三是领域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谋划是系统的，包括思想理论领域、文学艺术领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新闻舆论工作领域、文化产业事业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域等，呈现全方位的特征。四是动力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只有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改革的强劲动力，才能破除一切悖逆时代发展的文化体制机制障碍，构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全新文化体制机制。可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驱动文化领域深层变革与发展、形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力量源泉。五是立场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一种文化创造、创新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由人民群众评判。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以强大的理论创造力不断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3.以目标论、使命论为逻辑旨归
逻辑前提和逻辑内核在理论架构中为逻辑旨归从理论预设向现实转化提供根本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主要表现为以“两论”为指向的逻辑旨归。一是目标论。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建成文化强国。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要“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见，文化强国建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主线。围绕这一主线，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不断丰富，为建成文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导。二是使命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并认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逻辑前提、逻辑内核和逻辑旨归构筑起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逻辑架构，持续催生符合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事业需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内容样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具有向时间敞开的理论结构、向空间敞开的理论形态、向方法敞开的思维自觉和向人类敞开的价值向度。
1.向时间敞开的理论结构
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其开放性在历史的延续性中得到确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内含以前时代创造的文化成果，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没有文化的批判继承，就没有文化的丰富发展，这就是文化在时间维度上的绵延。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之一，具有向时间敞开的理论结构。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承接历史的连续性，在延续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丰富和创造同现实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现代转化，把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起来，认为只有基于历史连续性，才能全面深刻认识和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无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而是追求传统文化的不断再生。进一步讲，对待传统文化“既要‘推陈’，扬弃不适合今天需要的东西；更要‘出新’，激活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形成文化创新的新方法，即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飞跃，充分彰显了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主动精神。“‘两个相结合’并列提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叙事”，进一步打开了文化创新的空间。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具有面向时间敞开的理论结构，具有顺应历史与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自觉、主动地在理论上进行创新的“文化的活的灵魂”，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2.向空间敞开的理论形态
文化在一定的空间中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融通多重空间实现自我更新。
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力求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推动文化的传承发展。而要实现这种地域的融合，就必须打破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地域交往界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在封闭的地理空间中，文化不可能实现传承发展。从历史上看，文化的传承发展都不是在封闭的范围内进行的。自觉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文化形态，这本质上表现为一个“将世界的东西民族化、把民族的东西世界化的双向并进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希腊文明繁荣的根源在于实现了自身原有文化与源自东方世界的外来文化之间的结合，即达成了“两重文化的结合”。进一步讲，“两重文化的结合”实质上就是强调两种不同文化以开放包容的气度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从不具有排他性，也绝非孤立发展，而是凭借海纳百川的胸怀不断演进拓展，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蓬勃发展。其他文明在历史上传入中国，与中华文明在融合共生中实现了本土转化和现代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
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向空间敞开的理论形态。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全面地而非片面地观照时代变革从而引领时代发展的思想体系。具体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孕育，以宏阔深邃的时代视野洞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在回答时代课题中阐明文化发展方向，坚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为破解人类共同发展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它是对时代的全方位观照和对重大时代课题的总体性解答。也就是说，它以文化为力量源泉，构筑起中国话语体系独有的叙述框架，“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与认可度，以文化的叙述框架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内涵与世界意蕴”，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3.向方法敞开的思维自觉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形成要诉诸一定的方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瞄准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需求，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方法论层面的自觉意识显得极为重要。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历史思维。恩格斯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毛泽东也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尤为重视历史，认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一个民族只有重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自身的历史文化，才能通向未来的美好社会。反之，一个抛弃自身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深厚的价值根基，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文明交流交锋的宏阔视野洞察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认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从文化共生的角度认识和对待其他文化，认为“中华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其基因本身就不存在用单一文化领导乃至替代多元文化的思想取向，而是追求多元文化的“美美与共”。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注重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强调新时代文化领域的系统性建设。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部署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把做好文化工作与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统一起来，为文化建设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2023年10月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分别提出“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工作的部署是系统的，表现为一种“文化整体论的观念和方法”。
4.向人类敞开的价值向度
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文化始终以人的生存为根基。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的存在是一种具有“类本性”的存在，类是人的存在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因此，破解当代的世界性发展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人类共同价值”“三大全球倡议”等一系列富含中华文明智慧的思想理念，“表达了对人之为人、天人关系、人我关系等‘人生在世’终极问题的具有人类性意义的深刻创见”。这些思想理念不仅要“跨越时空、更要超越国度，助力中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安身立命、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立己达人”。“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由此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兼具中国尺度与世界尺度的开放式思想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还具有一种反思性的行动自觉，把人类的前途命运与未来发展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在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构筑一种充满价值关怀的文化精神、文明形态，为人类过上美好生活、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深植于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超越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大历史观洞察和理解世界性问题。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把文化发展与人类前途命运结合起来，站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立场上寻求人类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
综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包括时间、空间、方法和价值等多维度的内容。其中，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价值维度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基本向度，而方法维度嵌入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价值维度，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深度拓展与创新发展提供方法论支撑。这些不同维度的内容相互交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总体样态，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强大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引领力。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等的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形塑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范式。
1.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个民族对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的深度决定了其理论水平的高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探讨了“德国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问题，认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也就是说，理论与实践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深刻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第一个结合”命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第一个结合”呈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重要成果。“第二个结合”包含于“第一个结合”中，它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达到新高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侧重于强调客观现实的实际性，“第二个结合”则侧重于强调历史文化的实际性，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使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掌握历史主动。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决定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又“决不能抛弃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伟力在于，它“解放了思想，打开了文化空间，赢得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2.在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彰显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个民族国家的自信程度与其开放程度存在密切关联。一个民族国家越是保持开放姿态，其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行为就越自信；反之，越是保持封闭状态，其行为就越缺乏自信。而这种开放性也表现在其思想文化体系的建构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唯物史观，把历史文化传统融会贯通、辩证转化而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代都必然会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来改造既有社会现实，推动新的社会现实的历史性生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建立在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的基础上，是对自身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与自觉延续，体现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从历史上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从‘天朝大国’的傲慢自负，到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文化自卑，再到逐渐回归自信、重新挺起文化脊梁的曲折过程，经历了从‘俯视’‘仰视’再到‘平视’世界的复杂心路历程”。如果一个民族国家缺乏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会出现发展底气不足的状况，甚至会迷失方向，“沦为强势文明的附庸”。文化作为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以其独有的精神内涵和价值体系为民族国家实现精神上的自立自强提供精神支撑。由此可见，文化深深扎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是立国、兴国、强国的精神根脉，不断赋予一个民族国家独有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始终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不仅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3.在民族与世界的交融中形塑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范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之开放并不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开放，而是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和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交融的视野中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是对人类文明交往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进入从地域交往转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新时代。世界历史与普遍交往的形成，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了充分准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各文明国家发生的一切影响到其余各国。在这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被打破，从而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反对将文明交往建立在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西方中心论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把“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一元哲学”作为核心要素，认为非西方文明都是落后的、愚昧的。西方中心论蕴含着霸权的基因和非此即彼的逻辑，必然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走向对立冲突。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观开创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气象，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落脚点，坚持“文明是实践的事情”的观点，认为实践是文明生成的根据，不同国家的实践也必然孕育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差异多样的文明不是造成文明对立和文明冲突的根源，恰恰相反，正是文明的差异多样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现实可能，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思想，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致力于维护人类公共利益、促进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全球文明倡议”。这不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而是在文明的“多”“异”中寻求“和”，从而形成了新的文明关系观，即“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共存超越优越、以平等取代霸权、以结伴取代结盟”。这种新的文明关系观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站在人的“类存在”的高度生出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文明，倡导不同文明主体“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在方法、理念、价值等方面的历史性变革，更新了人类文明的交往范式，引领人类社会朝着更具普惠价值、践行公正原则、秉持包容精神、提倡平等相待的文明社会迈进。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随着实践和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有机生命体，这一生命体要求一种“有原则高度”的开放式的文化实践。这种文化实践围绕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在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同世界文明对话中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等多个实践议题，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丧失自己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的必然之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命题，认为“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坚持守正创新。
一方面，要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其前提性、原则性的要求就是守正。“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守正既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等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揭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内涵，深化了对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规律性认识，而且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之“开放”的内容和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
另一方面，要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其根本性的要求是创新。“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文化创新不是封闭狭隘的文化再造，而是“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而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古今中外，文化遵循的一条规律是“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只有“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实现文化进步，才能始终掌握文化领导权，以先进思想文化引领社会发展进步”。守正与创新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辩证统一赋予党的文化领导权以更强大的文化力量支撑，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形成一种更具丰富性的开放式体系注入强劲力量。
2.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内核，不仅折射出文化传承的能力，而且标示出文化发展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世界上“一些民族国家被西方殖民入侵后形成的‘西化’中，丧失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该民族没有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是因为具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没有主体性的文化，既不会对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也不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文化的主体性越强，其世界影响力就会越大。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将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为此，一是要坚持“两个结合”筑牢文化主体性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因此，必须扎实推进“两个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容广度、实践宽度、价值厚度，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生命力，持续推动新时代文化进步。二是要在融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增强文化主体性。当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场域中展开的，其文化主体性建设必然要在与他者的交往交流中展现出来。“在全球化文化交往时代，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能动主体，既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世界，又建构了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关系，这也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与‘他者文化’的交往中彰显出来的”，又是在与“他者文化”的交往中实现自我确认与完成自我提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不仅使文化主体性得以延续，而且推进文化主体性更加开放，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内涵。
3.在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一就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更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文化强国的实现必然以文化的繁荣兴盛为前提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不断更新、完善、发展自身，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精神指引。
为此，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些都深刻诠释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一旦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迷失方向、偏离正确的前进道路。二是要“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革故鼎新的创新性、多元归一的统一性、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以及崇尚和谐的和平性，指引着中华民族这一古老民族走到今天、走向世界。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赋予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全新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要积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运用科技创新赋能文化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因此，要充分发挥部门、地方、企业、高校等实践主体的作用，将科技创新应用于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创新等领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4.在同世界文明对话中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的文化历史上起重大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是开放性的”。大力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此，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坚定中华文化立场，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能够引领世界发展的精神标识。首先，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国际社会接轨，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其次，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表达形式、价值观念与世界接轨，使国际社会在文化开放交流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最后，要积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凝练中华文化的文明标识，展现新时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
二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讲好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有什么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世界更好地走进中国、了解中华文明指明了方向。关于“讲好什么样的中国故事”，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客观真实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新时代故事、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关于“讲好中国故事有什么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帮助国外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共观、中国观”，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努力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关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更加有效发出中国声音”。
总之，我们要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展示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推动中华文明融入更加丰富多样的世界文明，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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