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产儿和重要象征，深圳经济特区即将迎来40岁生日。日前，著名学者、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就没有机会走出家乡成为复旦学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就不能负笈异域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丁学良感恩改革开放，他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即可视作改革开放的一种诠释。他说自己家乡有一句俗话：一个人老是呆在一个地方，到最后就成了呆子。而人口和人才流动可以激发个体和整个国家的创造力。
从初中生到复旦硕士
记者：您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应该是您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相吻合，现在想来您有何感想？
丁学良：我是1979年考上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实际上79级研究生入学时间只比78级晚5个月，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78级的。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导师是哲学史家胡曲园先生，他曾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胡先生早年当过胡适之的旁听生，上世纪20年代加入中共，1927年后逃亡日本。胡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儿子不幸遇难，他属于胆小怕事的那种人。我研究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之间的那一段，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谢林、费希特、赫尔德林等人。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感慨万千。我从内心感激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我就没有机会考上研究生，更没有机会求学异域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而入读复旦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机，后来的一切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一个人老呆在一个小地方，到最后就成了呆子。我们家乡生活条件、医疗条件很差，我读完研究生时，已经有朋友病逝，也有朋友贫苦不堪，如果我不念研究生结局也许跟他们一样。
记者：您在上研究生之前已经成名，听说您最初志向是北京大学，结果为何上了复旦大学呢？
丁学良：说起我考研究生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我本来想考北京大学并且跟校方联系过，他们看了我的简历认为没有问题，但北大哲学系硕士招生名额1978年已被用完，他们建议我再等一年。但我不能再等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选择报考复旦大学，当时复旦文科排名仅次于北大。
读研究生之前，我发表过一篇论文——《发展生产力是消除三大差别最有力的杠杆》，是读马列原著的心得，其中谈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那时还没有提出。马克思早年主张政治革命，晚年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我的论文是对“文革”期间批判“唯生产力论”忽视科学技术作用的反思。我将论文寄给刚刚复刊不久的《哲学研究》，但编辑部将文章退回，称“内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很不服气，又把论文寄给邓力群。邓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抓经济研究，他读了我的论文很高兴，认为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转给《经济研究》杂志。这份国内最权威的杂志由社科院经济所负责编辑，我的论文发表在1978年第11期头条，又经《新华文摘》《新华月报》全文转载，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因为同期二条是著名家孙冶方的文章，很多人以为“丁学良”是新成立的写作班子。“文革”前上海市委及华东局有一个写作组，笔名“丁学雷”，我到复旦上学后得知，该写作组设在丁家大院，“学雷”则是对应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意思。
所以凭着这篇论文，北大方面给我另一个建议——报考该校经济系。当年还是冷门，报考的人不多。我本人也有点犹豫，但宣城中学一位老师对我说：经济不就是算账吗，有什么好学的？可见当时并不被社会所了解，大家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排第一位，马恩列斯毛都是哲学家，所以最聪明的人应该学哲学。这也是我放弃北大经济系的主要原因。
记者：后来有采访文章称您的经历为“非典型人生”，几乎是一种奇迹，那么这种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您复习应试准备了多长时间？
丁学良：读研究生前我的最高学历是初二，小学也仅念了四年。准备考研前我在安徽省宣城县一家农业机械厂工作。厂里办公室主任姓吴，对年轻人很关照，我们叫他吴叔叔。因为我报考了研究生，他准许我只上半天班，复习三个月后，他干脆说我不用上班了，就专心复习吧。有一位季姓复员军人顶替我的工作，我称他季大哥，人也很好。厂里很多人见我经常发呆，认为我神经有毛病。我的心思全在学习上，也觉得自己是一块念书的料，如果不念书真会疯掉。
研究生考场就设在我的母校宣城中学，三排平房教室的最后一排。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当年约有40人参加，考生多是上海、南京等地下放知青，我知道其中有一些老五届大学生，考研是他们回城的最佳途径。结果当年考试无一人录取，这对我的情绪打击也很大，但我只能顶着压力继续努力。第二年有80多人参加考试，发榜时县里的人告诉我，只有我一人考上。奇迹就是这么发生的，那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事。
记者：您开始提到您的导师胡曲园先生，可见您的师承及学术训练之一斑。您在复旦的学习和生活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丁学良：当时复旦大学社会人文学科全部研究生只有几十人，所以大家都很熟悉。我在复旦有个习惯——经常晚上到操场上锻炼身体，回到宿舍已经熄灯，我就摸黑在公共卫生间洗澡，为此赢得一个绰号——丁光屁。上海的生活条件很好，我考上复旦时有几位上海知青朋友非常羡慕。复旦的食堂堪称全国一流，各种炒菜、米饭、面食俱全，鸡蛋天天有，有时早餐还有牛奶。我准备毕业论文材料去北京，住在人民大学，人大的食堂跟复旦根本不能比。我毕业后去北京工作，复旦的同学都说我是傻瓜，因为北京的生活条件不好，风沙大，工资也比上海低，上海是八类地区，而北京是六类。
任职社科院一所
记者：是啊，那您为什么还要选择北京呢？
丁学良：在我的记忆中，我是复旦两届文科硕士生发表论文最多的。78级有一位同学追着屁股问我发表文章的诀窍，我答：多读书，有新观点，再加上文笔流畅。那时学风和社会风气比较正，发表论文硬靠硬，年轻人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不存在托人找关系送红包走后门等情况。我做硕士论文收集资料时，走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学术文化机构，拜访了于光远、苏绍智等人，发现北京学术界思想更解放，更活跃，也不像上海对外地人有歧视，于是打定主意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必须去社科院。
记者：但是当时好像有研究生毕业要留校的规定，特别像复旦这样的名校。
丁学良：确实，经历十年“文革”人才青黄不接，高校教师严重短缺。邓小平曾经作出指示：全国重点大学有研究生优先留校权，任何中央部委包括研究机构不能去挖人。复旦大学已决定将我留校，但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准备挖我。怎么办呢？于光远就请《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给复旦大学打电话。杨西光是安徽芜湖人，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分管高等教育的书记，跟复旦大学很熟悉，这样复旦就把我放了。我是1982年9月28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又称一所）报到的。
记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中国开启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大幕，学术思想界焕然一新，中国社科院更是近水楼台。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好像就是《光明日报》发表的？
丁学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杨西光主持《光明日报》时发表的，作者胡福明是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复旦大学就是请他来主持答辩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而成，除原来的哲学、历史、文学各所外，独立后又成立了几个新所，一所是其中之一。于光远、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应该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不能作为盲目崇拜对象，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进步，一所的成立也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一所所长原由胡乔木兼任，胡乔木太忙，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等职，就让于光远担任所长。
记者：就是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后，您的研究方向也发生了变化。
丁学良：到了社科院以后，我的研究方向由哲学史转变为宏观政治。一所下设四个研究室，我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室，任务是研究全球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寻找一条中国道路。经过思想解放后，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不能再以苏联为唯一参照，要走出计划经济模式，尊重价值规律，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本义。
我在社科院一所只工作了两年，就被公派赴美留学哈佛大学，我的人生也展开了另一段故事。总体来说，在上海念书及北京工作的那几年是我心情最愉快的几年。
记者：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首届青年作者优秀论文奖颁奖，您的论文《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获得一等奖，引起巨大轰动，听说其中也有精彩故事？
丁学良：我的这篇论文是在硕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是该刊创刊后最长的一篇文章。因为文章涉及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等问题，当时比较敏感，编辑部曾送周扬办公室审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而正是在此前后，周扬作了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于1980年，由社科院主管主办，是中国最权威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刊物，是于光远、李慎之等人努力争取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的理想是像《中国科学》那样按照国际标准办一份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杂志，刊发文章要具备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专业水平，采用国际通行的双方匿名审稿制度。当时中国的职称评定已冻结二十多年，副高以上职称者极少，所以你能想像我的《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是多么不容易。
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青年作者优秀论文评奖也是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创举，评奖范围包括该杂志1980—1983年发表的300多篇文章，结果13篇获奖，我的被评为一等奖。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不同，观点各异，是很难评出一二三的。王若水、肖前、汝信是当时的理论权威，他们对评奖起了决定作用。我的论文获奖后，于光远非常高兴，我记得是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亲自颁的奖。1994年，一位北京学者来香港，特地在科技大学找到我，她说：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那篇文章，当年就是我们以上中的《圣经》。
结缘深圳
记者：您在海外学习工作数十年，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和象征，当然也是您的研究对象。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您跟深圳是怎么结缘的？对深圳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丁学良：我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次年2月第一次到香港，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对我有很大吸引力，当时的说法是广东在全国先走一步，深圳在广东先走一步。当年8月底我第一次到深圳，其时距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久，深圳掀起一波建设高潮，给人以到处尘土飞扬的感觉。我住过红桂路口天池宾馆住，因为有朋友推荐那里餐厅的猪手味道很好，外面的人要排队购买，住宿则可以优先供应。过了几个月，我第二次到深圳，由任职兰德公司的家叶孔嘉陪同，他是陈方安生的亲戚，出生在香港，讲广东话，对深圳也十分熟悉。我们在考察之余便四处寻找品味较好的餐馆，我记得他带我去过福青楼、四川饭店等处。
记者：您那时去过深圳大学吗？跟深圳大学又是怎么取得联系的呢？
丁学良：我后来得知，深圳大学校长是由安徽大学调来的蔡德麟先生，蔡先生曾任教安徽劳动大学政教系，在宣城叶家湾，我那时准备考研究生，经常去借书及请益，他跟文秉模先生都对我有过重要帮助。1995年底，我首次到深圳大学拜访蔡校长，他介绍我认识了苏东斌教授，苏教授是东北人，为深圳大学取得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点。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过我，通过他们我又结识了其他深大学人，比如章必功教授等。
1999年我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除深圳大学外，我与深圳的文化科研机构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交往，市里的很多会议也经常请我参加。
记者：您2018年受聘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这是否也意味着您的学术回归？您现在的具体研究任务是什么？
丁学良：章必功校长时期，我是深大校级顾问委员会成员兼高等经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当时深大希望我能做更多的工作，香港科大却只同意我在内地担任顾问，不能担任院系或研究机构实职。章校长说他可以等我，但一直拖到他退休我的香港那边程序都还没走完。2012年李清泉接任深大校长，次年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成立，我受聘为首席技术指导。李校长采取灵活的人事政策广纳人才，2018年我正式受聘为特聘教授，这也是我在内地高校的第一份全职。深圳本身是外向型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大学应该把学术研究与城市所处的区域位置结合起来，这就是成立该中心（研究院）的意义之一，我们的研究不限于学科建设，也力争为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走出去”战略做出更多政策方面的贡献。
记者：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建成一座新型大学，听说您参与过南科大早期的倡议与筹建工作，请您谈谈经过。
丁学良：大概在2006年，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励建书教授、工学院李泽湘教授等同仁向深圳市领导建议按国际标准创建一所研究型大学。他们认为，深圳特区经济发展迅猛，并且要走高科技道路，相应的高等教育力量一定要跟上，因此创办研究型大学是当务之急。他们想起我呼吁并研究过“世界一流大学”，又有哈佛等一流大学的亲身经历，因此邀请我共谋良策。这样我有幸参加了创建南科大的构思方案。2011年，南方科技大学建校后开设第一期实验班，朱清时校长邀请我给该班开课，我爽快接受，讲了一个学期课，题目是“比较现代化：亚洲的经验”，因为亚洲的现代化进程与欧美不同。朱校长说我的课程受欢迎程度最高，可能因为我讲的是社会科学，理工科的学生都愿意听。
记者：您出版过《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并自称“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您认为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等校距离您冀望的“祖国最好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丁学良：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虽然经济发展迅猛，但教育文化积淀比较薄弱。深圳大学特别是南方科技大学建校时间尚短，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当然它们都还在路上，我也希望今后能为这一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