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歌曲通过唤醒民族意识、整合社会力量、创造民族符号与凝聚民族精神，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载体。其在内容叙事、形式特征和传播方式上与民族认同建构具有内在契合性，通过构建多层次传播网络、开展仪式化集体实践和引导差异化受众接受等路径，有效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与认同凝聚。文章以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歌曲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形塑中华民族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机制，不仅为理解抗战时期音乐与政治的互动提供理论视角，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歌曲；中华民族认同；认同机制

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历时十四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超越地域、族群和信仰的差异，共同构筑了抵御外侮的坚固防线，促进了民族觉醒与团结。身处这一历史时期的音乐家们积极投身音乐创作，涌现出大量的革命歌曲。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在塑造民族认同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当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成为时代主题，音乐符号往往成为凝聚政治共识最具穿透力的载体。从民族认同的视角出发，聚焦于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系统性地分析其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内在机制及其在社会动员方面的实际效果，可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一、革命歌曲在民族认同建构中的价值意蕴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歌曲之所以能够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载体，源于其在政治动员和精神塑造等方面展现出的多重价值意蕴。这些价值不仅在战时动员中显现，而且也为深入理解文艺作品与社会认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1. 唤醒民族意识，整合社会力量。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革命歌曲首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动员功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生存危机。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旧有依赖血缘地缘的分散性身份认同体系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力量，着力构建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中华民族认同。在这一背景下，革命歌曲成为唤醒民族觉醒意识的重要工具。那些凝聚着血泪与抗争的旋律，那些例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中“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的歌词鲜明地表达了革命战士不惜牺牲生命筑起抗战防线的决绝意志。这些歌曲如同警钟般震撼国 人，将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迅速转化为全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强烈爱国热情，使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清晰且深刻地植根于民众的集体意识之中。同时，革命歌曲通过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实现了社会力量整合。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致力于淡化阶级、地域及党派之间的固有差异，反复宣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共同使命。例如《抗战歌》里“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呐喊，以“四万万”这个数字彰显万众一心，超越阶级、地域差异，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生死与共的抗战精神。

2. 创造民族符号，实现审美表达。革命歌曲超越单纯的政治工具属性，还展现了独特的艺术价值。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这一论断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例如《睡狮》中象征民族觉醒的深沉咆哮，《开路先锋》中融合劳动号子与战斗意志的节奏，以及《救亡进行曲》中直抒胸臆、号召全民奋起的激昂旋律，这些时代呐喊和意蕴深厚且极具力量感的音乐符号与旋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范畴，升华为战时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身份标识与坚不可摧的精神纽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革命歌曲在民族化艺术探索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垦春泥》的多声部合唱蕴含着政治使命与审美规律的辩证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审美传播范式。这些艺术实践不仅丰富了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也为中国音乐的民族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3. 凝聚民族精神，升华情感价值。革命歌曲的最深层价值在于其对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升华作用。革命歌曲大力颂扬抗日战士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品质。无论是讴歌前线将士浴血奋战，还是赞颂后方民众坚忍支持，抗战歌曲中蕴含的宁死不屈、以血肉筑堡垒的战斗精神，已成为民族认同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基石。这种精神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并将个人牺牲融入民族复兴的宏大历史进程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中华民族”的概念不仅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更因其承载的崇高精神内涵而获得了深刻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强化，最终成为支撑持久抗战、争取民族新生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如《黄河大合唱》中所抒发的那种磅礴气势和坚定信念，不仅鼓舞了战时民众，其深远影响至今犹存。革命歌曲所凝聚的民族精神，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前行的精神纽带。它让人们在聆听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民族的坚韧，激发起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价值的升华，不仅增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二、革命歌曲与民族认同建构的逻辑契合点

革命歌曲之所以能够在抗战时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源于其内在特性与民族认同建构需求间存在的深刻逻辑关联。这种联系既体现在理论层面，也表现在形式特征和内容叙事等多个维度。

1.革命歌曲的认同建构逻辑与“想象的共同体”和“危机凝聚”理论深度契合。从理论层面来看，革命歌曲的认同塑造功能与多个重要理论观点高度契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认为民族是“被文化造物（Cultural Artefacts）建构的现代产物”，其形成需要通过符号、媒介、仪式在意识中构建彼此联结。抗战歌曲正是这样一种文化造物，通过其传播和实践，帮助民众在意识中构建起“中华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王柯提出的“危机凝聚模式”为此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他认为，当中国面临外部威胁（如战争、侵略、国际孤立）或重大危机时，国内不同民族、地域、阶层的人群往往会暂时搁置内部矛盾，形成更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抗日战争正是这样一种空前危机，而革命歌曲则成为这种危机凝聚的重要催化剂。此外，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也在革命歌曲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歌曲中有意识融合跨地域、跨民族元素，如《黄河大合唱》将黄河、昆仑等地理符号串联起来，象征着国土的不可分割；朝鲜族《延吉监狱歌》等作品，体现了多元文化熔铸在“中华民族”旗帜之下的实践。

2.仪式化传播形式与民族认同的集体建构相契合。革命歌曲在形式特征上与认同建构需求具有天然契合性。相较于小说、戏剧等需特定条件传播的形式，革命歌曲凭借其通俗性、传播便捷性等优势，成为塑造民族认同的理想媒介。歌曲的旋律和节奏能够让人产生触动，形成强大的感染力；其通俗易懂的特性使其能够跨越文化水平和地域差异；而集体歌唱的形式更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仪式体验，让参与者在共同歌唱中感受到强烈的归属感。在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推动下，歌曲逐渐发展成为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以冼星海、聂耳、贺绿汀等为代表的音乐家群体，自觉将救亡叙事融入创作。如冼星海在《普遍的音乐》中申明创作需“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聂耳践行“音乐代替大众呐喊”的理念等，都体现了音乐家对歌曲形式优势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

3.符号化叙事方式与民族认同的意义生成相契合。在内容层面，革命歌曲通过其独特的符号系统和叙事方式，与民族认同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例如，《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里收录的3621首抗战歌曲中，仅“民族”“中华”“中华民族”三个词汇（按单曲不重复计算），就出现在1000多首歌曲中。这三个词汇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认同符号系统。歌曲通过两种对立的形象塑造强化认同：一方面塑造日寇野蛮形象，在音乐家笔下，日寇被塑造成“鬼子”“豺狼”等形象，以此揭露其本质。比如《抗敌歌》中疾呼“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大刀进行曲》更是直接怒吼“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另一方面则唤醒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谱写英雄篇章。这些歌曲大量运用英雄符号和民族象征：《黄河颂》以“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开篇，将这场抗战视为中华文明不屈血脉的接续；《义勇军进行曲》则呐喊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铮铮誓言。正是这种敌我分明的叙事框架，将国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拧成一股绳，锻造出“抵抗日寇，团结救国”的钢铁意志。

三、革命歌曲形塑民族认同的实践路径

革命歌曲对民族认同的塑造并非自发产生，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实践路径得以实现。这些路径包括系统的传播网络建设、仪式化的集体实践以及针对不同受众的接受引导，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同塑造体系。

1.构建多层次传播网络，打通歌曲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革命歌曲能够产生广泛影响，首先得益于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网络的建立。九一八事变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为东北抗战歌曲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自主空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与文化压迫，全国民众抗争热情持续高涨，革命歌曲由此肩负起传播民族危亡意识、唤醒抗战精神的历史责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革命歌曲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传播体系。“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共有100多个不同规模的文艺团体在抗日前线和敌后根据地工作，他们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也极大鼓舞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教育领域成为歌曲传播的重要阵地。上海国立音专1931年成立的抗日救国会、鲁迅艺术学院、燕京大学海燕剧团等机构，通过系统性文艺活动将革命歌曲融入教学实践，不仅培养了青少年的革命认同意识，而且为抗战输送了大批文艺骨干。大众媒介的运用也极大地扩大了歌曲的传播范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持续刊载革命歌曲词谱，1940年开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突破封锁向国统区传递革命歌声，实现跨区域的文化传播。基层社会则依托部队歌咏队、工厂俱乐部和农村救亡室等组织，将歌曲教唱融入日常政治学习与集会仪式，形成全民参与的“歌咏运动”浪潮。

2.开展仪式化集体实践，在歌唱中体验共同体情感。集体歌唱的仪式化实践是革命歌曲形塑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这种实践不仅是一种文艺活动，更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和身份确认过程。在情感层面，统一的节奏旋律与和声唤起参与者深切的悲愤、激昂或希望等情感共鸣，使个体在声浪中摆脱孤独感，真实体验到超越自我的集体力量与群体归属。从《黄河大合唱》的磅礴气势到《松花江上》的悲怆控诉，不同的音乐情绪引导参与者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进而将这些情感与民族命运相连起来。从身体实践的角度观察，反复的歌唱排练与表演将民族叙事刻入身体记忆，让抗争、牺牲等精神通过发声韵律自然融入个体身份认知。当成千上万人齐声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歌唱行为会转化为集体认同。特别重要的是，集体歌唱往往在特定时空场域中进行，进一步强化了其仪式功能。当集体歌声回荡于广场、行军道路等公共空间时，其意义具有双重维度：既以声波宣告群体存在，又将日常场所转化为民族精神载体。在战前动员、革命纪念等仪式场合，有组织地集体歌唱被赋予神圣特质，使抽象的民族概念具象化为庄严感受，有效增强了认同的凝聚力。

3.引导差异化受众接受，实现认同塑造的全覆盖。革命歌曲的认同塑造功能最终要通过受众的接受来实现。革命歌曲在各阶层民众中引发了深刻反响，虽然接受途径和方式各异，但都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认同的形成。前线士兵在战地歌咏中，将《九一八战歌》等旋律承载的牺牲精神融入军人职责，把歌曲中的战斗号召转化为实际的战斗意志。校园里的青年学生自觉肩负起知识分子的民族使命，他们通过集体合唱把歌词中的家国叙事与个人理想紧密结合。城市居民透过收音机与留声机接触《抗日歌》，这些旋律在沦陷区悄然唤醒民众压抑的爱国情怀。根据地农民虽多数不识字，但《兄妹开荒》等作品依靠口口相传，使他们在田间劳作时真切体会到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存在。这种差异化的接受方式确保了革命歌曲能够跨越阶级、地域和教育水平的差异，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认同塑造。这些多样化的接受体验最终凝结为五大相互促进的内在机制：情感唤醒机制提供内在驱动力，符号建构机制确立认同具象载体，仪式强化机制创造深化实践场域，文化传承机制保障精神的代际延续，社会认同机制将这些力量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凝聚力。这五大机制紧密配合，共同构筑了抗战时期支撑民族认同的多维、动态体系。

杨晓，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向文，武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