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Edward"Said）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写道"：一位远亲在一九四八年被迫离开海法后就再也没能回去。三十四年后，临终之际，他指着床边一只破旧的箱子，颤颤巍巍地对后人说出最终遗言"：“拿好这些钥匙和房契。”读之令人潸然。
当故乡只能成为墙上悬挂的一幅图和抽屉中数代珍藏的一串钥匙，这群除了离乡背井便一无所有的人，在那最后的天空之后，又能往何处去？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批被匆匆驱赶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甚至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些半个世纪前大批量移居此处，建立了基布兹，曾与他们一同耕种这方土地的以色列人，究竟有着多远的图谋。很多人还以为那只是一次短暂的避难，连家中细软都不曾收拾，只不过轻轻带上房门，转动钥匙。而流散中最珍藏的，就是那串钥匙。谁曾想，这一走就是血雨腥风，陌路千山，甚至更为残忍的，是曾经的故乡哪怕近在咫尺，却只因隔着铁丝网而终生无法穿越。他们更不知道，相比于如今受困于加沙北部的几十万民众来说，能够流散已经是一种侥幸了。
萨迈赫·伊兹哈尔"（S. Yizhar） 的《黑泽废墟》中，以色列士兵在用枪抵住阿拉伯人身体强迫他们逃亡的时候，还曾不住地与同伴嘲笑"：瞧，他们连反抗都不会，他们根本就不反抗。尽管他多少带着一丝同情，但语气中仍不乏嘲讽和轻蔑。可他也许想象不到，当时普通巴勒斯坦百姓不予反抗，并非意味着没有勇气，而是他们根本未曾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或许忘了，自己的父辈有多少也是懵懵懂懂就顺从地走向了德国人的集中营。有多少人，还以为自己不用多久就会返回家中。那时候不反抗，只因低估了现实的残酷。
一、昔日的邻居
时光倒回三千多年，我们就能在历史的画卷中看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身影。二者在阿拉伯半岛，即今也门北部地区过着流散旷野的游牧生活，相安相依。不少阿拉伯典籍还记载了犹太人间或在阿拉伯半岛建立起小的犹太王国。而在希伯来传承中，他们更是亚伯拉罕两个妻子撒拉和夏甲的后裔，是名副其实的血脉兄弟。他们的语言同属闪族语系。岁祀悠远，由于商贸往来，他们彼此迁徙交集，部分在埃及生活的犹太人为反抗法老的残酷压迫，来到了包括今天巴勒斯坦地区在内的迦南地，和这里的非利士人杂糅，数代耕种，亦曾建立犹大、以色列王国。罗马时代，犹太人的处境日益艰难。在罗马统治者的严苛驱逐下，他们不得不四处流散，一部分于数世纪内辗转于中东欧，成为后来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主体"；另一部分流散到西班牙南部安达卢斯地区（包括今葡萄牙域内），成为西法底犹太人的主体，其余则散落于世界各地。公元八至十五世纪，在阿拉伯人治下的后伍麦叶王朝以及诸小王国时期，安达卢斯地区宗教宽容，政治怀柔，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总体上处于和睦共处的状态。虽然在诸小王国时期，格拉纳达地区曾出现过双方较为激烈的冲突，但那只是短暂的偶发性事件，七个多世纪中未曾有过大规模的宗教和民族迫害，就连原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Eban）也在其《犹太史》中记叙说：“除了中世纪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犹太人的经历和命运之外，没有第二个势力可以说明散居异乡的犹太人的光辉和悲惨的历程。”其“光辉”指的是穆斯林治下的许多犹太人在这一时期的良好际遇。他们凭借着聪明才识，成为后伍麦叶宫廷中的高官，也为科尔多瓦的百年翻译运动做出了不菲的贡献，推动了文化的繁盛。许多犹太文人如摩西·迈蒙尼德及其儿子亚伯拉罕·迈蒙尼德，都曾享有无上的尊荣和华贵。这一时期甚至被誉为犹太文明的“黄金世纪”。而其“悲惨的历程”，恰恰是指十五世纪西法底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面临的磨难—被基督徒大驱逐。一四九二年，西班牙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双王的“光复战争”取得胜利，收复了阿拉伯人驻守在西班牙的最后堡垒格拉纳达，纳斯里德王朝统治者在撤出格拉纳达前与双王签订协议，后者保证当时的犹太人和阿拉伯居民永居此地，并享有宗教自由。然而时隔不久协议便被肆意摧毁：西班牙当局禁止阿拉伯和犹太人再恪守自己的宗教。一四九九至一五〇一年，拒绝改宗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起义失败后，数百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起被迫背井离乡，远涉重洋，移居至北非和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叙利亚作家穆罕穆德·布尔汗（Mohammed"Bourhan）二〇一七年创作的小说《积恨成仇》便以现实与历史交织的叙述手法，描绘了发生在五百多年前的那场大驱逐：上百万人在流亡的过程中，眼睁睁地看着数以万计的老弱妇孺葬身于地中海。小说结尾，以色列女子艾琳娜与阿拉伯青年扎卡利亚相爱，这为其建构的现实增添了一抹暖色。在作者看来，爱是终结仇恨的唯一方式，而暴力只能让仇恨无限循环，直至陷入死结。就像艾琳娜在意识到现代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种种冲突时慨叹的那样：“这个世界怎么了？……异乡人把别人变成异乡人，用屠杀来报复屠杀，用异化来回应异化，历史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们到底还能对它说些什么？”
二、“回归之路”？
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Herzl）在《犹太国》中认为，反犹主义在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回溯历史，情形似乎确然如此"：从前面提到的罗马时代到十字军东征，再到十五至十六世纪西班牙基督教王国的大驱逐，及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的反犹情绪如波浪般高涨……欧洲犹太人的处境急剧恶化。此种境况之下，赫茨尔和几位犹太精英于十九世纪末提出了他们的犹太复国理念，希望依据古希伯来经典，回归巴勒斯坦这片锡安之地。赫茨尔此举不可谓不聪明，他深谙“锡安”作为一种宗教象征符号，在建构民族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凝聚作用。那里承载着犹太人绵延数千年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想象。虽然作为政治迂回策略，他也曾同意当时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建议，先临时建国于英国殖民地乌干达地区，但这一“迂回”遭到了本·兹维（Yitzhak"Ben Zvi）等较为激进的务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后者认为赫茨尔背叛了犹太复国理念，他们号召大批量的犹太人果断前往巴勒斯坦地区，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犹浪潮中，处境艰难的犹太人在复国主义的激励下，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犹太人怀揣复国的梦想，陆续“回到”巴勒斯坦这片所谓的“应许之地”。以色列记者、作家阿里·沙维特（Ari"Shavit）在他的《我的应许之地》中曾饱含深情地描写了他的曾祖父于一八九七年踏上这片土地时的激动之情。但是，在叙述对曾祖父的追缅之情外，他也敏锐地指出"：“从雅法到米开维以色列，他（曾祖父）没有看到巴勒斯坦人的村庄阿布卡比尔"；从雄莱锡安到兰布尔，他没有看到萨拉凡德"；在兰布尔，他没有注意到，兰布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巴勒斯坦城。”是的，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犹太人追怀的是一种数千年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想象，那么此时的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在此切切实实地生活了数千年了。而他的曾祖父只看到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希伯来遗迹，却没有看到遗迹旁的所有巴勒斯坦村庄，没有看到在耶路撒冷周边辛勤耕种崎岖梯田的巴勒斯坦人民。沙维特坦率地说道"：“我的曾祖父没有看见，是因为他不想看见。他不想看见，是因为他如果一旦知晓，他也许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他选择了‘看不见’，这样他才能继续前行。”他必须做这种主动的“选择”，阿里·沙维特的话说得很“冷静”：若要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吕大就不能存在。所以，以希伯来传承为自己的复国理论支撑的犹太人，必须选择忽视此地的巴勒斯坦人，否则他们就不得不面临巨大的道德困境，并失去“建国”的合理性。
正缘于此，当时的犹太人对清除建国之路的障碍毫不犹豫，狠辣果决。一九〇五年，包括本·兹维在内的八名犹太人于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支现代希伯来战斗力量“巴尔乔拉”，这支力量几经重组、扩大，变成了后来著名的军事组织“哈加纳”，更为极端的组织“伊尔贡”便是派生于它。后者因实施数次精准、血腥的暗杀而闻名，其中就包括一九四六年刺杀了英治巴勒斯坦政府一众官员的“大卫王酒店”事件。想必在那时的英、法、美等殖民势力看来，他们同今天的哈马斯和真主党并无二致吧。
时光赓续，曾经数代比邻而居的两个民族，由于人口急剧膨胀，土地不断被新来者占有等原因，矛盾日益尖锐，冲突不断发生，仇恨日渐加深。当时的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实则难辞其咎。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艾兰·佩普（Ilan"Pappe）所言，西方最初对锡安主义的支持，乃是“新殖民主义对全球现实的认识以及把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和弥赛亚第二次降临联系起来的旧神学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认识也极有可能是一种“掌控的欲望”。一八四〇年英国的《环球杂志》就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建议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让他们像一枚楔子插进埃及和土耳其人之间，并建立缓冲地带以增强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势力。也正是这种欲望促使他们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与“弥赛亚第二次降临”联系起来。而对于犹太人大量涌入究竟会给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巴勒斯坦地区民众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亦选择了无视。
三、回归之路
那位写了《犹太史》的阿巴·埃班还说过一句话"：“阿拉伯人从未错过任何一个错失良机的机会。”是的，他的话听起来很讽刺，但不得不承认确有其理。一九四八年至今，阿拉伯人有数次可以解决（最起码是更好地部分解决）巴以问题的机会，但最终都错失了良机。其中既有阿拉伯民族崇尚部落复仇、宗教派别林立、极端思潮导致思维狭隘等因素，也有阿拉伯国家各怀私心、泛阿拉伯主义思潮逐渐消退、巴勒斯坦内部各方势力分歧较大的原因。特别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温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曙光渐趋明亮之际，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内部却意见不一，这导致机会稍纵即逝。尤其是在温和派的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后，黄金节点就渐行渐远了。所以萨义德才会说，巴勒斯坦人就如同商品，他们的现状不仅是以色列人造就的，也是阿拉伯兄弟们造就的。事到如今，随着仇恨一步步加深，极端右翼势力迅速蔓延，其手段越来越残忍，巴勒斯坦人的回归之路也就越来越渺茫，以至于几乎只能存留于文人笔端了。七十多年来，记录巴勒斯坦人血泪横流历史的著述不知凡几。
数次中东战争造成了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他们的生活环境极端逼仄，甚至绝望。有些人被迫离开故土"；那些没有离开的，实则生活在一座巨大的露天监狱。还记得《阳光下的人们》中那三个开启流亡之路的青年吗？他们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不得不躲藏在运水车的空铁皮罐内，在烈日炎炎中穿越沙漠。灼热阳光带给他们的不是生的希望，而是闷在铁皮罐内死得惨烈。作者哈桑·卡纳法尼（Ghassán"Kanafáni）自己就是在一九四八年战争之后被迫离开巴勒斯坦的。他辗转黎巴嫩、叙利亚等地，以笔为剑，写下了多部小说和犀利的政论文章，终于在一九七二年死于以色列特工制造的汽车爆炸事件。在他的另一部小说《回归海法》中，一对巴勒斯坦夫妻在离开海法二十多年后想要回去寻找他们失散多年的儿子，却发现故乡早已物是人非"：一切都仿佛从前，然而屋主变成一名犹太老妪，儿子也早已适应了犹太人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土地被占领了，房子没有了，亲人回不来了，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实体依托，只剩下一个抽象的名词。这就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悲哀所在。黎巴嫩作家伊利亚斯·扈里（Ilyás"Khūrī）曾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在他的《太阳之门》中，战士们靠着《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般不断讲述故事，来唤醒昏迷的队友，亦是为了存留对巴勒斯坦的记忆。哪怕故事是颠沛流离的悲惨，也好过遗忘，因为遗忘是终极意义上的死亡。如此，拉德娃·阿舒尔（Ridwa‘Āshūr）才会在《坦图里亚》中让她的女主人公记述发生在巴勒斯坦村庄坦图拉的大屠杀、大灾难，记述难民营的生活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这部作品还被以色列导演阿龙·沙法尔兹（Alon"Schwarz）拍成了电影。而拉德娃所写的，不过是上百次大屠杀中的一次而已。如今的巴勒斯坦地区，大大小小的难民营随处可见，许多难民营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在巴勒斯坦人眼中，难民营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大屠杀时它才具有某种价值，成为人类历史上众多人为灾难的名词记录。
而那些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呢？他们是否生活得岁月静好，和乐安逸？希望总是很天真，而现实总是很残忍。虽然这些阿拉伯人可以成为以色列公民，但他们面临的是种种歧视和不公。以色列曾想将自己包装成民主国家，但其内核却越来越倾向于单一民族国家，这使得阿拉伯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制和排挤。更何况除此之外，他们内心还面临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永远只是身在耶路撒冷的异乡人。特别是每当爆发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事件，尤其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身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内心的撕裂与痛苦可想而知。以色列阿拉伯议员阿卜杜勒·阿齐兹·祖阿比（Abdu"al-‘Zīz al-Zu‘abī）曾坦言道"：我的国家在与我的民族作战。面临此种境遇，该如何自处？怎样选择都无法让自己的内心安宁，都无法笃定前行。祖阿比当时紧接着说的是"：“我在中间。”可是，中间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
在《耶路撒冷异乡人》中，小说主人公之一埃米尔出身阿拉伯家庭，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处处受挫。为了“逆天改命”，他不得不借用德系犹太人后裔、因自杀而成为植物人的尤纳坦的身份证。从此，他出门时是尤纳坦，回到家中才是埃米尔。无独有偶，二〇二四年阿拉伯布克奖获奖小说《天蓝色的面具》中也有这样一名青年。他叫努尔，想要通过实地调查，在考据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历史小说。但身为难民营中的阿拉伯人，他却苦于行动受限，许多地方对阿拉伯人来说都是禁地—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视为“恐怖分子”。后来他偶然得到了一张犹太人的蓝色身份证，于是他白天是德系犹太人，自由出入各种历史古迹、参加学术研讨会，晚上又变回努尔。其结果是造成了他近乎崩溃的精神分裂。许多时候，他甚至分不清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自己，其情形与“尤纳坦”何其相似。即便是具有完全的身份，那又如何？以色列作家哈比比（Imil"Habībi）创作的《乐天的悲观者》中，赛义德便是千千万万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缩影。作家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戏仿《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揭示了这群特殊的人，他们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内心世界，都压抑、分裂得令人窒息。萨义德在一九八六年创作《最后的天空之后》时，将这部小说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巴勒斯坦文学作品”。
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实在太多太多。它们记录着巴勒斯坦难民血迹斑驳的岁月，记录着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艰难的生存境遇。倘若只是列出这些书名，怕也是卷帙浩繁。阿拉伯作家、以色列阿拉伯作家、以色列犹太作家，他们都在反思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历史和现实，更是对二者的未来充满忧虑。
由此，我们大抵不能再认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一种单向度论断。即使所谓的“正史”是由强者书写的，但它终究难以抹去作为“野史”的文学和当今时代的大量多声部记叙。譬如，罗南·博格曼（Ronen"Bergman）在《先发制人》中详细介绍了以色列摩萨德定点清除行动的斑斑历史。他认为以色列对暗杀这种军事工具的依赖并非偶然，可以追溯到大屠杀造成的历史创伤，以及以色列领导人和公民对其永远处于被消灭危险的意识。“他们觉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没有人会伸出援手，正如大屠杀那样。”看到这句话，掩卷细思，不禁让人想到电影《辛德勒名单》。可以想见，当年犹太人心中的孤立无援和滔天恐惧，也着实令人恻然唏嘘。只是，正如极具反思意识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Shlomo"Sand）所说"：“昨天的迫害与牺牲不比今天或明天的迫害与牺牲更重要。”受害者不能内化加害者的逻辑。今日，靠着近乎灭绝另一群在此生存了上千年的百姓的行为建立单一民族国家，除了制造另一群民族的恐惧惶惑和仇恨外，还有何益？只靠暴力，恐惧就真的可以消失吗？还是只会在仇恨的渊薮中越陷越深？更何况那些为了政治欲望一意孤行、高居庙堂之人，不仅令加沙的阿拉伯居民一无所有，何尝不是让黎以边境的以色列居民亦成了一批批怀揣家门钥匙、被迫举家迁移的流民呢？我不禁想问，千年之前，百年之前，数十年之前，数百万以色列民众匪兕匪虎，却不得不四处逃亡，率彼旷野。而时至今日，又是谁令另外一群并非熊罴虎兕的民众终日惶惶，率彼旷野呢？
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拷问"：我们（巴勒斯坦人）真的存在吗？我们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们的存在？但愿数年之后，他的这句话不是一语成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