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巨变下的动荡变革时期，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坚决维护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来之不易的成果，同时又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坚决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成果——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长期以半殖民地的身份处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一战结束时，中国虽是战胜国，但在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和国际体系建设中却毫无权益可言，只能请求欧美大国“主持公道”，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但在二战中和二战后，中国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而得以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和国际体系的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年后的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又经过30年的努力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奋斗，才得以完全参与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对此，中国十分珍惜并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进步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建立的国际体系是一种集体安全机制，其本质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与持久和平。这一体系不仅是避免世界大战悲剧重演的制度基石，还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核心平台，更是建设、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基础。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维护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第一，联合国体系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为现代提供了根本遵循。80年来，这一体系成功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促成殖民体系瓦解，推动数十亿人口摆脱贫困，其历史正当性不容置疑。否定这一体系，本质上是对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颠覆，将动摇国际秩序的合法根基。
第二，联合国具有不可或缺的法理价值。这一机制虽不完美，但仍是当前制约霸权最广泛的制度性屏障。联合国通过法律赋权弱势国家、设置行为红线、构建替代性权力网络（即通过规则共治取代霸权统治），使强权政治面临更高昂的违规成本。例如，美国小布什政府2003年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发动伊拉克战争，被国际社会视为非法。尽管美国凭借实力免于被直接惩罚，但从长期看，它的全球信誉和世界号召力受到重大损失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联合国在促进经济贸易机制建立和实际运作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在经济贸易的体制机制方面，联合国系统下属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它们进行着全球性和促进性的工作。在实际运作方面，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机制构建公平贸易体系，推动多边规则制定，降低全球关税壁垒，促进商品自由流通，通过普惠制和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工业化水平等。在坚持和维护多边主义方面，上述机制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等。
第四，联合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2015年，联合国制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导设立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使世界的发展从单方面的经济增长拓展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综合进步。此外，联合国还强化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如建立普惠制和技术转让机制，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得到落实。
（二）当前国际体系的历史局限性
战后国际体系的正面作用需要给予肯定和继续光大，但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认识，以便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建设中得以改进、更新和创新。
第一，权力结构的固化与失衡。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是以当时的力量对比为基础的，但经过80年发展，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已经远远不能反映当前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和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主体出现了严重的代表性危机。
第二，制度设计的时代局限性。二战后确立的世界治理框架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但80年后的今天已经不能进行有效运作，更不用说进行战略性布局和方向性指导了。例如，当年确立了美国操纵全球市场获取经济霸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全球经济因与美元绑定而经常波动，1971年美国黄金储备占比从1945年的75%降至16%，致使该体系崩溃，但美元仍可通过石油绑定来维持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得以在诸如2008年次贷危机中将危机转嫁。
第三，霸权主义对当前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破坏。战后初期，美国就刻意保留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不仅未对法西斯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清算，反而为遏制共产主义扶持日本工业复兴，导致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持续发酵。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坚持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屡屡冲击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近些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通过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等手段破坏《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而且经常“赖账”和动辄“退群”。凡此种种，不仅使现有重要的国际组织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而且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基础。
第四，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议题和新挑战。已有的国际体系面对百年巨变、大国战略博弈、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时代挑战而显得日益迟滞和缺位。一是全球治理碎片化和多边机制功能性失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转向单边主义与集团化，形成排他性“俱乐部规则”，导致“规则制定权垄断”与“执行机制碎片化”。例如，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的报告，G7国家通过“友岸外包”政策，使全球贸易规则体系出现23%的条款适用性冲突。二是原有体制机制无法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挑战，而气候治理与经济增长目标又很难协调，绿色壁垒加剧了南北矛盾。三是传统机构改革停滞。如联合国官僚化与话语权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受阻、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瘫痪等，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结构性调整，从而削弱了机构应对新风险的能力。
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建设和改革
当前，国际社会在充分认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正面积极意义的前提下，需要与时俱进，立足当前现实和未来发展，纠正其历史局限性，并为建设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创造更加有利的物质和思想条件。
面对历史的责任和时代的挑战，习近平主席代表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发起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倡议，为当前和未来的国际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努力。
第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中国主张对现有体系进行改革的同时，面对国际事务，注重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共商共建共享，并根据不同议题、不同领域和地域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在机制层面进行补短板与增效能等，力争积跬步而致千里。
第二，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合作。中国先是积极参加已有的地区经济和安全等合作机制，如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等，继而根据需要倡导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等多边合作平台，并有序推进和有效突破“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以及深耕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创设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
第三，中国以亚洲命运共同体引领地区合作。中国除已与中南半岛和中亚所有国家建立了双边命运共同体外，还积极推进与一些亚洲次区域的多边命运共同体的机制建设，如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从双边命运共同体向多边命运共同体发展，在亚洲率先基本完成各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任务。
第四，加强“全球南方”内部合作机制。“全球南方”是建设和改革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主力军，但在组织机制上仍任重道远。中国需要继续支持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加强与东盟、非盟等地区组织以及一些经济金融领域等组织的合作，促进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战略落地等，由此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通过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已属不易，而要在全球范围内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更加困难。“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应该而且可以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建设性互动，通过将长期和困难的历史任务分解成不同的阶段，力争最终得以完成和实现。在当前阶段，要在充分认识全球治理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和互动作用的基础上，综合平衡需要和可能，努力解决当前的问题，积极进行实践和理论创新，从而使全球治理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建设任务更上一层楼。
三、未来20年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发展趋势
至21世纪中叶，全球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在新的格局中逐步推进。当前，美西方仍试图通过尚存的种种优势维持其体系霸权或至少是主导权。以金砖国家为第一方阵的“全球南方”则将凭借其不断上升的综合实力而加快新的体系建设。更多的中小国家则在联合自强和选边站队中做选择。因此，很可能的是，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还得在战争、竞争、合作与试错试验（trial and error）中曲折推进。
第一，治理主体格局持续演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家群体内部和群体间关系的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下南上”的趋势日益明显和不断加强，当前和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将会继续沿着这一轨迹前进。“全球南方”的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有可能进入全球大国群体，同时一些中小国家的区域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将会显著上升，而“全球北方”“第二方阵”的德国和法国的影响力正在走下坡路，“第三方阵”的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已经或将会被移出发达经济体名单。
第二，治理模式更加多元多样。“全球南方”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的成功正在逐步打破“全球北方/西方”对治理模式及其话语权的垄断，国际社会对治理模式及其评估标准的认知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而且，“全球南方”还将以更加平等的地位与“全球北方/西方”讨论层次更高、难度更大的治理问题，例如金融和科技治理问题等。
第三，多边机制加速重构。在联合国改革停滞与美国“退群”等背景下，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和加强多边机制建设，推进诸如东盟-中国-海合会等区域合作，深化金融、贸易、科技等领域合作，建立更多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并在条件具备时加强安全和军事合作。
第四，当前主要大国和大国群体内部对如何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各有想法。例如，美国和俄罗斯是先破后立，中国、印度、巴西等是边立边破，欧洲和日本等则是后破后立。因此，各国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整体设计和积极推进上很难达成基本共识，但在应对某些重大和紧迫议题上，例如在战略稳定、科技伦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移民难民等问题的建章立制上或能达成某些共识。而在更加重要或关键的金融经济、军事安全、科技规则等问题上仍可能还是停留在原则宣示和各自表态上。
四、结 语
历史上，大规模战争对于国际体系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它能毁灭既有的国际体系，也能催生新的国际体系。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在日本和德国挑起的二战战火中消亡，但二战后的联合国却在防止三战和核战中存续至今并发挥作用。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面临日益加大的战争威胁，和平发展屡遭冲击。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首要和基本任务是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社会能在新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那么通过基本上是和平的方式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