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在《开放时代》发表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的构思——<申报月刊>的相关讨论及其回响》。毋庸多言，与“现代化”有关的议题，在当前受到广泛关注，因此，或许可以谈谈构思文章过程中的一些想法，把那些因主题所限，未曾在文章里展开讨论的内容与读者诸君分享。
按照我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之前）的中国，政治局面颇为复杂。就以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其内部存在着不同政治派系，以及由此而生的不同内外政策主张。形式上虽然听命中央，但实际上仍盘踞一方的地方军阀，也在进行着各种统治实践。政治形态的复杂和混沌，当然会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不小影响。
而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其他重要问题一样，当代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与学术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晚近30余年来中国与世界基本形势的潜移默化影响。而这样的影响，也许可以用“北平学术思想界的重现发掘与阐扬”来概括。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时期的首都北京更名为“北平”，在政治重心逐渐移至南京的同时，作为明清两朝旧都，北平的文化属性遂进一步凸显。据笔者的初步整体观察，当代关于20世纪30年代思想与学术的各种新解释与新评价，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彼时北平学术思想界的重新发掘与阐扬。这里面包含两个重点：其一，对《独立评论》及其作者群的生平、学说、实践的新评价，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其实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的广泛传播息息相关。其二，对彼时北平学术界的人与事的重新挖掘与评价。钱穆在《师友杂忆》里回忆当时北平学风的文字，成为今人进入相关史事的重要入口。这背后，也与近30年来人们所感知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身份、社会功能、自我认同之变化同频共振。总之，这些研究，不但呈现了更多复杂的历史脉络，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认识，而且相关成果，本身也属于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转变，以及更多的史料被整理出版，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与学术，便有了更多视角的研究。比如，“近代江南学术的再发现与再评估”，就是典型例子。放眼中国近代史，清末新政以来，江南地区在政治与文化领域有着不小的影响。具体到文教层面，古代的书院讲学传统，在近代变局之下，被当地的有识之士加以重视，希望借此来保卫中国传统文教、回应晚近各项挑战。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专，以及之后章太炎发起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包括苏州一地其他的国学机构，就是其中代表。而关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唐文治与章太炎的思想，在最近几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之相关的，是将时间线再往前延伸，挖掘南菁书院的学术遗产。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简单的，以所谓“新旧”来定义“优劣”的研究取向，开始聚焦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所呈现的复杂面貌。当然，这背后折射出的，是21世纪以来传统与古典在中国知识界所受到的新评价，即便这些林林总总的新评价，彼此之间绝非铁板一块。换言之，近代中国究竟有没有埃德蒙·伯克式的保守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思想史领域的话题更替，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当代文化感觉的延展。
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20世纪3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越来越严峻的威胁，上海的文化界，同样是当时思想版图里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就社会普及层面而言，当时上海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各种分析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著作，在一般的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力。202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共12卷的《中国现代学术编年》，其中既有重要的史料的摘编，又有重要出版品与文章名录的汇总，翻阅该书，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从1928年到1937年，上海的刊物与出版社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所起到的作用。
当然，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海派文化”之论，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化形态，早已被符合晚近30余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支配地位的学说和观念所框定，一些文化符号（旗袍、咖啡、洋酒、洋楼之类），伴随着大众传媒与各类影视剧的不断复制与传播，成为理解历史的重要入口，这也与当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若合符契。这样的叙事，固然是在呈现历史的某些切面，也表达了当代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新精英阶层及其候补梯队的诉求，但历史本身的流变，特别是生活于历史当中的人们对周遭的感知，恐怕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与本文讨论的话题相关，这样的丰富内容，就体现在彼时上海的报刊，包括出版机构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报道和分析上。放眼世界近代史，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经济萧条所带来的新矛盾与早先就存在着的旧症结交相作用，而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更是让不少人感到世局的波谲云诡。由于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部的事情早已与世界局势的变动紧密相连。因此，能否完整地向国人介绍、分析如此这般充满矛盾的世界政治经济现状，关系到能否更为全面且自洽地分析中国自身的问题。就像《申报月刊》对相关话题的报道和剖析，恐怕不易用晚近方才流行的理论、话语和感觉来简单概括。这其中显现出来的历史因缘，大概需要从当时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复杂状况入手，再分析时人是如何在大众媒体上理解如此这般的状况。
此外，伴随着世局的动荡，各种新的主义、思潮不断涌现。翻阅相关史料，可以看到，彼时上海的出版品里，不乏对不同新的主义与思潮的介绍，包括各种关于“社会科学”著作的译介，这体现出国人对思潮和时势的敏锐观察。而在这样的思想氛围里，产生了与北平知识界风格颇为不同的论著。其中的批判意识、救亡意识与平民意识，也许很难用今天对“海派文化”的一般印象来定义和描述。关于这些内容，从思想源流的梳理，到宣传机制的复原，或许还有不少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借此来丰富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史面貌。
当然，本文没有过多涉及，但同样十分重要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所极力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衍生的各种思想和学术论著。例如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对三民主义进行的新解释，以及复兴社等机构在中国大力宣传法西斯主义，还包括那些与国民政府关系比较近的学者在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等领域撰写的论著。至少从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角度而言，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关于民族主义及其相关内容的解释与宣传，是不容忽视的内容。而较为全面的理解那一时期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或许也有助于深入地分析七七事变之后，国统区思想学术的基本面貌。比如冯友兰、贺麟的新儒学，放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下分析，也许较之将其“去历史”的阐扬，更能呈现完整的面貌。进一步而言，从思想论争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有助于理解当时与冯、贺、钱穆等人进行哲学论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主张之底蕴。
章太炎在清末说过的一段话，笔者经常征引，此处不妨再引用一次：
凡所谓主义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学说所成，非冥心独念所成，正以见有其事，则以此主义对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设一主义，则等于浮沤；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义，则同于刍狗。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依笔者愚见，把握不同思想学说之内涵的前提，大概就是需要先对具体历史时期的“事”的复杂面貌有所明了。将对“事”的理解从某些已被文学化、影视剧化的历史叙事里解放出来，应该是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其时的思想流变。而也正因为近代中国的思想流变，与“事”的不同特点息息相关，所以思想与时势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思想主张之间的论争及其背后的历史因缘，也就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切入点。具体到20世纪30年代，了解彼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以及山雨欲来的外部环境，应该是研究当时思想与学术的前提。正所谓道理须从事上磨炼，一种思想学说是否有超越具体时空的价值，也应在这样的认识论中予以检视。
最后，说一点稍显“偏题”的话。本文在好几处地方都提到关于“晚近30余年来”的内容。其实笔者一直觉得，按照今天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推进程度，对于清末民国的思想史研究，其实已经有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从历史连续性与完整性的角度而言，今日需要大力推进的，或许是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状况的研究，这是一项既有学术意义，又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至少对那些重要的思想论争，诸如洋务运动的新评价与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国学热及其争议，需要有一些扎实而全面的研究。这不是在八卦各种人事纠纷，而是借此来严肃思考当代中国所走过的路。其实关于这些话题，在今天的新媒体平台上，已有不少讨论。一些观点虽未必符合“学术圈”的口味，但至少是值得被重视的。其实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已经涉足了这些话题。对于历史学而言，唯有从文献出发，对这些问题有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才是完整的。不知关心天下大事的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