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体现党中央政策演进深化的一贯性，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全局。现阶段，继续深入认识和推进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研究，破解国内外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难点，需通过加强中华文明发展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完善与中华文明研究相关的多学科建设，为标识体系构建提供强而有力的学科保障；积极研究并反驳有关错误观点，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扫清外部障碍；加强多形式国际交流，掌握中华文明发展史国际话语权，从而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对外推广搭建平台；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励研究标识体系的优秀人才培养和作品问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部分，正式提出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一最新的工作部署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全局，意义重大，既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刻理解和落实“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举措，同时符合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需要。
顾名思义，“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属于一个立意极为宏大、内涵极其广博、概括极为凝练、要素极易辨识的整全型价值系统和符号体系，大致包括物质、习俗和精神三个层面的诸要素，且以外显、外隐、内显、内隐四层次辐射与蕴涵于地理、建筑、典籍、器物、风俗、技艺、语言、文字、制度、思想、信仰、理论等各类载体之中。基于中华文明复杂丰富、多元融合的实情，对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首要任务或基础工作即继续深入认识和推进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研究。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无疑也是在强调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揆诸当前方兴未艾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研究现状，学界关于该问题的“应然”探讨与构想居多，而“实然”的剖析与对策偏少，故围绕科学认识与推进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传播工作展开讨论，从而筑牢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研究根基，则显得极有裨益，且非常迫切。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演进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形势下，无论是一种文明、一个民族，抑或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有具备极为强大的解释且定义自身的能力，即彻底解答“我们是谁？”这个本根性的问题，从而完全摆脱西方现代化理论所隐藏的诸多理论陷阱和制造的许多实践迷思，真正凸显文化主体性，才能洞察自身文明的源流本末，把握发展道路的广阔前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加强对中华文明核心要义、时代价值、呈现路径的追问、挖掘和阐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恰是这一探寻的一大成果。
早在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意味着对自身文明核心要义的更深提炼已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同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强调，“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内隐式的“精神追求”提炼为外显式的“精神标识”，此阶段可视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孕育的开端。
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此论断拓展了“精神标识”这一提法的文化内涵。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要“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任务，且要求着力从外在载体层面进行探索，推介一批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可见至此阶段，国家已逐渐部署相关部门在一些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试点和实践工作。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并提，不仅丰富了对中华文明核心要义当代概括的层次，更凸显了文明标识在国际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与之接续，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不难判断，随着有关工作走向深入，采用何种整全型的概念来表达中华文明的诸多物质、非物质、精神性的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技艺、习俗、制度、思想等要素资源，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特质、形态与创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念兹在兹，始终关注。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从四个方面总结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即“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2022年，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维度概括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即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时隔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从五个层面提炼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强调党“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华文明整体理念的最新总结，彰显出百年大党高度的文明意识与文化自觉，体现出中华民族主动认知自身、解释自身且定义自身的能力。
综上可见，“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入把握自身文明进程的最新成果，厚植于五千多年代代累积的文明沃土之中。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研究与传播，实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筑牢根基，是体系构建精准与否的先决条件。进而言之，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当前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与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二者皆需高度重视。
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与传播面临的挑战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重大命题，无疑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传播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现实、国内外诸多原因，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与传播工作主要面临以下方面的挑战。
系统性研究阐释不足，缺乏战略性整合统筹。中华文明发展史及其规律的研究，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族乃至天文、物理、化学、古生物学、古动物学等多学科，是一项跨领域、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超越以单一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为分析对象的学科，是与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哲学、经济、政治等学科紧密相关又自成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其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密不可分。目前我国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众多，分布广泛，但整体上尚处于分散的状态，诸多研究较为散乱，除个别高校有一定程度的试点外，尚没有形成完善的、战略性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体系，从而出现彼此研究议题分散、难以聚焦、少有热点话题、方法较为传统等情况。总体而言，中华文明发展史及其规律研究仍处在“碎片化”的阶段，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的高度、广度与精度。
海外相关理论影响较大，不断出现观点溢出迭代、误读误用等现象。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基于自身历史的有限经验和对外殖民的需要，建构“一族一国论”“文明等级论”“一教一国论”等理论，在全球扩张中塑造其话语霸权。海外中国学研究因之不断迭代理论、翻新叙事模式，其中部分错误观点涉及中华文明史研究领域，颇值得警惕。突出表现就是通过所谓“理论体系”，对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发起挑战甚至解构，大体可归为三类：一是久已存在且逐步固化的欧美日学界研究中华文明史的理论；二是周边国家建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历史对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史观的挑战；三是台独分子所炮制的谋独理论。这种情况愈益凸显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迫切性与重要性，需要引起重视，主动应对。
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的国际传播力度不够，传播格局有待重构。客观而言，我国中华文明发展史及规律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音量”不够大，效果还不够好。中华文明发展史是国际上关注度很高的学术领域，在海外存在较大规模的研究人员。近些年来，我国通过组织世界中国学、国际汉学、古典学、北京文化论坛、良渚论坛等学术交流，持续进行对话传播，取得不小的成效，但仍需从广度、深度层面继续加大推进力度。
现阶段，我国正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尤其是“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作出“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重要部署，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领域，就需要广大学术工作者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把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话语权、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传播打开局面。
中华文明发展史学科建设不强，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体而言，中华文明发展史理论研究成果中实证性研究多，但视野开阔、体系完备、理论水准高的成果尚不足，原创性亦不足。其中，亟待阐释的学理、哲理层面的基础性研究并不够深入，且很多重要领域未形成共识，这无疑影响各学科参与和推进中华文明发展史学科建设的实际效果。换言之，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的跨学科程度越深，综合性越高，才能够更好地支撑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体到中华文明发展史方面，目前国际上很多知名高校都设立了文明学，甚至涉及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的有关专业，而国内只有10余所院校开设了与中华文明发展史相关的课程或研究机构，进入实质性学科建设阶段的仅有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且更多属于探索性质的试点，尚未形成规模。如此可知，当前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学科支撑不足。
相关人才培养有待改进，仍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问题。作为较为悠久的研究领域，中华文明发展史相关人才储备较为丰富，但囿于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和学科发展现状，贯通型的学者反倒较为稀缺。具体而言，一是缺乏统领全局的大师级学者和国家级代表人物，二是缺乏综合性、高素质、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三是涉及与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有关的冷门绝学、区域国别史及边疆民族史研究等特定敏感领域存在人才短缺的情形。随之带来的问题是相关研究成果丰富性不足，学术影响力不够。众所周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属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议题，高质量、复合型、成梯队的专家队伍必不可少，目前探讨该话题的学者更多是来自民俗学、文艺学、哲学等领域，诸如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参与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纵深发展，长此以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也会遭遇人才队伍缺乏的难题。
推进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助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
综上，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之所以处于现在的状况，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如何改进和加强该领域研究，从而助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具体对策包括以下方面。
加强中华文明发展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完善与中华文明研究相关的多学科建设，为标识体系构建提供强而有力的学科保障。中华文明发展史学科建设与培养相关人才，是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学理化阐释、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是一项关乎大局的战略性工作。首先，国家应加强学科体系的“顶层设计”，创建交叉学科一级学科“中华文明发展史”，为培养领军人才、建设人才梯队创造新的高端学科平台。前已言及，国内某些高校的中华文明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已开始试点，可以考虑编制全国中华文明学学科发展规划纲要，有条件的高校可自主设立中华文明学交叉学科，尽快形成完善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条件成熟后再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提升中华文明研究有组织科研能力，设置一批国家级研究基地和重大科研项目，聚焦中华文明史等基础研究，打造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其次，须加强学科机构建设，创建国家级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专门研究机构。应由有关部门牵头，创建中华文明发展史专门研究机构，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建立国家一级的组织机构，从而保证有力有效地组织、集聚一定数量的国内顶尖优质人才，并起到号召、示范与引领作用，以加强学术机构组织的形式推动学科建设。再次，须加强中华文明发展史基础研究特别是考古研究工作。中华文明发展史学科建设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推进。当前中国文明研究的热点是中华文明探源。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成绩巨大，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目前存在的主要不足是理论研究深度有待深化，文化本位需继续提升，还没有彻底摆脱把西方研究当成一般理论模式的窠臼。在考古成果的阐释与传播上，视角不够丰富，还不够接地气。放眼未来，一是要重点加强“三中”考古，也即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着力点，目前在中国人的由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上成绩较为显著，在中华文化的起源研究上相对逊色一些。二是推进西方考古学研究，长期以来我们是西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未来我们需要把西方当成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西方是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有很好的学术积累，将之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他者的宝贵镜鉴，也利于开展文明互鉴交流。三是建立数字化的文明史资料共享平台，目前国内有关资料共享的数量和质量跟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复次，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构建智慧型中华文明知识谱系。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注入中华文明知识数据，并进行专门的古文、古文字、古语音和各民族语文训练，开发中华文明大语言模型。并利用自主学习、多模态信息抽取等技术，统合打通现有资源体系，构建智慧型中华文明知识谱系。知识谱系的构建，将为相关领域研究带来能力与效率的飞跃，防止境外错误文明史信息的渗透与污染，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巨大的智慧供给与工具保障。
积极研究并反驳有关错误观点，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扫清外部障碍。要主动积极防范海外错误学术思潮在国内的无序传播，严防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大量变种等思潮对我国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的渗透。对于海外各种新旧学术成果，我们要保持审慎客观理性态度，既吸收其值得借鉴、可取的内容，又要辩证看待其立场、视角和背后的理论预设、政治态度。一旦发现其错误危害，不仅要点明揭露，更必须从学理上进行彻底批判，厘清错误思潮的基本内涵、概念内容，深入剖析其根源，达到正本清源、以理服人的效果。为不断提升和巩固批判海外错误思潮的成果，应立足国家战略高度，组织有关专家对既有的错误思潮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梳理、归类，对其潜在的风险危害进行剖析、定性，逐渐形成一种丰富可靠的海外有关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错误思潮观点的“病毒库”，便于学术界、理论界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有据可依、照方开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类“病毒库”也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可以规避的错误案例和素材，极有价值。同时，我们还要极力扭转国内学术界、理论界各种有失偏颇的研究倾向，如对一些中华文明概念、议题进行泛化、窄化、标签化的问题，不给海外错误思潮以可乘之机。
加强多形式国际交流，掌握中华文明发展史国际话语权，从而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对外推广搭建平台。在“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部署下，掌握中华文明发展史国际话语权是一项系统工程。一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提高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有关部门可设立关于中华文明发展史国际学术交流的专项通道，为教学、科研机构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行国际性学术调研考察创造有利条件，并鼓励国际学者互访交流。二要坚持文明国际传播与交流互鉴。面对西方所构建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历史叙事的挑战，我们有必要以中华文明的典型标识性符号、概念、图像、习俗等作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的基因，赢得世界的民心，重建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的新秩序。应积极形成国内国际各路力量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机统一整体行动；广泛设立海外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扩大“朋友圈”；响应联合国设立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举办“全球文明对话大会”等高层次的国际学术平台；可设立“全球文明研究贡献奖”，牢牢把握国际文明研究的话语权。三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方面的外国留学生的培养，这是一支传播中国历史研究成果、推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力量，也是当前易于对外传播的形式。此外，还要加大对中国学者文明史专著外译工作的支持力度，选取一批精品，有计划、有策略地进行外译，扩大中国学术的海外知名度、影响力。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励研究标识体系的优秀人才培养和作品问世。学术人才是开展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和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根本，体制机制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保障。基于现状，一要在现有与中华文明发展史关系密切的学科培养方案里增设相关内容，加大力度培养跨学科、高素质、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二要引导相关部门正确看待敏感学术选题，改进成果出版。建议由主要部门牵头，各出版社、学术期刊共同参与讨论，制定敏感重大选题出版、发表的工作要求与工作流程，确保工作机制高效，缓解研究成果出版难、发表难的问题。三要加强人才激励机制，在人才项目评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加大对重大问题、基础问题和研究薄弱领域、冷门绝学学科的支持力度，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知识体系提供稳定、高端的科研平台和经费保障。四要调整科研评价体系，重视、鼓励学术专著的出版，提高学术著作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分量，鼓励中青年学者潜心探讨重大命题、基础性问题，推出一批批厚重、严谨、具有较高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成果，提升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准。五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提高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相关部门可设立关于中华文明发展史国际学术交流的专项通道，为教学、科研机构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创造有利条件，鼓励中国学者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并进行有益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对外传播工作。
客观而言，目前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仍处于方兴未艾的起步阶段，扎实推进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持续强化其传播工作，无疑是重中之重的基础性任务。唯有多方形成合力，深化共同合作研究，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才可积薪而上，蔚为大观。
王学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主要著作有《从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新时代文化建设十论》《探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径》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7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