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是近代中国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民主同盟的主要创始人，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天，他的一些思想仍然闪耀着真理光辉。
他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有以下十方面内容：
一、投身教育救国，推动近代教育发展
张澜早年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创办四川顺庆府中学堂、成都游学预备学堂等，后又参与成都大学创办（现在的四川大学）。 1926年12月1日，教育部正式任命张澜为国立成都大学校长。至此，成都大学成为四川省第一所国立大学。
张澜提倡“教育救国”，培养了包括朱德、罗瑞卿在内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为西南地区的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二、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加速辛亥革命进程
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清政府出卖筑路权的行径激起各地人民反对。四川立宪派绅商首先发起保路，张澜参与领导四川保路运动，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口号。他支持各县组织同志军联合反清，推动罢市、罢课等抗议活动，最终发展为全川武装起义。面对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刀枪威胁，张澜据理力争，拒绝妥协，被囚禁后仍坚持斗争。
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孙中山评价其加速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三、反对袁世凯称帝
张澜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反袁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川北护国军。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张澜与钟体道在南充成立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他们联合川北21县力量通电响应蔡锷的云南起义，直接参与讨袁军事行动。
张澜曾冒险亲赴五龙场劝说袁世凯心腹周骏放弃抵抗，最终促成周骏解除兵权离川，既避免了川北战乱，又削弱了袁系势力。
他还通过函电促使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加速了袁世凯政权的崩溃。
张澜与蔡锷保持密切合作，蔡锷曾赞誉川北政务”有管夷吾（管仲），我无忧虑”。滇军入川后，张澜协调川军与滇军形成战略配合，共同打击袁系势力。
四、参与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先生出任《晨报》常务董事，并聘请李大钊作副刊编辑，增设“自由论坛”“译丛”等栏目。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并在《晨报》上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保持密切交往，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
1920年他在四川创办中等教育，同时创办《民治日报》，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平台。
张澜还以四川省省长名义商请交通部，拨川汉铁路股息资助四川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如陈毅、赵世炎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革命家。
五、倡导民主宪政，反对独裁统治
张澜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倡导民主宪政，推动制定民主宪法，为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奔走呼号。
民主宪政，一直是张澜先生的核心主张。作为民盟主席，张澜领导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1943-1947），1943年《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发表。张澜在文中明确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承认各党合法存在等宪政条件，直接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成为第二次宪政运动的理论纲领。1944年重组“民主宪政促进会”时，他进一步提出结束训政、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性要求。
张澜强调“人权为宪政基本”，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平等权利，反对将人民作为政治工具，强调“改造治者与被治者资格”以实现宪政社会。
张澜的法治思想随时代发展，从反封建民主政治逐步转向以宪法约束公权力、保障民权的现代宪政理念。
六. 创立中国民主同盟
1941年，张澜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10月继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1955年2月逝世止，共14年。他领导民盟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其主张的“团结民主、宪政救国”成为民盟的政治标识，也为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响应中共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反对内战。
1945年12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国家建设诸问题，提出民盟的意见，吁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
1946年代表民盟出任旧政协首席代表。内战爆发后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领导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拒绝出席伪国大。
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1948年1月，致信民盟三中全会，支持恢复民盟总部。1949年，因拒绝去台湾，在上海遭国民党政府软禁，后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脱险。
七. 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张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贡献主要有：
1、推动川军出川抗日
张澜凭借在四川政界和教育界的威望，积极动员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率部出川抗日。他不仅劝说这些将领坚持抗战，还特别强调与八路军配合作战的重要性，朱德曾为此致函感谢。
2、团结抗日力量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他领导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相互结成亲密友党关系,共同为中国的抗日、团结、民主、进步而并肩奋斗。
张澜还竭力促成西南地区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军政首脑向进步方面转化,支持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方针。
他通过“特园”聚会团结各界人士，促成刘湘资助红军物资，并支持中共恢复川北地下党组织。其子张锷（中共党员）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张澜身边工作，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共抗日主张的支持。
3、关注抓壮丁
张澜深入调查后方壮丁的征调乱象，呼吁改善壮丁训练与生存条件。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张澜联名提交《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详细阐述壮丁征募中的“乱拉”“克扣”“虐待”等弊端，建议规范程序、加强监督、提高待遇，成为抗战时期最早系统关注壮丁问题的重要提案之一。
八、 参与重庆谈判，争取和平民主
1945年9月，张澜参与重庆谈判，并发挥了关键作用，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公开呼吁和平建国。日本投降后，张澜立即发表谈话，主张“立即召开党派会议，商谈团结”，并强调“内战足以毁灭一切成果”，为谈判奠定舆论基础。民盟中央随后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四大目标，与中共和平主张高度契合。
机场迎接与公开表态。张澜不顾74岁高龄亲赴九龙机场迎接毛泽东，这一举动被蒋介石视为“从未接机”的象征性事件。他斥责蒋介石“演鸿门宴”，并公开支持中共《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六项措施，包括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
推动协议公开化。张澜建议将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公诸于众，以防蒋介石背信弃义。毛泽东采纳此建议，并赞誉其“老成谋国”。这一举措增强了中共在舆论中的主动权。
当蒋介石密令阎锡山进攻上党地区时，张澜愤然指出其“丧失民心”，并鼓励中共“寸土不让”。
他还通过刘文辉发电报施压，要求蒋介石履行和谈承诺。
九、 抵制伪国大，维护政协决议
1946年11月，国民党试图通过“第三方面”人士名单参加伪国大以孤立中共。张澜在重庆明确表态：“民盟决定在政协决议完全实现后才参加国大”，并致电南京民盟成员坚拒提交名单、反对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推翻政协关于政府改组和宪法草案的民主原则。张澜公开谴责此举旨在维持“一党专政”，表示民盟“不愿贸然参加政府”。他联合中共呼吁监督政协决议落实，与周恩来等共同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的行径。张澜坚持原则、与中共合作的态度成为统一战线典范。
十、支持人民解放事业
解放战争后期，张澜秘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事业，利用自身威望劝说国民党将领弃暗投明。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巩固人民政权、制定宪法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言献策，推动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
张澜的贡献贯穿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多个重要阶段，他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爱国精神和民主追求至今仍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