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其兼具文化独特性与历史层积性，它的外译传播绝非单纯的词汇对应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文化转译实现深层价值的跨语境传递，这与文化翻译观不谋而合。然而，中华文明标识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仍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不好译”“译不好”“不好传”“传不好”四个维度。对此，需从翻译与传播两个维度协同发力：在翻译层面，应实现精细化，通过术语标准化、译者专业化、策略灵活化破解转译难题；在传播层面，应构建分类化、分期化、分层化、分众化和分区化的系统性框架。应不断提升中华文明核心概念外译传播的精准性与实效性，助力文明交流互鉴。
引言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文明交流互鉴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已从传统的“文化输出”模式，转向追求深层价值共鸣的新阶段。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涵盖物质创造、精神理念、制度规范与行为范式的文明综合载体，其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效果直接决定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认知的深度与广度。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任务。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国际传播的宏观维度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不仅是落实国家文化战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桎梏的关键环节，更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范式、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路径。从文明交流的中观维度看，核心概念的外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文化逻辑的跨语境转译。唯有通过专业的外译策略，使中华文明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议题形成价值呼应，其精神基因才能真正融入全球文明对话的话语体系。从传播实践的微观维度看，当前“文化走出去”已进入提质增效阶段，为避免“译出即完成”的形式化倾向，解决“文化折扣”导致的传播衰减问题，亟需从外译标准与传播路径双重层面探索系统性方案。
中华文明标识的研究现状及文化翻译观
中华文明标识的研究现状。学界关于中华文明标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体系构建、艺术表征实践及传播宣介等三方面。在理论根基层面，学者们围绕核心概念界定、逻辑框架搭建及体系化分类展开深入探讨。钱念孙提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三元分类法；邢建昌在此基础上纳入符号象征体系及原创概念，进一步拓展分类维度；田川流将其划分为观念形态、物质形态、文化形态、代表人物及经典文献作品五大类。部分研究还将古籍、书法、传统村落、太阳神鸟、考古遗址公园等代表性文化符号纳入体系范畴，并系统阐释其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为理论体系提供具象支撑。
在艺术呈现领域，学界聚焦标识的符号表达与审美呈现，探讨其从抽象理念到具象艺术的转化机制。相关研究或分析舞剧创作中标识符号的创意转化，或以西部电影为样本解析艺术实践中的标识表征逻辑。通过多案例研究，提炼出标识艺术表达的核心规律，揭示艺术呈现对传播效果与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李心峰指出，艺术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感性叙事功能，能够为抽象概念提供富有感染力的典型表征；叶培贵则专门论述书法作为中华文明标识的独特价值，从书面表达形迹美化、人格化育及价值追求三个层面构建审美形态论说体系。
在传播宣介维度，研究主要围绕传播机制创新、国内外宣介策略优化及国家形象建构功能展开。在国内传播方面，有学者从理论出发，提出全感官识别传播理念，主张传播应覆盖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与味觉等领域，并通过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媒体资源整合，实现接力传播、植入传播与沉浸式传播的协同效应；也有学者结合实例，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类节目揭示其通过感官体验融合、古今情景勾连、个体情感与多元表达兼顾，从感知、体验和传承三个维度展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为国内传播提供实践范式。在对外传播方面，学者们也提出相应策略，或强调需秉持“形神兼备”“内外兼修”原则，通过推广“文明中华”国际品牌、活化地方文化样本等路径构建传播“生态圈”；或聚焦精神标识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作用，提出通过教育普及、话语创新、文化产业升级等方式，将其融入国家形象叙事。
文化翻译观的核心观点。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兼具文化独特性与历史层积性，其外译传播绝非单纯的词汇对应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文化转译实现深层价值的跨语境传递，这与文化翻译观不谋而合。文化翻译观突破传统翻译研究语言对等的局限，将翻译视为跨文化语境中文化意义的重构与再创造。其核心观点包括：翻译的本质是文化转译，而非单纯的语言转换，需实现源语与目标语文化的功能对等，即确保核心概念在目标语境中能发挥与源语语境一致的文化功能；翻译受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需动态平衡文化本真性与目标语接受度；强调译者的文化中介者角色，要求其既深度解码源语文化内涵，又精准把握目标语的文化逻辑与阐释框架。文化翻译观由以文化转译为核心的本质界定，精准切中核心概念外译的主要矛盾，其对多重影响因素的关注，为解析传播阻滞提供深层视角，对译者角色的定位，为解决实践瓶颈提供方法论支撑。
总的来说，现有成果多从文化与艺术、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探讨中华文明标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表达及中华文明标识的历史演进及现代传承。即便在对外传播领域有所涉猎，相关研究也多将重心置于传播路径的宏观设计与策略创新，却未能将外译与传播视为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考量。鉴于此，本研究将以文化翻译理论为框架，系统梳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外译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及核心概念
在中华文明标识的分类与体系构建研究中，学界已形成多维度探索成果。从分类逻辑来看，既有有形-无形、物质-精神的二元划分范式，也有在此基础上的细化与拓展。基于既有研究，本文将根据存在形态及功能属性，将中华文明标识划分为物质文明标识、精神文明标识、制度文明标识与行为文明标识。
物质文明标识以实体性存在为核心特征，是文明成果的物化载体。其核心属性体现为直观可感的形态特征与物质实体属性，既包含长城、故宫等兼具历史纪念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的建筑及遗址类文化遗产，也涵盖丝绸、瓷器、青铜器等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器物类载体，还包括以汉服和饺子为代表的服饰与饮食类标识。
精神文明标识是文明价值内核的抽象化表达，聚焦于思想观念层面的文明特质。其本质是对文明精神内核的凝练呈现，具体涵盖三大维度：“中庸之道”“以仁为本”等构成文化认知基础的哲学思想类标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规范个体行为的道德伦理类标识；“虚实相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塑造审美范式的审美取向类标识。
制度文明标识以规则化的社会组织机制为核心构成，是文明运行的制度保障体系。其本质是维系文明有序运行的规则系统，通过规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对社会运行的调控。从覆盖领域来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全领域的成文制度与不成文规范；从历史维度审视，既包括古代官员选拔体系中的“科举制度”等传统制度形态，也包含“全过程人民民主”框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等现代制度创新；从实践维度观察，既涉及脱贫攻坚中形成的“精准扶贫”等专项治理制度，也包含“义务教育”等保障民生的基础性制度。
行为文明标识是通过群体实践实现代际传承的动态性文明形态，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在群体实践中延续的活态传承特性。该类标识可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中医“望闻问切”诊疗技艺等需通过实践习得的技艺传承类；茶道流程、酒礼规范、婚丧嫁娶等具有程式化特征的礼仪习俗类；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为载体的节日庆典类。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涵盖物质、精神、制度、行为四大类型，从“有形”到“无形”、从“静态”到“动态”的多维互动，构成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机循环的共生逻辑。其核心概念的遴选也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依据严格的标准，旨在聚焦最具代表性、影响力和传播紧迫性的文化符号与思想理念。其一，文化根脉性与独特性。核心概念应承载中华文明最深层、最核心且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基因，拥有悠久历史积淀与鲜明文化烙印，这是理解中华文明本质的关键。其二，价值内核性与当代意义。核心概念应深刻体现和谐、仁爱、民本等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且在当代社会发展与全球治理中仍具强大生命力与阐释力，既是历史遗产，也是解决当下问题、启迪未来的思想资源，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三，传播紧迫性。核心概念在国际认知中常存在偏差、误解甚至误读，其准确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对塑造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至关重要。那些亟须消除误解、亟待推向国际社会的概念更应优先纳入重点攻关范畴。
核心概念外译传播的现实困境
当前，政府主导的规范编译、学界推动的学术译介与民间自发的传播行动形成互补机制，通过差异化渠道推动中华文明标识的跨文化转译。既涵盖文学作品、文化典籍、学术文献等文本载体，也包括京剧、戏曲等表演艺术形式，亦涉及中医药、法律制度、粮食文化与茶文化等生活智慧形态。随着国际传播实践的深化，部分中华文明标识突破文化壁垒，进入海外认知场域。其中，书法、儒家思想、故宫、京剧和长城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为海外受众所熟知。然而，中华文明标识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仍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不好译”“译不好”“不好传”“传不好”四个维度。
不好译：核心概念的复杂性、独特性与动态性造成的翻译困境。从复杂性来看，核心概念往往呈现出多维度交织的语义网络，导致译语中难以精准找到“对等词”。比如，“仁”这一概念涵盖修身要求、待人准则、社会治理等多层内涵，而在西方语境中，kindness多指待人友好、乐于助人的具体行为或情感，是一种浅层次、即时性的善意表达，benevolence更多局限于个体层面的道德情感，而窄化“仁”的社会维度，humaneness则强调合乎人性的品质，却忽略“仁”对人性的超越与升华。以上常见的三种译法无一能精准且全面地译出“仁”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甚至容易使受众对其含义产生误解。从独特性来看，中华文明标识核心概念是中华文化的精炼，其文化独特性可能会导致某些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的“空缺”。比如，道、气、阴阳、五行等概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在西方语言中难以找到精准对应词汇，有时只能通过解释性描述来近似表达其含义，而核心概念的“不可译性”本质是文化意义系统的差异。
此外，外译难以“译”出核心概念的动态性。先秦时期的“和”这一概念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乐调和，承载着宗法社会的秩序理想；近代在民族危亡语境下延伸出“民族团结”的政治意涵；进入当代，又升华为“和谐社会”的治理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构想。当译者选择harmony作为对应词时，虽能传递“协调”的表层含义，却将这一概念固化为静态的状态，消解其随时代生长的生命力。受众难以从harmony中读出从礼乐秩序到全球治理的历史纵深。若试图通过加注补充完整演变轨迹，冗长的阐释又会割裂文本流畅性，导致文化传播的“信息过载”困境。
译不好：译者认知偏差与术语不一致导致的翻译实践瓶颈。作为跨文化中介的核心，译者的职能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动态平衡文化本真性与目标语接受度，而当前实践的瓶颈恰在于这种平衡机制的失效。
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承载着数千年历史积淀、哲学思考与社会伦理，形成独特的文化语境与意义网络。即便是母语者，也需通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才能触及概念的深层肌理，这对译者的文化阐释能力提出远超普通翻译的专业要求。有学者指出，当前国人对文化的理解存在浅薄化、表面化与物质化倾向，导致翻译研究局限于物象与皮相的层面，难以触及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在这样的背景下，译者对中华文明标识产生误读也就不足为奇，而这种理解偏差往往会导致译文出现本质性偏差，使目标受众无法触及概念真义，从而形成对中华文明的片面认知。
此外，核心概念缺乏权威统一的翻译标准，易引发外方受众的认知混乱。以“太极拳”为例，不同词典、教科书译名各异，甚至同一文本中出现了“一词多译”现象。这导致受众难以将不同译法与同一文化现象对应，既无法形成统一认知，更无从理解其中蕴含的阴阳平衡、刚柔并济等哲学思想。译名缺乏一致性不仅增加理解难度，更削弱中华文明标识的国际传播力，构成跨文化传播的实质性障碍。
不好传：传播环境的结构性制约。翻译传播活动并非处于真空状态，而是始终受到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的深刻制约。中华文明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更是深度嵌入全球文化权力格局与意识形态场域之中，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的诸多“隐形制约”。
其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壁垒构成深层文化阻力。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其经济、政治、技术等多方面优势占据着文化强势地位，其价值体系深刻影响着全球认知场域。因此，中华文明标识核心概念易被置于“文明等级论”的认知框架中，其所具有的文化独特性也被建构为“异质性偏差”，进而在跨文化传播中遭遇系统性误读与价值消解，难以进入目标语境的认知核心。比如，“龙”是承载着祥瑞、权威与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符号，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被建构为“喷火的邪恶巨兽”，象征着毁灭、暴力与罪恶。若在外译时直接将“龙”翻译成“dragon”，受众便容易受到西方文化固有认知的影响，先入为主地将其与威胁、强权等负面意涵关联。
其二，国际传播话语权的不对等加剧传播效能衰减。在渠道层面，一些非西方主体缺乏自主可控的国际主流传播平台，相关内容常被西方社交媒体算法边缘化，难以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在阐释层面，有的西方汉学家与媒体妄图垄断核心概念的“权威解读权”。例如，“全球安全倡议”旨在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却被《华尔街日报》曲解为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霸权工具。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共赢发展、和平秩序等理念，也被部分西方国家误读为霸权诉求、利己倾向与强权逻辑。这种话语权失衡导致即便外译文本实现精准转换，仍可能在传播环节被系统性扭曲，难以抵达目标受众的认知深层。
传不好：传播策略与接受效果的错位困境。中华文明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不仅依赖精准的翻译转换，更需要适配的传播策略与有效的接受路径，但当前传播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受众需求、载体形式单一、效果检测缺失等问题，面临“传不好”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传播方式的“单向输出”难以获得文化共鸣。部分传播主体仍延续“以我为主”的叙事逻辑，习惯于将核心概念置于本土文化语境中进行阐释，缺乏对目标受众认知习惯、价值偏好的深度考量。然而，有效传播需以目标语文化接受框架为参照，当前的“传不好”困境正源于对这一原则的背离。比如，在介绍“孝道”时，若仅强调“无违”“顺亲”等传统表述，而忽视目标语文化中对个体独立与家庭伦理平衡关系的重视，则易被西方受众误读为压抑个体自由，反而造成文化隔阂。
另一方面，传播载体与受众分层的错配降低传播效能。不同群体对文化信息的接受渠道与理解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学界关注核心概念的哲学内涵与历史演变，普通民众则倾向于通过生活化、场景化的载体感知文化魅力，青年群体则青睐短视频、互动体验等轻量化传播形式。但当前传播实践存在重学术译介、轻大众传播，重传统载体、轻新媒体创新，重单模态路径、轻多模态协调等现象。比如，对“阴阳”“五行”等概念的传播，多集中于期刊或典籍译本等学术文本，而在社交媒体、流行文化产品中缺乏通俗化多模态转译，导致普通受众难以接触。即便进入大众视野，若仅以抽象理论形式呈现，而非融入影视作品、游戏设计等青年喜爱的载体，也会因“传受需求错位”而缺乏吸引力。
此外，反馈机制的缺失导致传播调整滞后。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动态调适的过程，应持续收集受众反馈优化策略。然而，当前多数传播行动缺乏对接受效果的系统性监测。既没有建立量化的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也缺乏质性的深度访谈与文化解码分析。这种“传播即终点”的认知，使得传播主体难以察觉核心概念在目标语境中已被误读，更无法及时调整叙事角度与表达形式，最终陷入“译而不传”“传而不广”的环节断链的困境。
核心概念外译传播的优化路径
当前，推动中华文明核心概念跨越语言与文化壁垒、实现有效外译传播，既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然而，外译传播过程仍面临“不好译”的转译难题、“译不好”的实践瓶颈、“不好传”的环境制约及“传不好”的效果错位等多重挑战。对此，需从翻译与传播两个维度协同发力。
精细化翻译：构建文化适配的翻译体系。巴斯内特在《翻译研究》中指出，翻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化转化实现源语与目标语文化的功能对等。从文化翻译观来看，中华文明核心概念的外译不仅是词汇层面的对应转换，更是文化逻辑与价值理念的跨语境重构，需以目标语文化的认知框架为参照，实现文化功能的有效传递。作为核心概念外译传播的基础，精细化翻译旨在突破“不好译”的转译困境与“译不好”的实践瓶颈，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语言转换与文化转译的深度结合，在坚守中华文明特质的前提下，提升目标受众的理解度与认同度，具体可从以下三大维度展开。
其一，术语标准化。针对当前“太极拳”“阴阳”等核心概念存在的译法混乱、语义偏差等现实问题，须推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翻译协会等官方机构与高校翻译研究机构、汉学研究中心等学术团体协同攻关，共同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多模态语料库”。该语料库的构建需以“系统性、关联性、动态性”为核心原则，实现从单一文本到多维度资源的整合。在内容维度上，不仅要收录核心概念的权威汉语文本定义、历史源流阐释及当代实践案例，还需纳入其在英、法、日、俄等主要语种中的主流译法、争议译法及误译案例，并标注各译法的使用场景、文化适配性及传播效果反馈。在模态维度上，需突破传统文本局限，整合与概念相关的图像（如太极图、中医经络图）、音频（如武术口诀诵读、节气习俗解说）、视频（如春节庆典活动实录）等多模态形式语料，为译者提供立体的文化参照。同时，语料库需具备动态更新与智能检索功能。一方面，语料库需要依托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与海外传播实践数据，定期补充新的译法案例、跨文化阐释研究及受众反馈报告，确保资源的时效性；另一方面，通过关键词联想、语义关联、模态跳转等检索设计，实现智能服务，既为学术研究提供权威语料支撑，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从术语选择到文化适配的全流程指引，从而从源头上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译法混乱与语义偏差，为术语标准化奠定扎实的资源基础。
其二，译者专业化。对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的翻译要求译者不仅具备扎实的语言和翻译能力，还要兼具深厚的中华文明素养与目标语文化认知能力。从专业素养维度看，译者应对核心概念的历史源流、哲学意涵及当代价值形成系统性认知，并精准把握目标语文化的认知框架与话语逻辑。从实践能力维度看，译者应兼具解构与重构能力，不但能拆解核心概念的多层语义，还能以传播效果为导向，将抽象概念转化为目标语受众可感知、易接受的表达。
其三，策略灵活化。音译、直译、意译、注释补充等翻译策略的选择需根据核心概念的内涵复杂程度、动态演变特性、外译传播功能定位及受众认知层次等多重变量进行灵活调适。例如，对于“龙”这类存在文化符号差异的概念，应采用“音译＋文化注解”的策略消解西方语境中“dragon”的负面联想；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当代概念，则应依托实证案例实现从术语翻译到实践阐释的延伸。其核心目标是在“忠实传递概念本真”与“提升受众接受度”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既不刻意迎合目标文化而消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亦不因固守原语表达而导致传播阻滞，最终实现核心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精准传递与有效阐释。
分类化传播：精准匹配内容特性与传播策略。分类化传播的核心在于避免“一刀切”的传播逻辑，通过匹配内容特性与受众认知规律，让不同形态的中华文明标识各得其所，实现从“被看见”到“被理解”，再到“被认同”的递进。中华文明标识可划分为物质、精神、制度、行为四种类型，其存在形态、内涵深度与传播适配性差异显著，需针对不同类别特性定制翻译传播策略，实现精准传达。
物质文明标识以实体为核心，传播时应突出“视觉冲击＋文化锚点”。对长城、故宫等建筑遗址，可用VR技术呈现形态细节，辅以“军事功能—王朝象征—遗产价值”的历史解读；汉服、饺子等生活类标识，适合以时尚秀、美食教程传递“服饰礼制”“饮食节庆”等内涵，让实体成为文化联想的支点。
精神文明标识具有抽象性，其传播应注重“解构概念＋价值联结”。“中庸之道”可借团队决策平衡等生活场景实现通俗化解读；“孝悌忠信”应强调代际互助等普适价值；“虚实相生”等审美取向，可通过《红楼梦》留白、山水画意境等具象案例，让抽象审美转化为可感体验。
制度文明标识的传播应强调“历史逻辑＋当代实证”。科举制度可通过与西方文官制度对比凸显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精准扶贫”要用议事实例、脱贫数据等说明；义务教育可关联教育公平议题，展现中国制度的全球治理价值。
行为文明标识的传播应侧重“活态展示＋参与互动”。中医“望闻问切”可通过诊疗演示与现代医学协同案例破题；茶道、婚丧礼仪可用“步骤解析＋寓意讲解”的方式呈现；春节、端午等节日可依托海外文化活动，让受众在参与中理解“团圆”“纪念”等情感内核。
分期化传播：遵循认知规律与时间逻辑的递进式传播。核心概念的丰富内涵与动态演变特性，决定其外译传播需遵循“循序渐进”的时间逻辑。分期化传播通过“先基础后深化、先情感后价值”的节奏设计，既保证概念传递的完整性，又贴合受众认知规律，在破解信息过载与静态误读双重困境的同时，使核心内涵在递进式传播中逐步深入人心。
在内容传递顺序上，需优先输出受众最易理解与最需认知的核心内涵，建立基础认知锚点。如传播“和”这一概念时，第一阶段应聚焦“和谐共处”的普适含义，通过邻里互助、团队协作等生活化案例让海外受众形成初步共识；第二阶段补充其历史演变义，用从“礼乐调和”到“民族团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间轴展示概念的动态生长性，避免harmony一词带来的静态化误解；第三阶段则突出当代延伸义，将“和”与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关联，突出“和而不同”作为解决文明冲突方案的现实价值。需注意的是，上述时间序列需适配受众认知层次：若受众仅对中华文明感兴趣，但认知较为浅显，则可从第一阶段切入；而对于具备一定专业背景、已掌握核心概念基本含义的受众，则可直接从第二、三阶段展开。
同时，应精准把握重要时间窗口，借势强化传播效能。如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期间，集中传递“团圆”“思念”等情感类概念，通过举办大型庆典活动、民俗活动直播、美食文化解读等形式引发情感共鸣；在国际峰会、体育赛事等场合，则侧重“天下大同”“公平正义”等理念的传播，借助事件关注度扩大概念影响力。比如，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的新春庆典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八年。该活动邀请爱尔兰社会各界人士及当地华侨华人等知华友华爱华群体，借助舞龙舞狮、烟火秀、花灯展等代表性文化标识，为参与者提供感知与体验中华文化的实践路径。这一持续性举措既依托节日的情感联结强化文化符号的传播效果，也通过多方主体的参与构建跨文化互动的实践场域。
分层化传播：构建“政府主导-专家支持-公众参与”协同体系。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外译传播的专业性与通俗性需求，决定应通过“政府主导-专家支持-公众参与”三级协同体系实现分层协同，形成从专业把关到标准落地，再到通俗传递的闭环。这一体系在不同场景下呈现的强度有所差异。翻译政治文件、权威外宣时，由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国外文局、新华社等单位牵头，组织专家团队集中作业。制定翻译行业标准与术语规范时，在中国翻译协会等主管部门的统筹下，由专家商讨确定。这两种情况下，公众基本不参与，而在城市公共服务等翻译时，除了地方外办牵头、专业译员审校外，可能会有公众参与，如在沪外籍人员“志愿”审校《外籍人士在沪服务手册》。
分层化传播的协同体系由官方机构、行业协会主导，负责将学术标准转化为可执行的传播规范与工具，并承担着打通传播渠道、优化传播策略的关键职能，解决“译不好”的实践瓶颈和“不好传”的客观困境。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协会等机构可以牵头制定《中华文明核心概念外译规范》，统一“阴阳”“中医”等高频概念的主流译法。同时开发“多语种翻译工具包”，包含术语库、语境示例、文化注解等实用资源，降低普通译者的专业门槛。
中华文化研究者、汉学家及译者通过建构核心概念的深度解码与翻译标准理论，能为破解“不好译”的本质难题提供学术支撑。既有学者站在宏观视角，从话语主体、话语文本、话语语境和话语表达四个维度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译话语体系，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太极拳术语、粮食文化、中医理念等中华文明标识核心概念的翻译规范性与传播有效性。
跨文化传播者与内容创作者积极参与到传播过程中，将标准化内容转化为受众易接受的通俗形式，打通“传不好”的最后一公里。如用动画演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链条，用短视频的方式展示中医针灸与现代医学的协同效果。三层体系各司其职又紧密联动，通过多方主体的闭环协作，实现从精准翻译到有效传播的全链条优化。
分众化传播：基于受众画像定制内容与形式。分众化传播的核心在于突破同质化信息传递的局限，通过构建精准的受众画像，实现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定制化适配，从而提升信息的接受度与认同度。不同受众群体在知识结构、信息诉求及媒介接触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构成分众化传播的逻辑起点。
针对学术受众，传播应以学术深度与专业需求为导向，依托学术期刊、国际研讨会等专业渠道，系统传递核心概念的哲学意涵与历史演进脉络。例如，向汉学研究群体推送专题论文时，可辅以原始典籍与对照译本，形成多维度的学术支撑体系，用“原汁原味”的一手资料满足受众的专业化研究需求。
面向普通受众的传播应通过趣味性表达与生活场景嵌入增强亲和力。比如，以游戏形式引导青少年认知中国文化符号，或通过“节气养生食谱”“茶道与减压”等内容载体，将“阴阳”“五行”等传统概念与现代健康需求建立关联，使抽象概念具象化、生活化。
针对“Z世代”年轻群体的传播，则需契合其媒介使用偏好，以“轻量化”为特征，依托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渠道，将核心概念融入流行文化载体。如通过在TikTok或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解析汉服设计中的“天人合一”理念的短视频；或借《黑神话：悟空》等游戏场景，让年轻受众在接触云冈石窟、悬空寺、玉皇庙等中华物质文明标识的同时，体悟角色所承载的“仁义礼智信”等精神文明内核。
实现有效分众化传播的前提，在于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知识储备、学习需求及媒介习惯进行系统性调研。唯有精准匹配受众特征与传播策略，才能使核心概念从“被动传播”转化为“主动需要”与“乐意接受”，最终实现接受度与认同度的显著提升。
分区化传播：立足区域国别研究，调整传播策略。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语境、媒介生态与舆论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分区化传播需基于区域国别特征制定差异化策略，让核心概念在不同文化土壤中找到适配的传播路径，避免“水土不服”，实现“入乡随俗”。
针对欧美地区，需重点消解“文明异质性”偏见，传播策略应侧重“对比对话”：如在解释“龙”的文化内涵时，可通过中西方龙形象的符号学对比，突出中国“龙”象征祥瑞与西方dragon象征邪恶的语境差异，辅以故宫龙纹文物、春节舞龙视频等视觉素材强化对中国“龙”的正面认知；同时善用本地主流媒介，如与《纽约时报》《卫报》等合作开设“中国智慧”专栏，用其受众熟悉的话语体系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东南亚地区，可依托文化亲缘性深化传播效果，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较多的国家，通过“双语庙会”“中医药义诊”等活动，将“孝道”“天人合一”等概念融入生活化场景，借助地缘相近的文化基础实现自然渗透。
针对中东地区，则应尊重宗教文化背景，传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理念时，可通过宗教领袖对话、跨文化论坛等形式寻找价值共鸣点。
此外，应系统构建中华文明重点区域国别传播数据库及专家库，为分区化策略提供支撑。数据库应聚焦目标区域的三维特征：在文化维度，收录宗教禁忌、价值偏好等深层文化密码。如在中东地区的传播，要避免出现敏感的宗教元素，并尊重饮食差异。在媒介维度，应借助主流传播渠道。如在爱尔兰传播时，应借助当地的主流媒体《爱尔兰时报》、爱尔兰广播公司（RTE）等。在舆论维度，动态跟踪区域热点议题，为概念传播寻找“议题结合点”。应按区域细分领域组建专家库，吸纳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本土学者、华人华侨及国内区域国别研究专家。此举旨在建立精准的学术支持响应机制，实现研究需求与专家资源的高效匹配，为分区化传播策略的制定提供定向化智力支撑。
结语
在文明交流超越地缘隔阂、价值互鉴重构全球治理的当代语境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成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彰显中华文明当代价值的关键实践。本研究系统揭示传播过程中“不好译”的语义复杂性、“译不好”的实践局限性、“不好传”的结构性壁垒与“传不好”的策略性错位四重挑战，这些挑战的本质是语言转译背后的文化逻辑冲突、话语权力失衡与传播范式滞后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核心概念的外译传播既要强调翻译的学术精度，通过文化解码与术语规范守住文明内核，又要注重传播的实践效能，借助数字技术与分众载体打通接受链路，亟须以分类化适配内容特性、分期化遵循认知规律、分层化构建协同体系、分众化精准对接需求、分区化实现在地传播，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其本质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在全球语境中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对话空间。唯有当“仁”“和”等概念超越东方符号的局部认知，升华为解决人类共同困境的智慧方案，中华文明标识的全球传播方能实现从文化展示到文明贡献的历史性跨越。
王建华，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翻译认知研究、英语国家国别研究、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主要著作有《建党百年中国翻译传播研究》、《多模态文化翻译理论与传播研究》、《中国优秀文化外译话语体系建构》（论文）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7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