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球共济”是全球文明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叙事，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和文明新形态意蕴。“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及其打开的话语创新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的当代展开、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现状共同构筑了“同球共济”精神生成的文化语境，其内在蕴含着三重递进的“文化—价值”逻辑：从“文化—价值”的生成来看，“同球共济”精神既继承了“同舟共济”的文化基因，又超越了其作用的广度、深度及效度，实现了“文化—价值”的跃升；从“文化—价值”的转换来看，“同球共济”精神既超越了因同球而共济的朴素价值观，又强化了命运与共的价值共识，筑牢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了“文化—价值”的深化；从“文化—价值”的展开来看，“同球共济”精神立足同球交往的事实，提倡价值共济的生存之道，增强了全球发展的价值动能，助力了中国价值的世界性彰显。“同球共济”命题源于中国，但面向全球、锚定未来，在文明的“古今中西”论争中，回应了文明秩序重建的时代命题，引领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
关键词：同球共济 文化逻辑 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球化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而且通过强劲的统合力将具有不同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的国家和民族组成一个利益相关、命运相连的集合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资本逻辑的驱动和霸权思维的统摄下，“文明冲突”“历史终结”与“修昔底德陷阱”论调至今不绝于耳，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暗流涌动，对世界和平稳定、文化交汇融通、文明交流互鉴造成严重阻碍。面对全球性的风险与挑战，如何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的对立和冲突，寻求共同的应对方式，携手创造美好未来也成为全球化生存和发展中人类社会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基于宏阔的国际视野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2024年10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外方嘉宾时指出：“要以‘同球共济’的精神，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这一重要论断不仅为变革被资本俘获的不公正国际秩序、汇聚不同国家和民族优秀的共通性价值、创设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想生态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在全球文明倡议视域下厘清“同球共济”这一新命题的文化逻辑及文明新形态意蕴提出了现实要求。
一、“同球共济”精神生成的文化语境
任何话语的生成与发展都要受特定语境的制约。文化语境不仅对新文化的生成及文化意义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也在跨文化交际中呈现出特定文化的价值坐标和世界视野。“同球共济”精神作为特定“文化场”中的产物，探赜其话语的出场逻辑，离不开对当下文化语境的整体性把握。
1.文化基点：“第二个结合”的文明生成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球共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话语，内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在“第二个结合”的时空场域中应运而生的全新文明观。
第一，“第二个结合”为“同球共济”创新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文化条件。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时任国务卿布林肯时，基于当前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挑战提出：“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我看现在需要‘同球共济’。”“同舟共济”“同球共济”均有“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意涵，所不同的是，“球”之于“舟”，一字之新，不仅更具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特色，而且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格局以及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的责任感。若从话语更新的角度看，“同球共济”以其独特的话语魅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巧妙的融合与会通。一方面，“同球共济”突破了“同舟共济”表意范围囿于“本土”的局限性，将整个世界纳入考量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视野拓宽了“共济”关涉的主体广度；另一方面，“同球共济”在传统“同舟共济”话语形式的基础上创新了话语表达范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代呈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承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理论自觉。因此，“同球共济”是在“第二个结合”带来的思想解放中生成的代表着新的文明观的创新理论。
第二，“第二个结合”为“同球共济”精神内容的充实与深化奠定了文化基础。“同球共济”精神扎根于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得以从二者中汲取力量，实现自身的充实、深化和升华。马克思主义具有宽广的世界视野和鲜明的人民立场，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同球共济”以生动鲜活、通俗易懂的创新性话语形式，回应了面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时各国理应坚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当下语境中的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当代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同球共济”精神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智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承继和发展。具体而言，“同球共济”蕴含的情系人民的人文精神、团结互助的交往理念、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和谐共生的伦理主张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和衷共济的社会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阐释，闪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光辉。因而，在“第二个结合”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嵌交融厚植了“同球共济”精神的文化底蕴，赋予了其强大的思想内力。
2.文化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延展
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自然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的超越，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这一理念不仅内在包含着“同球共济”的价值要求，而且为“同球共济”精神的生成与拓展提供了文化场域。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唤“同球共济”的出场。人类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整体。面对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受阻、冷战阴影再现、全球治理赤字突出、文化殖民主义等问题，传统的理论无法从根本上破解人类面临的巨大危机，人类社会亟需顺应历史潮流的新理念。通常，“客观存在的问题对一个时常保持警醒意识的政党来讲，总会促动其重视并努力探寻有效解决办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人与世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向世界描绘了人类理想的社会共同体形态。这一基于人与世界一体化关系之上的生存论、发展论、超越论的价值构想包含着对国际社会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共渡难关的现实要求，呼唤着“同球共济”的出场。“出场”是对“缺场”的否定，是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的“亲临”和“现身”。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世界秩序未来走向、重塑世界未来样态的文化隐喻，其建构历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同球共济”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要求，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注入了动力。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持续在场构筑了“同球共济”精神生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时空变换中不断更新的创新体系，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在莫斯科学院首次提出该命题，后于2015年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再到2017年于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历史视野的再拓展、思想内涵的再深化。每一次全新出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既有“在场”的超越和重写，又动态地呈现了这一理念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发展历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推进“不断出场”以“保持在场”，并以其开放的特质激发新理论的创新活力，始终成为新理论生成的文化背景。
3.文化交往：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与融生
全球化打破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孤岛”现象，赋予不同文化以交流交往的底色。正是在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深入交往与相互借鉴中，文化主体在汲取对方之长以获取实现自我发展的外部动力的同时，也在文化的重组与再造中催生着新文化，这一文化现实既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必然，也为“同球共济”的生成提供了国际文化语境。
第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互动已然成为一种鲜活的文化生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化（即今日所述之全球化）洪流，驱动这一进程的并非黑格尔口中的“世界精神”，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把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中。以往那种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替代，“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同时，国际文化交往范式也逐渐由“西方中心主义”统摄下“对抗”的“主—客”模式向承认文化多元性、多样性、平等性的“主体际”模式转变，文化的交织和互动达到甚至超过了过去帝国时代的程度和规模。文化的“共同此在”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每一“文化自我”都不是孤立的、脱离其他文化而单独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互中定义和发展自己。无论世界各国是否承认，那种“将真实的文化作为内部紧密结合的自主性世界”的片面性观点已被现实证伪，世界文化交互已然成为一种事实。“同球共济”精神正是世界多元文化并存语境下的产物。
第二，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融客观上带来的新文化的生发成为现实的文化景观。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尽管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存在冲突，但也不乏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当今世界，多样性是世界文化的基本特征，亨廷顿关于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的观点早已站不住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并不必然以一种文化奴役和控制另一种文化或其中一种文化的消逝为代价，反而在亨廷顿所谓的注定发生冲突的“文明断裂带”之处易于孕育新文化。这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的边缘处和交汇地带，文化的“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往往不甚明晰，文化最为强烈也最有生产力的生命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多种异质文化于此对话与交锋，使得这一“过渡地带”长期处于一种模糊、交叉、活跃的状态，故而容易培育“充实的生命”，创生新的思想文化。全球化语境下，随着文化空间与文化视野从文化“之内”拓展到文化“之外”、文化“之间”，多元文化融合适应、互构而生的源源不断的新文化以其多样性打破了文化霸权带来的同质性，重塑着既有文化空间。“同球共济”精神即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融合创生之新事物。
二、“同球共济”精神实践的内在“文化—价值”逻辑
价值是文明的坐标，也是文化的内核。兼具学术和政治双重属性的“同球共济”，绝非仅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更是一种价值的存在。“同球共济”精神能够于当前国际社会中广泛传播和实践，便昭示了潜藏其中的“文化—价值”逻辑。
1.“文化—价值”生成：“同舟共济”到“同球共济”的价值跃升
“文化—价值”的生成是“同球共济”精神得以实践的逻辑前提。“同舟共济”到“同球共济”的话语变换，意味着更加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理念的形成，新理念释放的新价值实现了对“同舟共济”价值的跃升。
第一，“同舟共济”向“同球共济”的转变，意味着新的“文化—价值”理念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政治格局加速演进、地区冲突延宕等攸关人类前途命运和文明存亡的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以为人类担当的天下情怀，推动适用于中国各族人民的“同舟共济”话语向激发和引领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行动的“同球共济”话语转变。而语言具有以言行事的功能，“同球共济”话语的出场不仅重塑了助推世界人民价值创造的底层思维逻辑，而且为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托。同时，相对于话语表达形式和内容，价值理念是更为深层的逻辑环节，其决定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路径走向。“同球共济”作为应时势而生的全新价值理念，既有与“同舟共济”一致的价值诉求，又面向实践、面向未来、面向全人类，增添了超越“同舟共济”意涵的时代性内容，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行动的新价值观。
第二，“同球共济”实现了对“同舟共济”“文化—价值”作用广度、深度及效度的拓展和深化。在“同舟共济”向“同球共济”的递进式发展中，表面上看是价值主张的更新，本质却在于价值实现能力的跃迁。在“文化—价值”作用的广度层面，“同球共济”突破了区域、民族以及国别的局限性，以超越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的包容气度，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拓宽了“同舟共济”的适用范围。在“文化—价值”作用的深度层面，“同球共济”既采取了与“同舟共济”相似的构词形式、汲取了其文化基因，又突破了单纯的形式比附与新字眼的简单拼盘，将“同球共济”这一全新的价值观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同舟共济”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在潜移默化中将新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从一般的认知层面深入到群众的内心深处、价值观深处。在“文化—价值”作用的效度方面，“同球共济”内在地包含着以平等代替歧视、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协作促进发展等价值原则，能够以自身强大的价值引领力而非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强制手段吸引世界各国人民自觉的认同和践行，从而能够激发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美好世界的热情。
2.“文化—价值”转换：同球而共济到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深化
第一，因同球而共济的朴素价值观念与“同球共济”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工业文明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森林锐减、全球变暖、物种灭绝等生态环境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恩格斯曾以“报复论”告诫后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面对自然的报复，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求生态危机的破解之道，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等方案纷纷登场，然皆存在明显缺陷。而秉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从共同体视域出发重塑了生态价值观，为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提供了有益的价值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频频提及的“同球共济”，首要的也是基于“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的朴素事实。人类理应以“共济”的精神共同呵护供养自身的地球，为当代及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生存的乐土。但同时，“同球共济”内在地嵌入了更深层次的“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涵，在承接朴素的因同球而共济的有限“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克服了其局限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要以‘同球共济’的精神，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其出发点显然已超越人类共处一个地球的客观现实，而是一种更高的价值认同，即面对世界上存在的诸如战争、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等全球性的风险和挑战，各国福祸相依、命运相连。因而，“同球共济”在汲取因“同球而共济”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以“共生互补”“命运与共”的整体性眼光看待世界，消解了因同球而共济潜在的霸权和“你—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第二，“同球共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遵循和引领，实现了对因同球而共济的有限性价值的超越。尽管朴素的因同球而共济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承认地球只有一个，世界各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需要协作互助以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家园，但在霸权成为可能以及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会关心如何利用权力施压和制裁弱势国家以承担最少的责任、获取最大的利益。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若某些西方大国仅着眼于本国利益，罔顾他国利益和道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也将不复存在。而与此不同的是，“同球共济”这一具有国际视界的中国理念不仅把握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规律，而且在道义维度激活全球风险共担的“人类良知”，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道德高度的信息，是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框架、推动全球治理和重塑世界秩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在世界混乱无序，各国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的现实境遇下，“同球共济”以自身内在存有的平等、团结、正义、文明等具有引领性的先进价值实现了对工具理性统摄下因同球而共济的有限价值的超越，真正顺应了世界人民的期待与追求，能够最大程度凝聚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共识，汇聚起共建美丽世界的磅礴力量。
3.“文化—价值”展开：同球交往到价值共济的世界彰显
第一，“同球共济”以同球交往为前提、价值共济为追求。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交往史。但在世界普遍交往形成以前，原始的封闭状态将各区域与民族的交往囿于极为有限的范围中。伴随着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狭隘的地域与民族局限逐步被打破，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交往成为现实。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马克思预见的世界普遍交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无论其大小、强弱、贫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全球交往的序列中。随着交往成员关联和互动的加深，彼此之间产生了全面的相关性和全面的依存关系。也正是在同球交往中，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全方位、立体性的比较场域中展露无遗。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必然极尽所能地追赶强大的、先进的国家，以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利益，这种主观上的“自救”行动能否得到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接济”，答案应该是不证自明。而中国提出的“同球共济”既把握了同球交往的现实性、交往成员差异的客观性，又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为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交往合理性的规范和准则，有效纾解了同球交往而不共济的发展困境，为推动变乱交织的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凝聚了价值动力。
第二，价值共济以强大的价值力量赋能同球交往，弥补了同球交往的价值空场，为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价值动能。价值共济是“同球共济”内在存有的必然向度，意指世界各国在价值观上相互借鉴、优势互补，在实践上同心协力、互相帮助，以实现共同的发展和进步。譬如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签署《巴黎协定》、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等都是积极推动价值共济的中国行动。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都是国际社会各项事业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理应成为平等的受益者。而由价值共济注入的同球交往，不仅弥补了同球交往的价值空场，而且纠偏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推动了国与国之间无暴力、无强权的平等的交流、交往，使得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能够在平等而全面的普遍交往中共享交往主体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起点，在不必经历“同一的历史必然性”和重复的劳动消耗中，缩短自身矛盾解决的过程，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同球共济”兼具同球交往和价值共济的双重规定性，有效统合了事实和价值，避免了只注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片面性，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开辟了一条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路。
三、“同球共济”精神的文明新形态意蕴
现代的超越古代的、全新的超越旧有的、先进的超越保守的文明进程是人类文明化的必然趋势。“同球共济”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文明叙事，蕴含着系统性的文明意蕴。在时间维度，“同球共济”始于过去但指向未来，是中华文明观的新时代叙事；在空间维度，“同球共济”强调文明“和合”而非“分野”，是超越西方文明观的新型叙事。时间超越将论争置于当代时空场域，空间超越立足当代时空之场，将问题归结为中西文明观之争，而中西文明观之争背后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较量，“同球共济”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文明新形态的必然叙事。
1.时间超越：中华文明观的新时代叙事
文明现代化呈现出从古老文明、传统文明而来，却又创造出新的世界文明、时代文明的历史景象。然而受制于西方“传统—现代”的“线性文明观”的束缚，近代长期争论的“古今之争”总是习惯性地被约化为“中西之争”，文明自身的“古今之变”被视为封闭于世俗时间之内的无意义的重复、循环。但“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文明亦是作为过程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因此，对于文明及文明观的考察也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在文明及文明观自身的古今之变中，厘清文明的古往今来以及文明观的流变，以关照其整体风貌和内在脉络。
“同球共济”在“第二个结合”中自觉证成，是扎根于中华文明观的新时代文明观。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便已经确立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文化理想，此后虽历经数千年治乱兴衰，但直至今日，“科学化了的中国依然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使命里尽其责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价值意义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同球共济”脱胎于“同舟共济”的中华传统文明理念，汲取了其“中和”“包容”的价值观，为在“和而不同”中实现“文明共存”奠定了基调；另一方面，“同球共济”立足于新时代的时空场域实践了“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倡议，是新时代应对世界性问题的新文明观。具体而言，面对全球经济整体下行以及世界经济重心向“全球南方”转移的局面，“同球共济”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践行多边主义，通过打造“大金砖合作”“上合组织+”新平台等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面对大国博弈加剧、地缘冲突升级等政治问题，“同球共济”精神要求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旧理念，在维护世界和平中促进共同发展。面对给政治冲突披上“文明”外衣的文明冲突论调，“同球共济”精神批判了文化（文明）的差异必然带来冲突的偏执理论，强调文明合作能够避免甚至消弭文明冲突。由此来看，“同球共济”精神不仅在作用的广度与深度上实现了对“同舟共济”的全面超越，而且契合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要求，是立足中华传统文明观、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新文明观。
2.空间超越：中西文明互鉴的新型叙事
资本主义文明通过资本的运动、资本的力量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比较优势，打破了以往自然地理的天然屏障，增强了文明的流动性，扩大了文明的交往范围。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文明总是以霸权者的心态排斥异己文明，除坚定奉行殖民时期“世界必须由西方主导、在冲突中统一世界的信条”外，还极力宣扬“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中的最优样态”的“历史终结论”论调，意在维护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势地位。事实上，西方文明不但不能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且还不断加剧着世界的分化和对立，使世界面临多重危机和挑战。尤其在数智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数字技术，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等以更加隐匿的方式纳入信息、娱乐等的物质化载体之中，加大了全球文明交流空间的风险性，破坏了文明间安全对话的空间生态。世界迫切呼唤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及其文明观的新的文明形态和文明观，以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也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必须“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一方面，“同球共济”精神驳斥了“文明冲突论”奉行的冲突法则，立足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始终坚持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既尊重其他文明的价值与个性，亦不妄自菲薄，致力于推动多种文明在并存中彼此映照，形成活泼的互鉴态势；另一方面，“同球共济”精神冲击了西方主导的依附性世界体系和霸权秩序，为创造去中心化的新世界提供了文化力量。人类文明的赓续既需要每一个文明体与时偕行，又需要不同文明体之间互助共济以促进人类文明“美美与共”。“同球共济”精神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强调推动不同的文明从和平共在走向交融共生，真正成长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以生动鲜活的中国式叙事方式言说着异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心—边缘”的叙事逻辑和强调文明分野的叙事取向的全新文明价值观，引领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
3.制度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叙事
文明形态在交替的节奏中前进，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代替低级文明形态，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明观的演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持续推进文明发展而逐步开创的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于此孕育生发的“同球共济”精神扬弃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分裂对抗的文明观，具有鲜明的民族叙事、人类情怀和世界指向。从民族叙事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是中华民族和平哲学的当代叙事。它在对内注重“五位一体”协同发展、对外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同时，努力打破所谓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统治与依附的不平等关系，以重塑文明交流交往新秩序。从人类情怀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更具普遍性意义的文明形态，代表着符合更广泛的主体所共同需要的精神与价值，最大限度地画出了价值的“同心圆”。从世界指向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趋向是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延续和创新，不是各民族文明的颠覆或‘大一统’”。基于此三重视角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的文明样态，它既覆盖了“全球”的范围，又包含“团结、互助”的文明关系、“物质、精神”等的文明内容以及“共同、共生、共荣”的文明目标。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同球共济”精神的文明形态依托，“同球共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下必然产生的新文明观。
社会制度是文明发展的产物，又是文明变化的基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及文明观的较量背后是两种并存的制度模式的博弈。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所具有的天然的个体性、独占性、市场性、逐利性和扩张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带来的对立和冲突，必然导致诸如物质文明极度膨胀、压制其他文明发展等不可克服的文明片面性。而社会主义制度所追求的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正平等以及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等文明理念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因此，尽管当今世界“资强社弱”的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西方长期向别国推销的制度光环实际上已悄然黯淡，制度优势正在由西向东发生位移，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不会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必将为人类文明的“同球共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进而为人类发展进步汇聚磅礴的文明力量。
四、结语
“同球共济”精神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又融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涵，是在“第二个结合”打开的创新空间中孕育的创新理论成果，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理论的价值也在于指导实践，为实践发展提供新的思想指导和方向引领。“同球共济”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全新价值观，是面对诸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风险挑战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加强友好交流、凝聚发展合力、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邀约，为完善全球治理、开拓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新局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同时，“同球共济”精神既为合理处理世界多样文明之间的关系、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遵循，也蕴含着深刻的文明意蕴。就此而言，“同球共济”又是一种超越中国古代和西方文明观的全新的文明观，其作用的涵摄范围已然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地理界限，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赓续和引领全人类走向未来的新型文明精神。在当今变动的时代激流中，普遍交往成为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内在规定，世界各国更要遵循文明发展的规律，秉持“同球共济”的科学理念，主动践行“同球共济”的文明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在和平、和睦、和谐中发展，在平等、互鉴、包容中共赢，以共同塑造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理想样态。
【作者单位】郭慧慧，东南大学中华文化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心；陆永胜，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基地
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