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雅各布的房间》里，有许多物件被细致描绘，一次次唤起雅各布的母亲贝蒂、挚友邦德、女佣桑德拉等人对逝者的追思。书桌上堆叠着的各类书籍、笔尖还残留着墨水的钢笔、半掩的衣柜、精致的礼服、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地图周边张贴的来自不同地方的明信片，都在无声地言说着有关雅各布的一切。
在美国华裔作家李翊云二〇二五年最新的回忆录《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中，大儿子文森特的手机、二儿子詹姆斯的背包也成了触发作者对两位逝者（二人分别于二〇一七年、二〇二四年因自杀离世，离世时年仅十六岁与十九岁）思考的关键触点。与被留在雅各布空房间里的那些物件不同，这些物件是被警方还回来的。在那一刻，它们就是詹姆斯，就是文森特。或者说，詹姆斯、文森特的灵魂就附着在这背包、这手机之上。
触景生念，睹物思人，这是人之常情，李翊云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她也能保有一种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她并没有流于对这些物件的细节描写，而是上升到对物本身的思考。在她看来，与占有物的人相比，物是没有死这一说的。当人在的时候，物与人相伴相随。当人不在的时候，物就不再只是人的物，而是变成了（或者说，回归成）物本身。物本身不会说话，不想说话，所以，也不要强迫它们说话。不要非得赋予它们什么意义不可，它们并不能照亮逝者最后的那些时刻。
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李翊云不是伍尔夫，也不同于那些沉湎于以物象为核心构建哀悼仪式的写作者。她为自己的这一态度起了一个名字—“彻底/ 全然接纳”（radicalacceptance）。她坦言这并非应对生命无常的唯一正解，却是自己主动择取且笃信不疑的生存姿态。她希望自己能够安静、客观地审视这些物，思考它们本身的意义。
事实上，李翊云思考的物，不仅是那些物件，更是自然万物。她这本回忆录的标题—“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便是最好的证明。作为小说家的她，热衷于想象与虚构。而当她自己做了园丁之后，才懂得，花园里的自然万物并不只是隐喻与象征。或者说，所谓的隐喻与象征看似高级，却也会成为一种执念，一种陷阱，一种陈词滥调。当人们看到花儿各种各样的情绪时，未尝不是自我心理的一种投射。自然万物从来“只是”生长，也只有这一个目标。
与物件和自然万物相比，李翊云最熟悉也最让她爱恨交织的物，是她创作的一本又一本的书。她之前曾经为悼念大儿子文森特创作了小说《理性终结之处》，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超越时空限制的对话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母亲与“栩栩如生”的儿子展开那些未及言说的虚构对谈。凭借着她强大的情感与虚幻的能力，她让儿子在书中成功“复活”。然而，这一次，她不想再过分依赖情感来写作这本新书了。她知道，二儿子詹姆斯不会喜欢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并非“自然”生长。
与前作《理性终结之处》相比，《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更像是理性“开始”之处。与其说前作是李翊云“为”大儿子所写，不如说是“由”大儿子与自己合作完成。这部新作虽然同样是“为”二儿子所写，却不再能“由”儿子与自己一起完成了，也变得愈难下笔。书写任何人或事，若是不能保持足够的克制与距离，未尝不是一种过度的干预与介入。
李翊云不仅要让自己的新书回归“物/ 理性”，更要让自己“物”化。在她看来，这是她在“后詹姆斯”的岁月里一种非常有必要的修炼—“除了继续做我能做的事，让身体得到滋养与活力，让心智保持专注与敏锐，我还能做什么呢？”
这种自我的“物化”，在钢琴练习中达到了令人震撼的具象化呈现。不同于寻常演奏者倾注情感、追求艺术表现力的弹奏方式，李翊云选择哈农《钢琴练指法（六十首练习曲）》中的练习曲作为演奏曲目，自有其深意。哈农练习曲以高度重复、机械化的指法训练闻名，每一组音符的排列、每一次手指起落的力度与节奏，都遵循着精确到近乎严苛的规则。她将自己完全沉浸在这种规则之中。
这一行为背后，是她对科学研究思维的深刻内化。曾在科研领域深耕的她，将这种科研精神迁移到“后詹姆斯”时期的自我重塑中，把弹钢琴变成一场对自我的实验。她反复验证着“去情感化”的可能性，试图通过无数次机械的练习，将自己打磨成不受情感浪潮冲击的“物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物化”确实是一种过人意志的象征。
只有如物一般坚毅，她才能顽强地凝视自己这如深渊一般的人生，并把深渊当成自己余生每一天的栖息之地。她不仅要在此栖息，还要以自己的方式好好栖息。
在丧子之痛的惊涛骇浪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纷至沓来。有人寄来饱含同情的信件，字里行间流淌着共情的温度；也有人在暗处投来揣测与批判，用尖锐的话语撕开她的伤口。面对这一切，李翊云以近乎决绝的姿态，清晰划定了自己的边界。她礼貌地回应着亲友与陌生人的关切，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无论是那些带着窥探欲的“为你好”式建议，还是那些以同情为名、实则越界的“狂热提议”。
这种拒绝或许在旁人看来不近人情，甚至会引发反感与受伤情绪，但李翊云深知，此刻的她正处于一场与自我的角力之中。她选择将自己“物”化，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救。在她精心构筑的“物化”生活体系里，每个动作都需要精准而克制，每一份情感都必须被妥善封存。而那些陌生人的期待与提议，如同不速之客般闯入她用理性搭建的避风港，打破了她努力维持的秩序与平衡，成为干扰她自我疗愈进程的分心之物。她现在更想一心一意地如“物”一般生活。
李翊云不仅将自己锻造成摒弃情感波澜的“物件”，也将文森特与詹姆斯同样“物”化。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文森特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一直是文森特。詹姆斯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一直是文森特”。文森特不再只是那个曾在青春里绽放又骤然凋零的少年，而是凝固成永恒的存在—他过去是课桌前低头书写的学子，是用画笔勾勒世界的追梦者；现在是记忆中永不褪色的剪影，是信件里未说完的句子；未来也将永远伫立在时光的琥珀中，保持着十六岁时的模样。詹姆斯同样如此，从咿呀学语的孩童到十九岁的翩翩少年，他的每个阶段都像被贴上标签的标本，定格在母亲的记忆陈列柜里。
《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最后几页“多”空出来的白纸，意味深长，几乎是对作品结尾处的“现在、现在、现在与现在”的完美回应。世界在继续，自然万物在继续，失去孩子的母亲也要继续那一个又一个的“现在”。这是“物”的责任，也是“物”应有之义。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拒绝恋“物”，甚至将自己“物化”，对于陷入绝境的李翊云来说，固然是一种适合她的自救/ 愈方式，但也将她拖入另一种困境的深渊。人终究是血肉之躯，即便用“物化”逻辑重塑自我，心脏仍会在某个午夜因记忆的触须而骤然抽痛。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展示的“葛擂硬式教育”，正是将人异化为只懂计算的“理性机器”，最终导致女儿露易莎情感荒漠的悲剧。李翊云的“物化”修行当然与葛擂硬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却又吊诡地与之殊途同归：两者都试图用绝对理性碾压人性的复杂肌理，却忽略了情感本就是生命的底色—过分浓烈会灼伤灵魂，完全剥离同样会让生命本身枯萎成标本。
或许真正的困境从来不在“物化”与否，而在于人类始终在寻找与痛苦共存的方式。李翊云用“物化”构建的避难所，既是对抗虚无的堡垒，也是囚禁自我的玻璃罩。而生命的悖论正在于此：我们既需要理性作为舟楫渡过苦难的河流，又不能让舟楫本身成为困住灵魂的牢笼。或许在这场漫长的自我修炼中，李翊云终将发现：真正的救赎不在于成为无悲无喜的“物”，而在于学会与破碎的自我和解——如同石缝里长出的草，既带着伤痕，又向着光亮。
（YiyunLi， Things in Nature MerelyGrow，London：4th Estate，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