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的编辑约我写篇短文谈谈人生，使我感慨万千。我虽然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长达四十年，但事实上我与文学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中学时代，我对文学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数学、物理来得浓厚，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这辈子会到中文学科来讨生活。那么我是怎么会走上文学研究之路的呢？
受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爱文学。那时家里一贫如洗，父亲硬是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购置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二书，视为枕中秘宝。我当然也跟着读，于是从小就把两部书读得滚瓜烂熟。但是我在学校里的表现却是长于理而短于文。1962年，正在一个江边小镇的中学里读初二的我被学校推荐参加了太仓县中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前者名落孙山，后者却以满分获得第一名。1963年，我考进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也即名震遐迩的“苏高中”。我在课程选择上更加偏向数理化，因为生平第一次亲手触摸到那些实验仪器，引起了对物理、化学的浓厚兴趣。至于数学，则一向是我最喜爱的课程。当时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苏高中的语文老师教得相当好，老师也鼓励大家读课外书。校图书馆里有数万册藏书，我的课外阅读的范围迅速扩展，主要是读文学作品。我从高一就立志要报考理工科的大学，但仍然广泛地阅读各类课外书，那些书与即将来到的高考毫无关系。到高三时，我已读过两套中国文学史，一套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另一套是游国恩等人编的。但那时我只是把文学当作课外的阅读对象，没有想到后来研究文学竟然会成为我的终身职业。
1966年初夏，我读到高三下学期，面临高考。当年苏高中的同学在选择高考志愿时有严重的重理轻文倾向，我班里只有两个同学想报考文科，其余四十多个同学，都准备考理工科。我的物理和数学成绩不错，填志愿草表时前面三个志愿填了清华的电机工程系、自动化控制系和数学力学系。没想到刚填好草表，高考就被明令废除了。到了1968年秋天，全部“老三届”中学生都奉命“上山下乡”，我也回到太仓县璜泾公社插队落户，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涯。
下乡的头一两年，我对学习理科还未死心，带了一些数学书和物理书到村里，想在农闲时自学。但是两年以后，我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物理根本不可能，因为既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个坎就怎么也过不去了。于是我彻底放弃了对数理化的爱好，把数理化的书籍全卖给了废品站，从此只读文科书了。我的读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我“家庭出身不好”，既不能进大学，也不能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兵，所有离开农村的道路都行不通，连本乡的赤脚医生、代课教师也当不上。我只好不情不愿地“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但我还是喜欢读书，因为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单调，很无聊，很苦闷，所以总想弄点书来读。那时村里连张报纸都没有，更不要说图书了。城里的图书馆也早就关闭，所以我不可能制定什么读书计划，只能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到手的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同一本书。在农村的十年中，我读的书少得可怜。但是那样的读书也有个好处，凡是读过的书，基本上都读熟了。我记得读过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一本太平天国的史料集，还读过苏联科学院编的《欧洲哲学史》，还有一本《气象学教程》。有一次接连几个月没能借到别的书，我就看了几个月的《气象学教程》，现在还记得好多观云识天气的谚语，比如“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之类。我在农村的读书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因为那些书都是偶然落到我手里，我根本无法选择。那样的读书当然没有任何“学科”的意识。但是从总体来看，我所读的书还是以文学为主，尤其是古代文学。倒不是它们的数量特别多，而是它们特别耐读，每本书的阅读时间就比较长。比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所选的作品都是百读不厌的名篇，一本书够读一两年的。我至今难忘当时借到胡云翼《宋词选》的兴奋心情，就像饿得半死的人突然借到了几斗米。
光阴迅速，十个寒暑转瞬即逝。平心而论，十年的知青生涯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耗去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年华，就学会了使用锄头、镰刀，每年的劳动成果只有一千多斤粮食。后来我迁到安徽泗县农村，在汴河公社农具厂里当“亦工亦农”的农民工，每年的劳动成果也只有几箱螺丝钉。那当然是蹉跎岁月。但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农村生活确实艰辛，我呆的那个村庄不通电，煤油又是定量供应的，晚上经常要摸黑吃饭，更没有灯光读书。那段经历可能在我的性格中增添了几分坚韧、淡定的因素，后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沮丧，“曾经沧海难为水”。插队十年，茅檐下的读书是那段艰苦岁月中惟一的亮点。是读书滋润了我的心灵，是读书充实了我的生活。当时我所以喜欢读古典作品，真正的原因是想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独自到举目无亲的农村去插队，生活非常单调，心情也很苦闷。而古代文学中的好作品，多数就是抒写心中牢骚的。所以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艰难困苦的阶段的，也可以受到启发。此外，古人的作品中表现出那种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也令我深受感动，虽然我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那样的文字依然会深深地打动我。我读古人作品的时候，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觉得古人并不遥远，我并不孤独，因为古人也有与我类似的遭遇，有同样的感受。有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论文时往往只惦记着史实考证和理论抽绎，却忘记了涵泳体味作者渗透在文字中的情思。我觉得年青时读书所获得的那份感动，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这不但体现在我写的《莫砺锋诗话》中，也反映在《杜甫评传》之类的学术著作中。
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 我立即跑到公社去报名。那年安徽省的高考有个规定，考生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只有个别“学有专长”的考生才能适度放宽。当时我已经28周岁了，按照规定不能报名了。我是全公社“插龄”最长的知青，有几个公社干部很同情我，就帮我出主意，让我说自己在英语方面“学有专长”，因为我正在自学英语，老乡都知道我常看“曲曲弯弯”的书。于是我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在安大外语系读了一年后，因为想把每月18元的助学金变成35元，就跟着几个同学提前报考研究生。可是当时我还没学第二外语，不符合外文专业的招生条件，于是糊里糊涂地报考了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业专业。导师是程千帆教授，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我从未读过中文系，但是几门专业课都考得不错。那年我英语才考了96分，古代汉语倒考了98分。一是因为中学基础打得好，苏高中的语文老师上课讲得非常透彻。二是我在农村读过王力的《古代汉语》，又背诵过大半本《古文观止》。那年南大的古代汉语试题，不是让你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很多题目的答案其实就是我曾背诵过的古文，自然不成问题。程千帆先生亲自命题的专业试卷，有一道题是写一首格律诗词，因我在农闲的时候曾无师自通地学了一些诗词格律，虽然写得不好，但是格律基本搞懂了，就没有交白卷。不过本来想写一首七言律诗，没想到中间两联怎么也凑不好，最后只好舍弃掉，变成一首七绝交卷了。我到南大以后，才知道程千帆先生当年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但是他家境贫寒，开学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昂贵，而中文系学费低廉，就改上中文系了。原来我们师生二人都是偶然与古代文学结缘的，要说成为师生是前生的缘分，我遇上程先生真是双重的缘分！但是我与古代文学更重要的缘分，还是我在茅檐底下的读书经历。在1966年以前，我的人生理想是当工程师，一心想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发明创造。在1979年以后，我成天钻故纸堆，几乎将灵魂安顿在杜甫、苏轼所属的唐宋时代。陇亩十年，尤其是在茅檐底下的读书经历，便是我人生转变的最大契机。
1979年秋，我来到南大，在程千帆教授的指导下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1981年底，我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年初，程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在全校遴选了10位德高望重的博导，每人只招收一个博士生。程序则是先由导师提名，再由院系和学校审核批准。很幸运，我被程先生选中了，接着又被中文系和学校批准了。于是，我就成了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生。程先生邀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由于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所以让我以专书研读的方式来进行课程学习。程先生为我开列了一份必读书目，规定我在学位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研读以下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细察这份书目就可发现，它们全是先唐的典籍，也就是说，它们与我将要撰写的关于唐宋文学研究的学位论文并无直接的关系。这可能是针对我没有读过中文系的本科，学业基础比较薄弱，程先生必须让我“恶补”一番。于是，我就根据上述书单埋头苦读起来。我选择了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细读文本。经过一年多的经典阅读以后，我对唐宋文学的学术源头有了较好的把握，这不但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对我日后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大有益处。比如我研究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时，就基本上做到了胸有成竹。
当然，我在读博期间受到的最大训练还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在这方面，程先生的指导让我受用终身。首先，程先生鼓励我选题时要敢于知难而上，要选择学术意义较为重大的题目来从事研究。我最初的选题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这个题目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真是非常前沿的一个课题，因为朱熹其人一向被学术界视为轻视文学甚至反对文学的理学宗师，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几乎无人问津。可惜因当时看不到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的《朱子新学案》，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放弃了这个选题。直到十年以后，我才有条件从事该课题的研究，撰写了《朱熹文学研究》这本书。放弃第一个选题后，我选择了江西诗派作为论文题目。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但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种种误解。我经过细致的史实考索和文本分析，对江西诗派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1984年10月22日，我以《江西诗派研究》为学位论文参加了论文答辩。这是国内首次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文系把答辩会办得非常隆重，组织了堪称豪华阵容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钱仲联先生，委员除了导师程先生以外，还有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管雄、周勋初等先生。此外还邀请林庚、王起、朱东润、萧涤非、孙望、金启华、顾易生等先生为我评阅论文。经过三个小时的答辩，钱仲联先生当场宣布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我的答辩。答辩一结束，系里就通知我留校任教，并让我准备下个学期的课程。我从此成为南大中文系的教师。
回首平生，我觉得是在农村时养成的阅读文学作品的爱好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一心想当工程师的人成为以古代文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我在江南农村的茅檐底下结识了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杰出的人物，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与我朝夕相伴，他们在冥冥之中引导我成为专门钻故纸堆的中文系教师。我年近八旬，无所成就，但对自己的职业选择至今不悔。我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普及，来报答那些异代知己对我的恩情。经常有人把我的名字与“宝剑锋从磨砺出”这句古话联系起来，其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我的名字是父亲为我起的。父亲自幼喜爱读书，但因家境贫寒而少年辍学。他非常希望我有出息，但决不想让我出人头地。父亲给我取名“莫砺锋”，意思是不要砥砺锋芒，也不要出类拔萃。我从小家境贫寒，父母抚养我们兄妹四人很不容易，他们成天都在为柴米油盐而发愁。我初中毕业后，父母送我去上苏高中，其实像我这样的寒门子弟，是应该读中专、技校的，那样才能早点干活挣钱。但父亲认为我成绩优秀，表示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上高中，再上大学。性喜文学的父亲中年辞世，他没有看到我考进大学，更没有看到我当上中文系教授，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我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决不想砥砺锋芒，更不想出人头地。我只想做一个普通教师，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并做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我已经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走了四十年，近年来又把主要精力用在普及古典文学上，我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完余生。
>原载《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7日第20版大地副刊，此据原稿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