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做了许多国民党原本应当做却没有做也做不成的大事、难事，对取得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最终胜利起了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正确认识和总结抗日战争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一）形成全民族抗战局面，其前提和基础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这当中起了主导和决定作用，秉持民族大义，一次次挽狂澜于既倒。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也就无法形成和坚持历时8年的全民族抗战局面。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成为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起点，同时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而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主义，声称“攘外必先安内”，执意打内战，继续全力“围剿”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明确提出抗日主张，红军长征北上的主旨之一便是挺进华北抗日前线，开创抗日新局面。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党又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于1935年10月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党各派呼吁：“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中共中央还专门致书国民党中央，呼吁为救亡图存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为党随后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奠定思想基础。当时，新的内战危机一触即发，日本政府欲坐收渔利。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积极奔走斡旋，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避免了自相残杀、亲痛仇快的局面，进而极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为大势所趋。
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民族抗战揭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委实不易，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遭遇严峻考验，其变数与挑战主要来自国民党方面。在日本诱降下，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沦为日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工具。1939年1月，距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还不到一年半，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其议题之一是制定“限共”“防共”方针，视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为“急患”，并在会后秘密下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嗣后，国民党在四年内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频频告危，全靠中国共产党化解危机、力挽狂澜。尤其是皖南事变后，日本认为国共关系将就此破裂，遂进一步向重庆施加压力，诱降、逼降双管齐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守势、政治上攻势的对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不仅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不继续坚持抗战，从而避免了国共关系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解，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
总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既有合作也有斗争，斗争的主线是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全民族抗战局面能坚持8年，以全民族抗战抵御日本全面侵华，并最终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密不可分。
（二）鉴于敌强我弱，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这是国共两党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不过，仍有人持“亡国论”或“速胜论”；至于如何理解“持久战”，人们的认识也颇不一致。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长篇讲演，释疑解惑，条分缕析，从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中国胜利的必然性，科学解答了众所关切的诸多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鲜明体现。
《论持久战》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在“很多人都说持久战”的情形下，最早围绕持久战作了系统研究和深刻阐释。毛泽东全面分析中日两国基本国情和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以持久战战略应对日本的速决战战略；指出中国不会亡，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科学论断有助于国人统一认识、坚定信心。持久战究竟有多久？毛泽东审慎指出，这谁也不能预断，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他将之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一预判与战争后来的实际进程完全吻合。怎样进行持久战？基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具体而论，要做到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防御阶段，应该以运动战、游击战大量消耗敌人。十个月来，由于以阵地战为主，一味被动防御，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企图，但自身在惨烈的消耗战中蒙受巨大损失，无数爱国将士饮恨沙场。随着淞沪会战失败、首都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内部弥漫着悲观情绪，“求和”之声四起。两相比较，共产党、国民党之战略思想高下立判。在《论持久战》末尾，毛泽东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系统阐明人民战争思想。这是持久战的精髓，也是全篇的精髓。这个高度，国民党在认识上达不到，在行动上做不到。
《论持久战》合计4万余字，从全国抗战大局展开论述，其积极争取统一战线话语权、对国民党错误战略方针进行纠偏的命意昭然可见。《论持久战》一经发表便广受赞誉，颇有思想冲击力。《论持久战》使全国民众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树立了党坚持持久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具有远见卓识的正面形象，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以《论持久战》为指南，挥戈而上，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迅速打开局面，有力策应正面战场作战，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另一鲜明体现。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因战线越拉越长而兵力不足，一时无力继续发起大的攻势，抗日战争遂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虽侵占中国大片国土，但只能控制中心城市、县城和铁路、公路沿线，对广大乡村鞭长莫及。这给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赴敌后提供了广阔空间。日军在正面战场遭遇节节抵抗，顾此失彼，“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八路军深入华北，新四军挺进苏皖，使日军后方不稳，牵制了其在正面战场的攻势。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策应，构成全民族抗战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山区、平原和江湖河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其环境之险恶、斗争之艰苦超乎想象。八路军、新四军总共才5万多人，与日军相比兵力悬殊，武器装备也极为简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要有后方作为依托，而在陌生环境中，在日伪军重兵进攻和围困下，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背景下，开创与巩固抗日根据地极为不易。敌后战场能在千难万险中渐成气候，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正确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说得很清楚：“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二是统一战线。例如，冀南沦陷后，土匪、民团等各色武装纷起，党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一切抗日力量，迅速站稳脚跟。三是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著名论点。沦陷区人民饱受日寇铁蹄践踏与蹂躏，不愿做亡国奴，抗日愿望强烈。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民众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这就使侵华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上三大因素，归根到底在于党的领导。
国民党军队除正面战场作战外，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其兵力和可利用资源远甚于八路军、新四军，但具体表现却相形见绌。原因在于国民党搞片面抗战，即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无力也不敢放手发动民众，而军纪败坏更是大失人心。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因而能够真正赢得民心。国民党力量在敌后急遽萎缩，中国共产党力量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人心向背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到1943年，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牵制和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64%和全部伪军的95%。
以上从统一战线、持久抗战、敌后战场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深刻、很有分量：“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动员老百姓，推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做不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这是由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决定的。说到底，抗战得以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离不开党倡导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
二
支撑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军事外，还包括政权建设、理论建设、作风建设以及经济、文化、精神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国共产党均表现出色，顺应时势和民心，形成高效的战时机制，显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国共两党对各自战略后方的治理迥然不同，影响到人心向背和各自力量消长，进而影响到抗战大局的走势。
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首府，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也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典范。在政权建设上，边区村级基层政权系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司法机关通过间接选举产生。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1940年3月，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明确规定政权机关的人员构成采用“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体现了党实行民主政治、接受人民监督的诚意，体现了政治上的胸襟与自信，为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先行探索与实践，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地方。在边区的示范和带动下，党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纷纷实行民主政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抗日、民主的旗帜把民众紧紧凝聚在一起。
相比之下，国民党拒绝革新政治，无意改变一党专政，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及大后方推进民主政治的呼声置若罔闻，导致弊窦丛生，大失人心。1944年12月，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严正指出，改组政府“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需军事，而且要政治，“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时局”。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向何处去？自1939年起，毛泽东在延安相继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创造性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描绘了中国发展的新图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将陕甘宁边区视为这一理论的“试验区”。边区的各项政策和建设，均鲜明体现了新民主主义原则。1940年3月初，毛泽东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1941年11月6日，又在边区参议会上指出：“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相比之下，国民党虽提出“抗战建国”主张，但缺乏真正提振人心的实际举措，故反响寥寥。1943年春，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标题吸引眼球，但内容老调重弹，渲染儒家传统的“四维八德”，诋毁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全书连篇累牍论证中国命运与国民党的关系，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强作辩解，了无新意、内容空洞，故面世后招致不少讥讽和批评。就境界、眼光、气魄而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之命运》实有霄壤之别。
艰苦卓绝的抗战，必须以好作风作为支撑。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1943年5月8日，延安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订立十条行为规范，并逐一注释说明。第五条为“公正廉洁，奉公守法”，注释曰：“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要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第七条为“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注释曰：“群众是我们的依靠。要善于联系群众，要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需要，倾听群众批评。不侵犯群众丝毫利益，不贪贴群众一点便宜。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全民族抗战的主体力量，强调要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他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将之称为“伟大的工程”，从维护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的高度来看待党群、干群关系，郑重告诫全党要养成一种新风气，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严肃指出，要用90%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问题，用10%的精力解决救国公粮问题，否则，“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他强调：“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党的建设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相比之下，国民党虽三令五申惩治贪腐、整饬吏治，但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基本成为一纸具文，没有实际约束力。西安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中心，文恬武嬉现象突出。吃酒打牌、跳舞嫖妓之风在国民党官员中迅速蔓延。有人甚至借机大发国难财，以致出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现象。国共两党对战略后方的不同治理情况，特别是对待老百姓的不同态度，势必影响到人心向背。
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40年冬，华北日军震惊于八路军“百团大战”，对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报复性“扫荡”。国民党此刻却不顾大局，完全停发八路军粮饷，并调重兵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边区。在艰难竭蹶之中，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陕甘宁边区在精兵简政的同时，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而度过了这一极端困难时期。相比之下，国民党严重依赖美国、苏联等外援，且贪渎现象严重，故自立能力脆弱。通过发展大后方经济，虽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力量，但自1941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疲态尽显，突出表现为通货膨胀、工业生产下滑，虽采取一些应对举措，但难挽颓势。
在文化建设上，蒋介石有意标新立异，于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国民日常生活入手，宣传“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等，以革除陋习、提高国民素质相期许，但终归是新瓶装旧酒，最终不了了之。中国共产党倡立新道德、新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表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包括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该文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党的文化建设很有针对性。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出，边区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党致力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尤其重视在思想文化上破旧立新，着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在精神面貌上，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统区也形成鲜明对比。党和人民军队内部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充溢着崇高理想、优良作风、严明纪律，形成许多崭新的精神，诸如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进而奏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壮丽凯歌。唯有在这种新精神激励下，才能真正催生新生活、孕育新希望。党对青年尤其寄予厚望。1939年5月1日，毛泽东撰写《五四运动》一文，希望全国青年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三天后，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毛泽东肯定延安青年们的政治方向、工作方法是正确的，盛赞“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未偏安一隅，而是胸怀全国，着眼整个抗战大局。党在边区的一切主张和举措，都是从全国范围来思考和立意的。以陕甘宁边区为典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空前迸发，人人各得其所，精神面貌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成为引领方向、凝聚人心的旗帜。根据地人民通过切身体验，深化了对党的认识，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从而掀起人民战争的惊涛骇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敌后战场，并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人民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促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有力支撑了全民族抗战局面。
三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是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就没有以人民战争为鲜明特色的广大敌后战场，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空前迸发，就无法形成和坚持历时8年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国民党没有做也做不成的事，中国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很出色，一次次挽狂澜于既倒，对抗战最终胜利起了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鲜明体现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充分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归根到底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协力合作的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