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曾有过“文圣”、“书圣”、“画圣”、“诗圣”；与之相应，也有“武圣”。
众所周知，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其相适应，则是历史上兵家辈出，将星璀灿。他们或跃马扬戈、叱咤风云，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或龙韬虎钤，运筹帷幄，撰著兵书，泽惠天下，共同铸就了光辉灿烂的古代军事文化。所谓“武圣”，指的便是中国军事文化的浓缩积淀，是璀灿将星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名人崇拜情结在军事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同孔子长期以来一直拥有“文圣”头衔的情况不同，历史上“武圣”的桂冠却是几度易人：或姜太公，或关羽，如今又偏向孙子。总之，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各领风骚一段时间。这一文化现象颇值得玩味，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省察到传统文化的某些本质属性，裨益于我们揭示和把握文化嬗变的内在规律。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最早登上兵林群豪首席宝座的，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太公，时间为唐朝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戌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王。”（《资治通鉴》卷221，肃宗上元元年，胡三省注）到了唐肃宗上元元年，朝廷进而“追谥太公望为武成王”（《资治通鉴》卷221，肃宗上元元年），正式与“文宣王”孔子相颉颃。同时，既然“文宣王”庙中可以有孟子、颜渊、子思、曾参等人配享，作为“武成王”的姜太公，身边自然也少不了有人“坐侍”。于是，统治者在追谥“武成王”的同时，又遴选出“历代名将为亚圣、十哲”（同上）。其中的“十哲”，按左昭右穆的顺序排列，分别是左侧：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右侧：张良、田穰苴（即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乐毅。从此，“武圣”终于借助国家政权机器的力量得以推选出来。而次一等的武“亚圣”，也际会风云，排定座次了。
姜太公能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决不是偶然的。他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兴周灭殷的过程中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功勋卓著。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这样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和地位：“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齐太公世家》）由此可见，姜太公是中国兵学文化的奠基人，是韬略智慧的化身。如此特殊的身份，加上唐肃宗统治期间，正值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关头，统治者亟需在兵林中树立一尊最高偶像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这些均决定了当时只能以兵学鼻祖姜太公作为首屈一指的“武圣”人选。而那些能够进入“武成王”庙分食杯羹的兵家“亚圣”，也同样只能以战功大小、韬略高低、资历深浅作为最主要的选择标准。这样一来，品行虽有缺陷，但战功卓著的吴起、白起、韩信之流，也得以夤缘而进了。
可是，宋明以后，姜太公却从“武圣人”的宝座上悄然隐退了。而关羽则崭露头角，成为兵家将星的典型代表。历代统治者屡次加封褒扬的结果，使关羽的亡灵“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大”，步步青云，庙祀无限，位齐孔圣，名播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被戴上了眩目摇神的“武圣人”的桂冠。在民间，其声誉甚至有骎乎文圣孔子的势头，关帝庙遍布于域内城乡僻壤，数量上远远超过祀奉孔子的文庙。而他所享受的墓葬规格，也与封建帝皇的待遇相俦；建有“关林”，又与文圣孔子的陵墓“孔林”交相媲美。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自宋代起，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思想文化专制也日趋严重。道学家们喋喋不休地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对此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些便使得儒家学说中保守落后的一面无限膨胀，钳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明清两代，在这方面更是青胜于蓝，后来居上。这种社会趋势，也势必要在军事领域中得到顽强的表现。于是，对“武圣”的确定，自然不能再以战功大小、韬略高下为主要标准，而必须以封建道德的优劣为基本评判尺度。军事上的建树虽然仍是确定“武圣”身份的一个因素，但却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换言之，当时盛行的儒家道德至上主义，决定了“武圣”不过是“文圣”在军事领域中的代言人而已。
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面前，姜太公尽管是天下言兵者的祖师爷，但“阴谋修德”毕竟不够光明正大，当然只好拱手让出“武圣”的头衔，另谋出路，攀附上道教一脉，成为神魔界的首脑人物。这正如《封神演义》所描绘的那样：“姜太公在此，诸神退避。”这样一来，姜太公便多了几分仙气，少了一点灵性，“神”则神矣，“圣”则未必，从此与“武圣”绝缘。
姜太公的遭遇如此，唐代武成庙中配享的“十哲”的境况也不妙。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因不合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而被贬斥。如白起、韩信，尽管用兵如神，百战百胜，就作战指导高明程度而言，古代名将几乎无出其右者。但一个残忍嗜杀，长平坑卒40万，落下万世唾骂的恶名；一个不得善终，背负不忠谋叛的黑锅。这时拿“仁义道德”、“忠君死节”等儒家伦理纲常标准一加衡量，他们自然要被打入另册，逐出兵家亚圣的行列。
反观关羽，他的所作所为却是最大限度地符合了封建纲常伦理的规范。他倾心儒学，居然“通《春秋左氏》学”，于戎马倥偬之际，捧读儒家典籍，俨然一副身披戎袍的儒家人物面孔；他对刘备忠贞不渝，义气干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出生入死，英勇善战，号称“万人敌”（《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为蜀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贞守名节，视死如归，慷慨捐躯……总而言之，在关羽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儒家所推崇的各种美德。借用文天祥、赵孟频等人对岳飞的评价，就是“忠义与日月争光”，“忠孝素根于心”。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春秋义薄云”式的“儒将”，自然为孔圣人在兵林的化身，是“武圣人”的最佳人选。
关羽成为“武圣人”，也是整个社会心理一致认同的结果。在上层统治者的眼里，关羽是忠孝节义的样板，其鲜明的封建道德情操，实有助于推行教化，收揽人心，稳定统治秩序。因此，他们便对此多方加以利用，拼命予以褒扬。清代乾隆皇帝诏改关羽谥号的作法，就充分表达了统治者在这方面的需求。当年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其间曾多次下谕，嘱令馆臣按照“圣旨”办事，其中有一道谕旨这样写道：“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三国志》本传记载关羽的谥号为“壮缪”）……从前世祖章皇帝曾降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祭……今当钞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为了褒扬关羽，乾隆不仅追加其封号，还篡改史书，而立足点却在“忠义”两字上，于此可见统治者的真实用心。
至于普通下层民众，他们也从关羽身上看到了叱咤风云、勇冠三军的神武风貌和大义凛然、以身殉志的品质，并对此充分肯定，刻意效仿。而“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所体现的忠于友谊、为义献身的崇高情操，更与下层民众对相互理解、荣辱与共的心理渴求相契合。就是个别具有叛逆思想倾向的文人，对关羽也备为推崇，不胜敬慕。如“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明代激进思想家李贽，就是这样表白自己对关羽的爱慕的：“古称三杰，吾不曰萧何、韩信、张良，而曰刘备、张飞、关羽。古称三友，吾不曰直、谅与多闻，而曰桃源三结义。呜呼！唯义不朽，故天地同久。况公皈依三宝，于金佛氏为护法伽蓝，万亿斯年，作吾辈导师哉！某也四方行游，敢曰以公为逑。唯其义之，是以仪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焚书》卷四）
就这样，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概略地说，统治者看到的是“忠”，民众珍视的是“义”），在接受关羽作为精神支柱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达成了一致。于是，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关羽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而这也正是关羽之所以千百年来稳坐“武圣人”交椅的根本缘由。当然，《三国演义》及其有关三国戏对此所起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的作用和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革。随着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儒学精神塑造而成并依附儒教纲常名理而生存的“武圣”关羽，也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过去的地位，完成了由神到人的复归。
旧的“武圣”完成了历史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此告别了内心深处的“武圣”崇拜情结，而仅仅是表明人们将根据现实的需要，从灿若繁星的兵家中重新遴选一位伟人，来作为中国辉煌军事文化的象征。人们的眼光在历史长廊中反复寻觅，终于找到了不朽军事名著《孙子兵法》的撰著者孙武，并把他尊奉为“兵圣”。
孙子作为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实际上早已名播天下了。他本人曾被誉为“百世谈兵之祖”，《孙子兵法》一书也享有“兵经”的盛誉。在不少兵家的心目中，孙子及其理论，是超越时空，无可企及的：“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可是，这么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尽管颇受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推崇，但却未能在普通兵众中间产生多大的影响，无法拥有“武圣”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孙子重智尚谋，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子兵法·军争篇》）；讲求权谲诡道，以谋克敌，以智制胜。而这一切与儒家所鼓吹的道德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在那些正统儒生的眼里，孙子几同于名教罪人，必须痛加贬斥。高似孙在《子略》中的一番议论，足可为这类陈腐观念的代表：“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兵，往往含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在这种社会文化思潮氛围之下，孙子不能成为“兵圣”也就顺理成章了。
社会的变迁，将孙子推向了历史的前台。穷本溯源，最早尊奉孙子为“兵圣”的，乃是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认为：“孔夫子者，儒圣也；孙夫子者，兵圣也……后世儒者不能外于孔夫子而他求，兵家不得背于孙夫子而别进矣。是以文武并立，而天地之道始全矣。可谓二圣人功，极大极盛矣。”同样，他们也把《孙子兵法》推崇为“武经之冠冕”。到了近现代，我们对这种观点渐渐予以认同，开始称孙子为兵圣，将他视为东方兵学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
孙子之所以备受现代人的青睐，在于他以讲求智慧谋略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最符合现代社会竞争机制的需要。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各行各业间的竞争已日益趋于复杂和激烈。而人们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事业上的成功者，便面临着如何预测形势，筹划全局，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的问题。《孙子兵法》讲求战略运筹，提倡以谋制胜，主张量敌用兵，权宜机变，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掌握主动权……所有这一切，不但深刻地揭示了战争活动的一般规律，在现代军事领域内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人们从事政治、外交、企业管理、商业经营、体育竞赛等社会活动，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很显然，一旦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危险，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并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丰富自己的智慧，增长自己的才干。而孙子的思想，则能够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因此，尊崇孙子为“兵圣”，研究其思想，弘扬其精神，也就成了唯一正确的选择。
——原刊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