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定义了功能性失业，指出它是资本的功能障碍所引致的社会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失业。这种失业几乎囊括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有的失业现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必然性。而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即在资本的逐利趋向下产生功能性失业的一般性；又因其社会主义的性质，潜藏着解决功能性失业的可能性。鉴于这种可能性是隐而未显的，既无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更无实践中的现实探索，所以我们这里的工作，只是初步的、试探性的，难免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失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表现

这里说的计划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代称，即指由列宁领导建立、苏联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实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起仿效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对国民经济实行完全的计划管理。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出现，奠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之上，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理论和现实，也是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失业的分析为前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三章第3节“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中说：“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1]恩格斯缘于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就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从马克思关于工人人口的过剩以及产业后备军的分析，到恩格斯对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的预见，资本主义的失业与社会主义的就业可谓泾渭分明、鸿沟顿显。

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的建立，从苏联到尔后的东欧等一系列国家，正如恩格斯预见的那样，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并且“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失业问题似乎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科尔内说：“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历史性成就之一是充分就业。它不仅达到高水平的就业，而且还强有力地保证了这种就业。”[3]甚至科内尔还指出，劳动力短缺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不过，对于中国这个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国，科内尔认为是一个例外，他在他的《短缺》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到：“中国仍处在劳动力供给充裕，存在一定数量不充分就业和失业的粗放增长时期。”[4]这个序言是1985年写的，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存在失业的判断亦是公允的。

中国相对于其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例外如何解释呢？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对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失业现象感受是颇深的，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都曾有适龄人口未能就业的困挠，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上千万知识青年被派到农村去，有人讥之为是变相劳改，有人认为是解决城市失业人口的一大举措。回顾这一段历史，当时中国存在的就业难题，可能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运动几乎一直未间断，对经济发展有滞碍作用，特别是“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对经济的冲击会更大，加之中国强负国际主义义务，对其他国家承担了力有未逮的经济援助，致使建设资金捉襟见肘，新增就业很不理想。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不理想的就业状况应该是一个特例，其他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如科尔内所言是实现了普遍就业[5]的，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失业情况迴异。这种鸿沟般的区别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意识形态而言，劳动者当家作主，怎能容许失业存在？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经济的计划管理，国家可以有效地配置全国的劳动力，这一点似乎有些说服力。真正的关键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是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还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以及农村普遍存在的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不属于任何个人，而理论上又属于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权利，不能把任何人排除于生产资料之外；公有制生产方式下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不是利润，它的社会积累，不论是用于投资还是公益，都将是倾其所有，不会有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由于利润不是生产的目的，由于社会积累不由私人掌握，因而因追逐利润而产生的功能性失业[6]不可能出现。这应该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不存在失业的主要原因。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

既然计划经济消灭了失业，既然计划经济实现了普遍就业，是否就体现了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否计划经济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超越了市场经济，这在逻辑上好像是自恰的。但是实际情况非但如此，甚或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存的这段时期(1917-1989)，虽然社会主义也曾取得了一系列的经济成就，虽然社会主义的就业状况比资本主义亮眼，然而总体看来，无论是生产力水平的进步，还是社会财富的涌流、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等方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逊色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致科尔内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归结为“短缺经济”，这也是苏东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倒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导因。

仅就就业的情况而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已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但是，证明一个经济制度优越性的，良好的就业状况诚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然而更根本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就这后两点(生产力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而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境况和差距是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正视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曾经预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是建立公有制，消灭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消灭市场经济(或称消灭商品货市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必然导致私有制、两极分化、剥削制度等。所以列宁在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际，便着手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然而却出现了经济危机；为此列宁只能作出暂时的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后来，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在一定范围内还不得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决定的。这虽然未能厘清商品货币关系的真实内涵，却权威的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争论。

然而，商品货币关系可能产生的负作用一直在警醒真正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民众的自私自利、执政党历史使命的危殆均与商品货币关系有关，因而在两次大的经济和政治运动(“大跃进”和“文革”)中，提倡共产主义精神，批判和否定商品货币关系。遗憾的是，这两次大的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其中的因缘造化，至今似乎没有得到认真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分析是深刻的，诸如经济危机、产业后备军、阶级斗争、贫富分化、私有产权、国际冲突等，都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但是，对于市场经济或商品货币关系的正面效应，或被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所遮蔽，或急于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历史灾难，没能得到更深入的探求和更客观的肯定。只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几十年来限制或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践后，才痛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也不能缺少市场经济。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奋力把中国经济推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引导人类走出野蛮蒙昧时代而进入文明社会，商品货币关系所从出的个人利得最大化、私有产权、人与人之间对立，固然是阶级对立、贫富分化、战争纷乱、人世丑恶、国家暴力的主要导因，同时又是生产力进步、个人创造力的日益递增、社会财富不断涌流的源泉。[7]因此，在人类的文明社会，试图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是不可能的，一切以此为目的的社会改革，注定都会以失败告终。商品货币关系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原动力，具有人类文明历史的必然性，既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亦牵引人类不断有新的历史进境。

市场经济时代是商品货币关系的集大成者，也可称之为商品货币关系迄今为止的最高阶段，它将几乎所有的社会产品都赋予商品货币关系的意义，它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迅猛、物质财富的涌流最为快速，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私有产权大为削弱，个人利得最大化受到压抑，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涌流显得迟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解决功能性失业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一路高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市场经济固有的一系列负作用也纷至沓来，这里仅就我们的主题----就业而言，市场经济所引致的功能性失业有了日益加重的趋势，姑且不说在各种非公经济的冲击下而产生的波及面甚广的国企职工的“下岗潮”，近几年来的“就业难”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果再算上急迫而来的AI革命将要取代的就业人口，解决功能性失业已经不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先手，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

我们在谈到功能性失业时写到：“功能性失业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因资本的赢利目的不能得到实现时的社会失业，它是在资本运行过程中因其赢利功能受到阻碍时产生的社会失业，或者说它是资本的功能障碍所引致的社会失业，所以称之为功能性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失业。”[8]

要理解功能性失业，一个前提是雇佣劳动的私营企业的现实存在；一个核心是私营企业必须赢利；一个关节点(或称临界点)是私营企业的赢利既不能用于投资又不能用于消费。当私营企业的边际利润(赢利)趋于零，致使私营企业的积累(赢利)既不能用于投资又不能用于消费时，功能性失业就产生了。[9]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遍就业，相较于市场经济的功能性失业，是一个亮点，我们是否可以从计划经济中得到启迪，来解决功能性失业呢？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企业，理论上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因而不存在雇佣劳动，企业也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即使有赢利有积累，也会又用于社会生产中，扩大生产和就业。这里的启迪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料如果属于每一个人，就不会把某一个劳动者排除于生产过程之外，也就不会有失业。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安排每一个人就业。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10]另外一点是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不是赢利，而是以社会的需求为生产目的，因此我们看到一些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仍在运转，不会辞退工人。再有就是如果企业有赢利，它不属于少数企业主而是属于国家，国家会将其用于扩大再生产或其他社会事业，不会出现赢利既不能用于投资又不能用于消费的情况。有了这些启迪，倘若我们在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中，把企业资产量化于每一个劳动者，劳动者作为企业的真实主人，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自不待言，企业有经营困难或出现亏损，企业职工自会群策群力，力争走出困境，不会简单地以辞退员工来解决困难。而且理论上员工是不能辞退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企业的所有者。即使企业亏损了(这是大多数私营企业辞退员工的当口)，也会因每个人都是企业所有者而采取普遍降薪来应对亏损。企业赢利了，会将赢利分配给每一个职工(即企业的所有者)，这会提高每个职工的生活水平，极少可能会出现赢利既不能用于投资又不能用于消费的情况。所以，这样的国企应该很少会产生失业。

以上国企的情况肯定不适合于私企，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企，正是功能性失业的发源地，由于私企的大量存在，解决功能性失业也就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面对私企所产生的功能性失业，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可能采用的政策予以缓解甚或消除呢？私企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私企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功能性失业，又是私企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对此，社会主义国家既不可能把私企的资产量化到企业的每一个员工，也不可能直接干预私企的经营管理，只能从宏现上襄助私营企业，或将全国的经济统筹起来，防止资本既不能用于投资又不能用于消费的情况出现；或是由国家更精确地掌握全国的就业-失业状况，加强职业培训，在全国“一盘棋”中安排或帮助失业人口就业。这里有一个关键是要掌握的，即功能性失业是由雇佣劳动下的私营资本的赢利性受阻而产生的，如果没有雇佣劳动关系，而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不论是集体经营还是个体经营)，是不会出现功能性失业的。因此，让每一个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是解决功能性失业的根本之策。

如此看来，解决功能性失业的根本之策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了。人们会说，社令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虽然没有失业的困挠，但整体经济效益不佳，还不如有功能性失业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尽管有功能性失业，整体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事实好像就是这样！这样说来，我们似乎只能在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普遍就业与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功能性失业之间作一选择，有鱼与熊掌不能得兼之难。

确实，中国对市场经济的采用，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大量非公企业的存在，虽有功能性失业之虞，但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却又为我们解决功能性失业提供了可能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统筹，是实现普遍就业的首要条件，而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的低效率，则主要是因为否定了市场经济，因此，采用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一定程度上既提高了经济效率，又为我们解决功能性失业提供了可能。现在的公有制企业(主要指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企业不可同日而语，由于采取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效率都有了较大提升。不过，现在的国企，企业资产并没有量化到劳动者个人，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企业的效率仍然差强人意，而且在企业员工的录用裁免上又采用了一些私企的作法，所以，总体而言现在的国企在经济效益上不如私企在就业稳定性上不如过去的国企。我们所主张的能避免功能性失业的国企，是将企业资产量化于每一个企业员工的，这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决策者的视野，2016年国资委颁发的《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是这种改革的一个尝试。而更直观更现实的一个样版，是华为公司的职工对公司资产的量化占有，华为虽不是国企，但它的成功和职工的普遍持股，完全可以成为国企和其他企业的镜鉴。这在理论上也吻合马克思所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

不过，华为公司的所有制形式，在中国即使不算孤例，也是较为罕见的；国有企业的职工个人股权量化，还在试点中，远谈不上普遍化。这就是说，劳动者直接持股的所有制形式，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普遍形式，还是个未知数。如果不能，那么试图以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来消除功能性失业，并不具有普遍性。更重要的在于，一切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首要的是经济效益，我们不能为解决功能性失业而强制推行“个人所有制”，更不能以牺牲效益来实现“个人所有制”。

如果非公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经济主体，如果雇佣劳动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用工方式，如果功能性失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失业形式，那么，用“个人所有制”来解决失业问题，就只能是为市场经济的功能性失业起拾遗补阙的作用，虽不能根除功能性失业，亦可达至某种有益的均衡。

然而，当下最迫切的是AI革命所带来的对雇佣劳动的替代，当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取代雇佣劳动，当机器人的使用造成越来越多的功能性失业，人类将何以自处？我们先设定三种境况：一种极端的境况是所有的雇佣劳动都被机器人取代，生产力极大发展，产品充分涌流，在这种场景下，如果所有人都是企业的主人，那将是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有望进入共产主义。一种最有可能的境况是，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现有岗位，形成庞大的失业人口，同时又没有其他的岗位和更新更多的职业来容纳这些失业者，这将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最不可能出现的境况是企业主预见到AI革命将产生的巨量失业，从而不采用机器人以保证现有的就业。

第三种境况之所以最不可能出现，是因为AI革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如果不顺应这一趋势，就要落后，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就只能在世界舞台扮演卑微的角色。

第一种境况之所以极端，一是因为现阶段机器人还不可能取代所有的雇佣劳动；一是因为所有人不可能都成为企业的主人。这种境况将来会不会出现，有待历史的发展。

最可能最急迫的是第二种境况---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现有岗位，形成庞大的失业人口---的到来，这是现阶段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结果，且有日益加强的趋势。在这种境况下，企业主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不得不采用更为高效的机器人；雇佣劳动者不得不被动地投入日益庞大的失业大军。这是两者(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都无力改变的局面。这时，只有通过国家这只“有形的手”来改变。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对功能性失业有一些措施来应对，如失业救济金的发放、转岗的职业培训等，但这些措施或者过于被动消极，或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面对AI革命所引致的汹涌而来的功能性失业已经远远不够了，国家应该把所有的社会职业统筹起来，将工作岗位在全体劳动者中作更为平衡更为合理的安排，比如AI革命造成50%的失业人口，国家就要减少现有就职人员50%的工作时间，吸纳失业人口到现有的工作岗位上来，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工作做；又假如AI革命取代了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国家应该用社会财富供给所有人，使每一个人都有体面的生活。这些听起来近乎幻想又显得空洞，更需要人们去摸索去实践；这些想起来既崇高又美好，则需要人们在不违背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前提去作艰苦的努力。

为着全体人民的福祉而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亦是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AI时代的到来，不只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更可能是迈向美好未来的契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把人从繁重的、危险的、单调的、重复的、被迫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时刻，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应该不会是太遥远的事。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69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2-3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匈〕亚诺什.科尔内著，张晓光等译：《短缺》上卷，第23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同上，第4页。

[5] 科尔内的书中用的是“充分就业”，我不知是翻译的问题还是科尔内自己就是这么用的，“充分就业”在西方中有特定的含义，不适合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在这里用了“普遍就业”，特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状况。

[6] 关于功能性失业的界定，详见拙文《充分就业新解与功能性失业》，载网，本文链接：https：//www./data/164623.html

[7] 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作用的分析，详见拙著：《从中国到世界---人类文明的深层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 见拙文《充分就业新解与功能性失业》，载网，本文链接：https：//www./data/164623.html

[9] 功能性失业产生的具体表述，见拙文《充分就业新解与功能性失业》，载网，本文链接：https：//www./data/164623.html

[10] 即使在“文革”那样的极端时期，为了安排就业，也把大量的应届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去，这是特殊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责任。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