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英（1968—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19世纪英国的煤炭能源转型，标志着人类世的开端。既有文学研究忽视了地域小说对于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能源人文”视阈下，19世纪英国地域小说在此方面的独特贡献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对“农业物流模式”的辩证审视：一方面，展示蒸汽驱动的农业基础设施如何促进空间联通和贸易畅通，为乡村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将人类叙事置于地质深度时间的视角中，促使读者关注煤炭使用对于气候变化的累积效应。二是聚焦矿产开采区的情感地理，表达对过度开采、资源枯竭和不可持续的担忧。三是作为文学档案，记录和揭露了英国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的历史责任。四是通过聚焦地方尺度的生态系统，让读者沉浸式体验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展开地球尺度的生态共同体想象。19世纪地域小说以文学形式进行的思想实验和伦理实践，对于今天我们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地域文学；能源人文；环境伦理；人类世；生态批评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2012）以电影短片《欢迎来到人类世》拉开帷幕，令世人瞩目。影片开场旁白振聋发聩：“这是一个物种如何改变一个星球的故事，故事的最新一章开始于250年前的英国。在煤炭和石油的驱动下，几项杰出的发明出现了。它们点燃了工业革命……伟大的火车、汽车和公路使全球贯通。” ¹ 它揭示出这样一个关键事实：19世纪英国的煤炭能源革命不仅开启了工业化与全球化进程，更标志着人类世 ² 的开端。这一认识促使我们对19世纪英国文学做出新的思考：身处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和身为人类世的第一批居民，作为敏于捕捉时代气象和把握时代脉搏的文学家，如何表征英国作为先发国家对环境破坏的历史责任？在转向以煤炭为动力的全球化时代，英国文学如何表征能源转型及其带来的环境影响？21世纪兴起的“能源人文”，为重新认识文学研究对象、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新途径 ³ ，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视角。在此视阈下重新考察19世纪英国文学，涌现出一系列开拓性研究，如，艾伦·麦克杜菲（Allen MacDuffie）的《维多利亚文学、能源和生态想象》，回溯“‘热力学叙事’（thermodynamic narratives）的兴起”和能源话语的萌芽，分析“能量如何在社会、自然和宇宙系统中流动的故事”。 ⁴ 托马斯·A·劳克林（Thomas A. Laughlin）在《雾、煤、资本主义：狄更斯的能源氛围和人类世》中提出，狄更斯笔下的“雾”所引发的一系列隐含联想，表达出多重意蕴：其对空气的描绘，成为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交换的关键点，构建出新型的城市生物地理群落，折射出脆弱的生命-地球平衡。 ⁵ 高贤铭的论文《人类世时代的能源——丁尼生诗歌中的深时与化石资本》将研究范围从小说拓展到诗歌，深入分析了《悼念集》和《茉德》等诗歌对化石燃料污染的刻画。 ⁶上述研究围绕19世纪英国文学与能源、人类世之间的关联做出了深刻思考，但大多集中在城市文学，而对于地域小说（regional novel）却疏于聚焦。“地域小说”被《朗曼维多利亚小说指南》列为关键词，与城市文学相对：狄更斯和萨克雷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伦敦，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盖斯盖尔夫人等却描写外省乡土地方，随着城市化人口流动，以哈代为代表的地域主义盛行，表达了对乡村的怀旧。 ⁷ 伊恩·邓肯（Ian Duncan）将“地域小说”与国家身份相关联：一种以地域或乡土场景为特色的小说在19世纪英国盛行。国家身份内部出现危机时，地域主义小说回归，为人们逃离历史变化提供精神避难所。 ⁸ 上述地域小说研究持有一个共同观点：地域小说寄托着田园理想和逃避现代性危机的向往。作为对此的纠正，《劳特利奇维多利亚文学指南》特辟一章，专论“地域主义文学”研究的新方向：“若将‘地方性’视为物质条件（地理环境、自然景观、经济形态）与生活方式和方言土语的交汇，那么‘乡土性’（provincial）既可被视为产生于（根植于）地方性，又可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可移动性。”“‘乡土’被重塑为网络化（networked）的地方，即，地方性和全球性交织的地方”。 ⁹地方与全球的交织为从“能源人文”视阈下研究19世纪英国地域小说开辟了新思路，并提出新问题：能源和交通等物质基础设施在“地方网络化”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地域小说如何表征19世纪的能源转型及其带来的生态效应？作为擅长刻画“地方感”的文学类型，地域小说如何反映全球尺度和星球尺度的生态问题？对于上述问题的探索，构成本文的研究动力。虽然煤炭在地域小说中常常看似隐形和缺场，但这却恰恰反映出一种“能源无意识”，有赖于我们从“能源隐喻和无意识的能源选择” ¹⁰ 中去挖掘煤炭燃烧和能源消耗的在场。基于此，本文将地域小说作为考察“能源无意识”的重要场域，从农业基础设施、矿区、林区三个方面，探讨地域小说对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思考。

一 火车与磨坊：“农业物流模式”下的基础设施

在人类世之前，由于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相对较小，“人造基础设施被认为独立于自然系统。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随着人类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急剧扩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然系统正日益（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受到人类的管控。” ¹¹ 今天，“现代性的许多基础设施正日益暴露出其星球尺度（planetary scale）的影响，以及它们引发危险且不利后果的能力，例如全球变暖、海洋酸化和大规模物种灭绝等。” ¹² 其中，农业食品生产和运输基础设施是导致气候变化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针对此，生态批评家提摩西·莫顿（Timothy Morton）提出“农业物流模式”（agrilogistics）概念：“称其为物流，是因为它以技术的、计划性的、完全按照逻辑的方式来对待建成空间，因为它一味推进，从不回头反思其逻辑。这种呈病毒式蔓延的物流模式，最终需要依靠蒸汽机和工业使其扩张和繁殖。农业物流是如此成功的农业方案，主导着地球上的农业技术，创造了超物体。” ¹³ “超物体”是广泛分布在时空中、深刻影响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事件或现象，其尺度远超人类个体感知能力。作为一种“超物体”，“农业物流模式”可追溯到12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农业革命，随着其基础设施在空间上不断扩展，碳分子流动不断增速，对地质生态产生长久影响。在此背景下，《流动性》杂志推出专刊“人类世流动性”（Anthropocene Mobilities），聚焦平衡流动性基础设施、人类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¹⁴ 上述理论为我们考察地域文学对基础设施的表征提供了新视角。以往研究对19世纪地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分法，遮蔽了蒸汽动力基础设施在这一时期地域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事实。地域小说盛行与铁路发展同期发生，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见证了铁路的迅猛发展，提高了煤炭使用率和能源耗量。例如，“英格兰中部铁路公司的起源，在于诺丁汉郡和德比郡的煤矿主渴望为煤炭开拓南方市场。因此，它构建了一个以中部煤田为中心的铁路网络” ¹⁵ ，巩固了采矿、制造和交通运输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煤炭转型背景下重读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弗罗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等，可以发现，这些被誉为地域文学的经典作品，呈现出多重时空尺度的生态想象：一方面，通过勾画日常生活中乡村基础设施，展示物流如何建立城乡之间、地方与全球之间的连接；另一方面，通过将人类叙事视角置于地质深度时间，促使读者对煤炭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哈代构建的小说世界 “威塞克斯”（Wessex），常被视为“前现代”乡土田园的代表，但《德伯家的苔丝》中多次出现的火车、铁路、蒸汽动力收割机，却显示出乡村与煤炭现代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最令人深思的一幕，出现在弗鲁姆谷奶厂安吉尔追求苔丝的那一章。安吉尔与苔丝一起去火车站送牛奶罐，从远处，他们看到“微弱的亮光”，想起“白天这个地方，在深绿色的背景上，时不时冒出白色的蒸汽，代表着这个偏僻的世界与现代生活之间偶尔的交集”。 ¹⁶ 当他们走进车站，发现那微弱的亮光是火车站灯，“这灯光和天上的星光比起来，自然显得黯淡，但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塔布篱牛奶厂和普通人类而言，这颗地上的星星却比天上的星星更为重要。” ¹⁷ 火车站灯光对于奶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蒸汽火车是将山谷奶厂与城市连接的纽带，为奶厂产品的流通打开了销路。当苔丝看到“一罐罐牛奶被迅速装到货车上”，“苔丝是如此地敏于感受”，以至于思考了一连串问题：“伦敦人明天早餐就能喝上这些牛奶了，是不是？他们都是咱们从来没见过面的陌生人，是不是？”“他们也不知道牛奶从哪里来，也想不到我们今晚受着这样的风吹雨打，穿过这么远的荒野，让牛奶及时到达他们手中。” ¹⁸ 苔丝以她朴素的直觉，敏锐地认识到乡村奶厂被连接到更广阔的消费交换网络，而为这种连接提供物质支持的，就是基于燃煤的流动性基础设施。以煤炭为动力的基础设施在打通城乡边界的同时，也将苔丝和那个时代的农民绑上了效率的战车，成为“农业物流模式”的工具。以前用手工打谷时，苔丝可以尽情地和同伴交谈，但新的“机器脱粒机的嗡嗡声让人无法说话，每当玉米的供应量少于正常数量时，嗡嗡声就会加剧。” ¹⁹ 她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都在不停地颤抖，她的双臂独立于自己的意识而继续工作。在蒸汽收割机节奏的支配下，苔丝“捆麦子的动作，进行得像钟表一样单调。” ²⁰ 乡村农民不但失去了自主劳动的自由和快乐，而且与机器融为一体，成为了初代赛博格（cyborg）。哈代通过“威塞克斯”一隅的农业劳动场景，展示了19世纪煤炭能源转型的时代图景。蒸汽驱动的基础设施对乡村地域的深刻影响，同样是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和《弗罗斯河上的磨坊》关注的焦点。《米德尔马契》的副标题是《乡土生活研究》，描写了一个远离伦敦的外省小镇。虽然小说创作于1869年到1871年间，但故事发生时间却设置在1829年到1832年间，此时火车刚刚问世不久，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也刚刚出版。如此的时间设置，其精妙之处在于：将铁路向乡镇的侵入、城乡关系的改变、地质学对传统历史观的冲击等重要事件，引入小说人物之间的讨论议题。作家在故事发生40年后，透过历史“后视镜”，回望当初人们对交通转型及能源转型的激烈论争，揭示人们对其影响的认识随时间长度而改变。《米德尔马契》第56章聚焦修建铁路引起的辩论，其中，土地代理人凯莱布·高思和当地农民之间的交锋，代表了当时众人对待火车和铁路的意见分歧：抵制派认为，铁路不仅侵入“那此前牛群一直安然平静吃草的土地，而这份宁静从未被任何惊扰所打破”，而且“坐蒸汽火车旅行是大逆不道，十分危险” ²¹ ；拥护派则坚信，“你们阻挡不了铁路，不论你们喜欢不喜欢，它总要建造。” ²² 当时的村民无法判断交通转型和能源转型的利弊，作家艾略特处在火车开通40年后，通过小说人物凯莱布·高思之口，展示火车使空间贯通、经济联通，将曾经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乡土空间与国家乃至全球贸易网络连接。除了蒸汽火车的轰鸣外，读者还随小说人物凯莱布·高思一起，听到“建造屋顶或船舶的巨锤所发出的回声，工匠们的号子声，火炉的怒号声，以及发动机的轰鸣与冲击声”等等这些“庄严的音乐”。 ²³ 所有这些“庄严的音乐”构成工业现代性的声音符号，预示人类世的到来。对工业音乐的赞美绝非《米德尔马契》的终极立意。小说最后一章虽名为“结局”，但整部小说都将人类视角置于地球时空尺度中，展示人类视角和叙事的主观和局限，呼应了同时代的地质学理论。艾略特在创作《米德尔马契》之前，已经对莱尔的地质学理论 ²⁴ 有着深刻认识，发表过相关评论，并尝试以文学形式表达地质学思想，正如艾略特通过叙事者之口提醒读者，精妙的历史学家怎能漠视一个良好的契机，去指出他笔下的主人公没有预见事态的发展？但“这座真理之矿，无论如何努力采掘，都可能比煤炭的寿命更长久。” ²⁵ 艾略特以此喻示，人类生命的长度不足以准确判断煤炭能源的后果，对其进行乐观总结还为时过早，需要以更长远的眼光审视煤炭转型的影响。与《米德尔马契》一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也是历史回望型小说，不同的是，将目光投向另一种重要基础设施——磨坊。《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出版于1860年，以19世纪30年代的磨坊厂为故事背景。从小说故事背景到小说出版的30年间，英国“发生了向蒸汽迈进的决定性转变” ²⁶ ，煤炭成为所有制造业的命脉。“到19世纪40年代，蒸汽动力已经替代了水轮动力”。 ²⁷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回到30年前能源转型的历史时刻，聚焦与水磨休戚与共的杜利弗一家在能源变迁中的何去何从。小说开篇不久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如诗如画的农耕田园图景：“河的两岸远远延伸着一片丰饶的牧场，还有一块块黑黝黝的土地……在一排排树篱外面，还疏疏落落地矗立着去年留下的一丛丛包蜂房用的金黄色草垛……就在这座一片红色屋顶的镇子旁边，丽波河这条支流的活波欢快的流水注入了弗洛斯河。” ²⁸ 杜利弗家不仅拥有果园和耕地，而且依水就势建造了磨坊，为当地乡村居民加工和生产粮食。然而，这种自给自足的乡村共同体可持续模式，如“二月里转瞬即逝的阳光” ²⁹ ，随着水力磨坊的逝去而一去不返。从水力磨坊到燃煤蒸汽动力磨坊的转型，改变了这里的一切。首先，人们普遍感觉到煤炭能源加快了世界节奏，正如姨父迪恩对外甥汤姆所说，“正是有了蒸汽机，你知道，才造成了这样的区别：它使得轮子的转动快了一倍，同时财富的巨轮也随着快了一倍”。 ³⁰ 其次，以燃煤蒸汽为动力的铁路和轮船等交通流动性，促进了“商品的交流” ³¹ 和全球贸易的兴起。虽然小说以“弗洛斯河”乡土地方为标题，但却将其置于更广的全球空间，正如叙事者所述，弗洛斯河“把这个古老英国小镇的细微脉搏和整个世界巨大心脏的跳动联结在了一起。” ³² 小说开篇第一行就描绘了一幅多种能源形式并存和全球资源流通的景象：“乘着这强有力的潮水，黑色的船只满载着清香犹存的杉木板、圆鼓鼓的一袋袋油菜籽或者乌黑发亮的煤块，向圣奥格镇驶去。” ³³ 这里我们看到：潮水推动着船只，船只运载着煤炭和油料，油料种子来自俄罗斯 ³⁴ ，煤炭来自英格兰北部。多种形式能源并存，是能源转型的反映；全球资源流通，是蒸汽动力扩大了乡村经济贸易网络的结果。蒸汽动力提高了磨坊生产力，促进了商品流通，还能摆脱水力受季节和天气因素困扰的劣势。但这是否意味着，蒸汽动力是环境友好的能源？艾略特通过叙事者感叹当时的人们对于此问题并不关心：“圣奥格镇的人们不多想将来，也不多想过去”，他们只活在“现在”，“而‘现在’就像是一片平畴沃野，住在上面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有火山和地震，以为明天就会和昨天一样，过去常常震撼大地的那种巨大的力量永远沉睡不醒了。” ³⁵ 然而，当小说结尾暴发的洪水摧毁了村民赖以生存的磨坊，带走了主人公玛吉的生命，人们才猛然发现，自然力量从未退场，只是人类的健忘让他们忽视了洪水的风险。依水而建的磨坊虽然本来就面临洪水的天然风险，但河流上游修建的油厂、铁厂、棉厂和纸厂却加剧了洪水的破坏力。水磨坊曾经是碾米磨面的食品生产场所，也是乡村共同体交流的精神家园，但磨坊上游的水流改道彻底毁掉了杜利弗家的谷物磨坊和家园未来。作家艾略特通过叙事者在故事发生30年后，慨叹这种地方共同体的消失：现在人们“体会一下杜利弗这样的老派人对这个地方的感情，也是很难的。他的全部记忆都凝聚在这里，在这里的生活就像一个用惯了的、手柄光滑的工具”。 ³⁶ 人们一旦失去了与土地的连接，就忘记了对土地的责任。小说结尾的洪水淹没了一切，如此悲剧性的情节设置并不是为增强戏剧性效果，而是对放弃水力磨坊作为食品可持续生产模式的可能后果做出警示。艾略特对磨坊等农业基础设施及其带来的环境影响之所以描写得如此细致真实，源于她深入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信息。 ³⁷ 艾略特对磨坊溪流、潮汐河流和水权争议等乡村河流系统越是深入了解，越是对煤炭能源后的乡村未来忧心忡忡，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就是对这份忧思的文学表达。

二 废矿区：过度采掘与“幽暗生态”

煤炭点燃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熊熊巨火，促进了铁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但煤炭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不仅造成当时的空气污染，而且由此开启了依赖于采掘工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带来人类世的长久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最尖锐的评论是针对采矿业这一典型的采掘工业。”“对于马克思来说，采掘工业以及资本的破坏性影响不仅限于对血肉的浪费，还延伸到对原材料的浪费”。 ³⁸ 英国是第一个全面依赖于采掘工业的社会，先行开始对人类未来资源的剥夺。19世纪英国地域小说的故事场景常常设置在废弃煤矿、铜矿、采石场等被过度采掘的区域，这些开采区在为英国工业发展提供能源和动力的同时，将矿产开采区变成生态脆弱带，不仅使其面临严峻的环境危机，而且带来全球气候变化和不可再生资源危机。在《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和《弗罗斯河上的磨坊》中，采矿遗迹、堆积如山的废料、以及荒芜贫瘠的煤矿区等场景反复出现，并非仅仅作为故事背景，而是承载着象征含义，共同勾勒出被采掘活动严重影响的生态地貌，寓示了人类生命的繁衍与生态地理之间的密切关联，表达了对资源枯竭和不可持续的担忧和焦虑，预示了提摩西·莫顿提出的“幽暗生态”（dark ecology）意识。“幽暗生态”意识首先表现为忧郁和抑郁 ³⁹ ，这是因为，长期按照“农业物流模式”行动的人类，曾坚信人类高于一切，却终究会认识到其对自然的干预会被反馈，所有的事物都处在共存的反馈回路之中。 ⁴⁰《呼啸山庄》的故事发生在英格兰约克郡。在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写作该小说的年代，该地区是著名的产煤之城。约克郡靠近谢菲尔德、利兹等正在崛起的世界级工业城市，承担着为其发展提供能源的任务。小说第三章描绘了叙事者穿行于满目疮痍的山坡，目睹被开采所改变的地貌：“地面的凹凸不平：至少，许多坑是被填平了；而且整个蜿蜒的丘陵——石矿的残迹”。 ⁴¹ 这里暗示过度开采对自然景观的暴力改造，而这种改造打破了土地的自然循环。“呼啸山庄”的主人希刺克厉夫（Heathcliff）从被剥削者到剥削者的身份反转，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具象化，助其转化的核心在于对“底土”（subsoil）的掌控。“呼啸山庄”常被当作与“画眉山庄”相对立的地理景观及其所象征的人物性格、社会形态和情感方式进行探讨。这些对“呼啸”的隐喻层面分析固然非常重要，但“呼啸”本身首先是生态现象。《呼啸山庄》开篇不久，便通过叙事者洛克乌德阐明“呼啸”之题意：“呼啸山庄是希刺克厉夫先生的住宅名称。‘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内地形容词，形容这地方在风暴的天气里所受的气压骚动。的确，他们这儿一定是随时都流通着振奋精神的纯洁空气。从房屋那头有几棵矮小的枞树过度倾斜，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就可以猜想到北风吹过的威力了。” ⁴² 而这段话的另一译本，将第二句翻译为“‘呼啸’描绘了一种喧嚣纷乱的气氛，那就是山庄完全暴露在狂风暴雨的肆虐之下。” ⁴³只有将上述两版翻译相结合，方能理解“呼啸”所包含的“气候/气氛”的双重含义，进而揭示小说所表达的“幽暗生态”意识。勃朗特对“呼啸”的文学表征，不仅是对约克郡地域生态特征的刻画，更是将其作为地球体系“总体性”气候的局部表现，正如艾德琳·约翰斯-普特拉（Adeline JohnsPutra）在《气候与文学》导言中指出，“在19世纪，无论是对天气的个体亲身体验还是对地域气候的地方观察，都将气候作为星球现象的概念。” ⁴⁴ 这种暴虐的生态现象塑造了地方方言——wuthering，显示出人类文化与气候历史之间、情感和天气之间的深度纠缠，也预示着煤炭燃烧对气候系统的长期影响。“呼啸”所代表的气候暴力，与情感暴力、资源采掘暴力之间存在隐喻性同构。狂热的、恶魔一般的男主人公希刺克厉夫这一角色，被小说明确比喻为“荒凉的丘陵产煤地区”，与住在画眉山庄的林顿（Edgar Linton）形成鲜明对比：凯瑟琳“看出来她这两个朋友气质的截然不同。犹如你刚看完一个荒凉的丘陵产煤地区，又换到一个美丽的肥沃山谷。” ⁴⁵ 采煤区的荒芜不育，暗示了过度开采及对大地的剥夺所带来的生态后果，点明了煤炭经济的生态代价。希刺克历夫作为采煤区的化身，好似在地下深层长期沉淀积累了巨大的潜在能量，激情炙热、火星四溅、随时会将山庄付之一炬。尽管凯瑟琳以“我就是希刺克厉夫”的呐喊表达两人灵魂的同质同频，但这种如煤炭般炽热易燃的激情，耗尽了彼此的热情，燃尽了彼此的生命。他们的幽灵在呼啸山庄徘徊萦绕，成为“幽暗生态”的象征。同样，《弗罗斯河上的磨坊》也以开采区的废弃景观，象征不可再生能源枯竭与人类再生产危机之间的关联，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女主人公玛吉和菲利普秘密约会的地点，是在磨坊附近的一片“废弃了的采石场”。“这个被称为‘红坞’的地方” ⁴⁶ ，其英文the Red Deeps亦有“深渊”之意。该小说多处使用“枯竭”“空洞”等词汇，形容这个被人类采掘留下的地球伤疤。小说没有具体说明此采掘区的矿种，但这里地处林肯郡（英国最富有铁石的地方），土呈红色，可以大概判定是铁石采掘区；二是，醒目的红土既是采掘留下的见证，又是引领哥哥汤姆踏入采石场，发现玛吉私密约会的线索。玛吉与菲利普的恋情曾在废弃的采石场短暂地萌芽，却被父权干预而无情斩断；三是，玛吉每次与菲利普约会，都觉得眼前的欢乐短暂，都让她“觉得自己的未来可能比过去还更糟糕” ⁴⁷ ，由此暗示红色“深渊 ”这一枯竭之地将导致生命连续性的断裂。小说结尾，年轻玛吉被洪水吞噬的生命，验证了红色“深渊”的寓意；四是，失去了玛吉的菲利普徘徊在废弃采石场的“那片树林里，在那里，已被埋葬了的欢乐依然徘徊不去——就像一个频频来访的幽灵。” ⁴⁸ 通过这种描写，小说将人类个体的情感记忆与自然的生态记忆相互交织；五是，带走玛吉生命的那场滔滔洪水，绝非单纯的自然灾害，而是煤炭过度采掘造成生态失衡的恶果。《弗罗斯河上的磨坊》的结尾，叙事者站在故事发生五年后的未来视角，俯瞰这片曾被洪水吞噬的土地，发出如下警告：“大自然总会修补它的创伤——然而并非全能修补。” ⁴⁹ 这句话预示了拉图尔（Bruno Latour）在《面对盖娅：新气候政体八讲》（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2017）中提出的观点，即，所谓的地球稳定系统，在人类世已经坍塌。地球女神盖娅，远非万能女神，无法修复人类对地球的肆意破坏。英国在境内采掘的同时，还将采掘工业向海外扩张。为谋求自身发展，英国将他国变为自己的能源产地和殖民地。英国在殖民地疯狂采掘后，运走有价值的能源材料，留下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使这些地区沦为“牺牲地带”（sacrifice zone）。“牺牲地带”是英国以殖民主义控制自然的一种方式，本质是一种单边利益关系 ⁵⁰ ，即，英国独占资源收益，却将生态危机的风险结构化转移到其他国家。《弗罗斯河上的磨坊》提到，英国的旅行书籍“甚至把想象的天地扩展到了赞比西河” ⁵¹ ，历史证明，这些19世纪的想象地理为英国对非洲的资源剥削提供了知识预备和先遣。在艾略特创作《弗罗斯河上的磨坊》时，英国探险家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已经踏上“赞比西探险”征途（1858-1864年），为英国采掘业向非洲扩张铺垫了道路。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的《奥德丽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ct）、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约翰·卡尔迪盖特》（John Caldigate）等维多利亚时期小说，都描写了英国在海外殖民地榨取自然资源为其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今天，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资源剥削和气候非正义，可视作19世纪英国生态殖民主义的延续和再演，而19世纪英国地域小说，亦可视为对其进行记录和揭露的文学档案。

三 “林地居民”：拥抱“共存逻辑”的生态共同体

19世纪地域小说不仅仅揭示问题，更关注一种有别于化石能源驱动的生活方式，挑战将自然视为可被开采资源的榨取主义（extractivism）逻辑。正如提摩西·莫顿提出，“艺术是来自未来的思考”，想象的是未来的共存逻辑。 ⁵² 具体做法是，在多个尺度上思考和感受生态现实，将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视为“喜剧的共存感”。 ⁵³ 虽然“农业物流模式”曾经将人类与非人类的“共存逻辑”压抑到“无意识”的深渊，但“共存逻辑”一直在黑暗中闪耀着微光，文学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些隐约闪烁的光芒，将其编织成希望的篇章，以期照亮人类可持续发展之路。以《林地居民》（The Woodlanders 1887）、《绿荫树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1872）等一系列“树木书写” ⁵⁴ 为代表的地域小说，在煤炭现代性使矿区、铁路等迅速扩张、森林退居边缘的背景下，反其道而行之，将森林重新置于叙事中心，通过聚焦地方尺度的生态系统，让读者沉浸式体验人类与非人类的相互交织和依存，展开地球尺度的生态共同体想象。虽然在现实主义主导19世纪文坛的语境中，将“人物”置于前景是当时文学作品的普遍特征，但哈代将“环境”与“人物”平等并置，将非人类视为生态网络中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显示了前瞻性的生态意识。哈代的林地小说一方面反映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商品逻辑对能源采掘区乡村共同体的威胁，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另一方面，将林地想象为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态共同体，彰显“林地居民”多物种共存的生态意义，探索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哈代的《绿荫树下》通过反复将人类与树木进行类比与关联，或者采用树木视角叙事，暗示人类与非人类的平等和交织关系。例如，唱诗班中的一个成员名叫“托马斯·树叶”（Thomas Leaf）；威廉·杜威（迪克的祖父，唱诗班提琴手）更是通过身边的橡树获得了某种庄严的感觉：“夕阳为他投出至少30英尺长的巨影，那巍峨的轮廓向东延伸，最终他的头影落在一棵古老而雄伟的橡树树干上。” ⁵⁵ 树木作为与人类共存的生命形态，比人类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更长更广，这种特质还体现在树冠高度的叙事视角。在“采坚果”一章中，迪克钻进一条林间小路，他“通过一个兔洞式的入口，进入一片榛树林。他纵身而入，没入树丛中，没过多久，唯有树林各处不时传来的树叶窸窣与嫩枝断裂声，才证明他的踪迹。” ⁵⁶ 在《采蜜》一章，迪克“穿行于林间小径后半段时，唯有栖息在枝头的鸟群被惊起的扑翅，标记着他的行进轨迹。” ⁵⁷ 在这两个场景中，人类角色不是叙述中心，而树木和鸟则成为感知主体。小说通过树木尺度尝试突破以个体人类生命为中心的尺度局限。这种策略在小说中处处可见，例如，在迪克与范西订婚的场景中，哈代借助树木来测量马车归途中的时间：“直到离开海滨大道，经过20棵树”，“迪克在第21棵树旁说道。” ⁵⁸ 树木成为比个体人物主观时间感知更精确的叙事计时器。《林地居民》在叙事形式上采用人类和非人类的多声道方式，叙事焦点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流动。小说标题“林地居民”既指人类，也指非人类，更确切地说，非人类与人类都是该小说的“人物”。小说第三卷开头乍看只是一个简单的场景描述，但其实却另有深意：“这段时间是林地人生活中沉闷的间歇期；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林地自身生命中的大型活动——这是冬末伐树季刚结束、剥树皮季尚未开始的间隙，森林里所有树干内部，树液正像被液压升降机驱动着一般，开始涌动起来。” ⁵⁹ 在这里，人类和非人类互换了位置：当人类基本处于静止状态时，树木却依然活跃，树干中的汁液是其主要生命源泉，林地本身也自有“大型活动”上演，树木成为生态系统的主体。林地生态圈的活动持续不断，活力经久不衰，人类与非人类都是“行动者”。《林地居民》并非倡导回归生物地域主义所主张的静态封闭发展模式，例如，木材商人乔治·梅尔伯里投资和修建港口，将林地与全球贸易网络连接，但“林地居民”没有被资本逻辑所裹挟，而是依然坚守彼此负责、相互信任的共同体精神和对林地的可持续性管理和使用。小说中多次描写贾尔斯·温特伯恩如何细致地照看发酵中的苹果酒，空气中弥漫着果香与酵母的味道，这些场景展现了一个以季节节律、身体经验与地方知识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小说开篇描写理发师经过这个村落时听到“苹果酒发酵的嘶嘶声”，闻到“果渣气味”，猜到“这里居民的职业”。 ⁶⁰ 《林地居民》中的苹果酒发酵并不只是乡村生活的背景细节，而是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基于物质交换的互惠性联系以及能量循环流动。这在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Metabolism）观照下，显示出一种希望向度。“林地居民”所从事和见证的微生物发酵和萌发新物质的过程，与19世纪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微生物研究共鸣，小说由此展演了微观尺度上的“物叙事”。将发酵这一生物化学过程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两者都涉及物质转换和能量流动。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⁶¹ 劳动不仅仅是人类力量对于非有机自然的单方面控制，而是人与自然之间能量转化的过程。发酵行业能够转化生物资源、支持废物利用、减少环境影响，可见，哈代以文学形式印证了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中包含的循环经济思想和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探索。如果19世纪煤炭经济的本质是将自然物化为资源的逻辑，而哈代则赋予树木生命力、感知能力和行动力，使它们成为叙事的“人物”。在森林里，能量的体现不是通过燃烧和转化，而是通过生长、流动、共生，与当时的“煤炭现代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以《绿荫树下》和《林地居民》为代表的地域小说聚焦林木地区，一方面记录了自然被资本的逐渐圈占以及被商品逻辑的渗透；另一方面，描绘了人类与树木的深度纠缠和生态互惠，以及抵抗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因此，地域小说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前资本时代田园生活的怀旧，而且为读者呈现出一种有别于榨取主义的生态观，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结语

21世纪全球环境危机的种子，早在19世纪英国煤炭能源转型之际，就已悄然种下，并随着气候变化逐渐暴露其生态恶果。作为煤炭能源转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19世纪英国作家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通过地域小说探讨煤炭现代性的悖论，其所展示出的洞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生态观形成对话。正如《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⁶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就准确预言了工业现代性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煤炭能源及其驱动的现代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在产生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对地球的破坏和生态的退化。虽然19世纪英国尚未使用“可持续”概念来探讨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速度之间的冲突，但19世纪时代话语中已经显现出“人类世”危机意识的雏形轮廓，地域小说在其中做出重要贡献。如果说早期生态批评将地域文学作为生物地域主义的注脚，那么，能源人文视阈下的地域小说，则呈现出多重时空尺度上的、辩证的生态思考：一是展示蒸汽驱动的农业物流基础设施促进了空间联通和贸易畅通，为乡村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二是将人类叙事置于地质深度时间中，提醒读者关注煤炭使用对于气候变化的累积效应，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深度纠缠；三是聚焦矿产开采区的情感地理，表达对过度开采、资源枯竭和不可持续的担忧；四是作为文学档案，记录、见证和揭露了英国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的历史责任；五是将共存逻辑和关怀伦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想象了生态共同体的新空间。总之，19世纪英国地域小说以文学形式进行的思想实验和伦理实践，在乡村地方经济发展的微观关切与地球生态的宏观视野之间建立了桥梁，不仅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发出了人类世预警信号，也为今天深陷气候危机的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下、探索未来的资源，对于我们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

脚注

1. Welcome to the Anthropocene， https：//www.anthropocene.info/short-films.html，2025年7月6日。

2. 所谓“人类世”，是指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和在地球环境中留下的印记如此巨大和活跃，以至于人类自身成为全球性的地质力量，参见Will Steffen， et al.， “The Anthropocen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vol.369， no.1938（2011）， pp.842-867.

3. 陈文佳：《“能源人文”对文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重塑》，《外国文学》2024年第1期，第156页。

4. Allen MacDuffie， Victorian Literature， Energ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

5. Thomas A. Laughlin， “Fog， Coal， Capitalism： Dickens’s Energy Atmospherics and the Anthropocene，” Resilience： A Journal of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vol.7， no.2-3（2020）， pp.132-155.

6. 高贤铭：《人类世时代的能源——丁尼生诗歌中的深时与化石资本》，《国外文学》2023年第4期，第104—115页。

7. John Sutherland， 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534-535.

8. Ian Duncan， “The Provincial Novel or Regional Novel？” in Patrick Brantilnger and William B. Thesing， eds.， A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p.326.

9. Mary Ellis Gibson， “Regionalism and Provincialism，” in Dennis Denisoff and Talia Schaffe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Victorian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450， 451.

10. 陈文佳：《作为美国文学研究新方向的石油小说》，《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2期，第195页。

11. Mikhail V. Chester， Samuel Markolf and Braden Allenby，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Anthropocen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vol.23， no.5 （2019）， p.1006.

12. Dominic Boyer， “Revolutionary Infrastructure，” in Penny Harvey， Casper Bruun Jensen and Atsuro Morita， eds.， Infrastructures and Social Complexity： A Compan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174.

13. Timothy Morton，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42.

14. 参见Andrew Baldwin， Christiane Fröhlich and Delf Rothe， “From Climate Migration to Anthropocene Mobilities： Shifting the Debate，” Mobilities， vol.14， no.3（2019）， pp.289-297.

15. Michael J. Freeman， Railways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57-158.

16.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Juliet Grindle and Simon Gatrell，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04.

17.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pp.204-205.

18.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p.205.

19.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p.347.

20.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p.101.

21. George Eilot， Middlemarch，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0， p.454.

22. George Eilot， Middlemarch， p. 459.

23. George Eilot， Middlemarch， p.207.

24. 莱尔提出现代地质学是“考察发生在自然界的有机和无机王国中的连续变化”，挑战了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参见Charles Lyell， Principles of G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

25. George Eilot， Middlemarch， p.54.

26. Andreas Malm， Fossil Capital： The Rise of Steam Power and the Roots of Global Warming， London： Verso， 2016， p.192.

27. Herbert Sussman， Victorian Technology：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achine，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09， p.3.

28.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页。

29.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1页。

30.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431页。

31.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432页。

32.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296页。

33.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1页。

34.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127页。

35.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127—128页。

36.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288—289页。

37. 参见Jayne Elisabeth Archer， Richard Marggraf Turley and Howard Thomas， “‘Moving Accidents by Flood and Field’： the Arable and Tidal Worlds of George Eliot’s The Mill on the Floss，”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82， no.2（2015）， pp.701-728.

38.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人类世时代的榨取主义——晚期帝国主义及其对地球的掠夺》，铁小茜译，胡春雷校，《鄱阳湖学刊》2023年第6期，第8页。

39. Timothy Morton，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p.160.

40. Timothy Morton，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p.6.

41.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杨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42.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杨苡译，第2页。

43.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徐希法、刘万润译，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5年，第2页。

44. Adeline JohnsPutra， “Introduction，” in Adeline JohnsPutra， ed.， Climate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8.

45.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杨苡译，第55页。

46.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324页。

47.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408页。

48.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566页。

49.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566页。

50. 参见Elizabeth Carolyn Miller， “Expandability and Expendability： Reading the Sacrifice Zone， ” Textual Practice， vol.37， no.10（2023）， pp.1624-1630.

51. 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伍厚恺译，第288页。

52. Timothy Morton，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p.1.

53. Timothy Morton，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pp.159-160.

54. 参见Elizabeth Carolyn Miller， “Dendrography and Ecological Realism，” Victorian Studies， vol. 58， no.4（2016）， pp.696-718.

55. Thomas Hardy，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96， p.93.

56. Thomas Hardy，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p.192.

57. Thomas Hardy，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p.196.

58. Thomas Hardy，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p.157.

59. Thomas Hardy， The Woodland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21.

60. Thomas Hardy， The Woodlanders， pp.8-9.

6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208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