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有着独特的“第二道路”。他与“青年德意志派”实际上貌合神离，主要汲取其自由精神和问题意识。《伍珀河谷来信》从社会物质条件入手批判宗教蒙昧，是恩格斯唯物史观形成的起点。恩格斯通过施特劳斯转向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批判，为走向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国民批判大纲》将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批判，形成并深化了唯物史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延续实证分析方法，标志着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日趋成熟及道路的独特性。
【关键词】恩格斯 马克思 唯物史观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中探究物质利益的重要性，最后得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非相反的结论，这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方法和道路。恩格斯是怎样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接近真理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恩格斯和他是从不同的道路走向唯物史观的，是为“第二条道路”。如果说马克思“第一条道路”的起点和特点是抽象的哲学和理论的话，那么恩格斯“第二条道路”的起点和特点则是具体的生活和现实。在真理凝视自己的时候，恩格斯一开始即努力超越单纯抽象的“人”和“社会”概念，力图从现实生活的内部探寻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源，发现历史规律，从而叩开了唯物史观的大门。在探寻科学真理的过程中，两位革命导师实现了殊途同归。本文意欲通过较为系统地考察恩格斯的早期文本，即从其受“青年德意志派”影响开始，一直到初步形成唯物史观这一过程中的文本，厘清在“第二条道路”上恩格斯是如何逐渐清除一切意识形态的幻觉，从而达至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以期在更深层次上理解“马恩关系问题”，增强对“马恩对立论”批判的针对性。
一、与“青年德意志派”貌合神离，同虔诚主义决裂
19世纪30年代，受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响，德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松散的作家联盟——“青年德意志派”。该派成员崇尚激进的自由主义，主张通过文学推进社会政治改革。1838年7月，从小就在家乡巴门接受了正统而严格的宗教虔诚主义教育的恩格斯来到不莱梅学习经商后，很快便被“青年德意志派”作品中对作为时代观念的自由精神的颂扬所吸引。1839年4月，恩格斯在书信中兴奋地告诉少年时代的学友弗里德里希·格雷培：“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1]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并不认可“青年德意志派”理解和宣传的“自由”的内涵，被吸引的其实只是从其作品中抽象出来的“自由精神”。他发现，虽然诸如蒙特等人善于用优美的诗歌和散文体现时代的“自由精神”，但他们却“想把我们的时代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2]。事实上，如果说恩格斯曾经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的话，那么，他当时的偶像主要是该派的精神导师白尔尼——一位“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因为其文集里“妙语连篇，坚定而犀利的自由思想，像岩石一样比比皆是”[3]。文学当然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但真正的自由需要超越口号化，文学“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4]。白尔尼等人贡献是引进法国自由主义和英国功利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范式，打破了当时德国封闭的思想氛围；白尔尼不仅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甚至“猜测到了，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力量，他预言了公社”[5]。
这一时期，恩格斯曾写有《贝都英人》等具有“青年德意志派”风格的文学作品，但与蒙特等人不同，恩格斯更感兴趣的是直面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并挖掘其背后的根源。他时刻都在反思自己，特别是在阅读了歌德的《向青年诗人进一言》《再向青年诗人进一言》两篇文章后，便很快“明白，我所写的这种押韵的玩意儿对艺术毫无价值”[6]。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派”越来越貌合神离了，他支持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主张取消世袭贵族的特权；他关注犹太人的解放，反对一切宗教强制；他“到处寻求真理，哪怕是仅仅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7]。
1839年春，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不仅描绘了在下层社会特别是在手艺人中虔诚主义广泛流行的现象，而且揭露了当地迷人的景致与居民颓废沮丧的生活状态之间的反差、工厂主外表的仁慈与实际上对工人剥削的无情之间的伪善等事实，并试图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借口不让工人酗酒，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8] 1839年底至1840年2月，恩格斯在给格雷培的信中还明确表达了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憎恨，历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等君主的种种罪行，斥责“几乎每一个在当时掌握统治权的国君都应处以死刑”，呼吁通过人民革命实现政治自由：“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石块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9]
青年恩格斯初步走向唯物史观的时候，总是面对现实矛盾，寻找着有可能接近事实的新理论：“我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文章中没有说过任何我无法证实的东西。”[10]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中关注的问题以及关注问题的方式，在《伍珀河谷来信》中都是可以找到端倪的。
二、转向黑格尔和反对谢林：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
19世纪30年代中期，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过程中产生了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积极投入到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
不同于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柏林大学受到过良好的哲学教育，恩格斯是通过大卫·施特劳斯摆脱了宗教束缚，转向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抹去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耶稣头上的神秘的光环，把“救世主”还原成了一个凡夫俗子，这是对基督教思想的致命一击。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起点是具体的生活和现实，如果说，宗教的愚人和帮凶性质给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对资本主义工厂用虔诚主义掩盖剥削的批判提供了事实支撑的话，那么，《耶稣传》则在哲学上给恩格斯启发，使他彻底否定上帝的存在，成为战斗的无神论者。恩格斯在1839年10月宣布：“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11] 黑格尔哲学把“绝对精神”运用于宗教分析，将宗教回归到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去观察，于是，基督教的神圣性和至上性就成为暂时现象；而所有宗教都并非“永恒真理”，而只是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产物。恩格斯由此认识到，哲学批判作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胜于宗教批判。他为此自豪，“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并决心“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12]。
1841年9月底至1842年10月初，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旁听并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成为一个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当时，谢林正在柏林大学宣扬自己的神秘主义启示哲学，矛头直指青年黑格尔派，企图“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13]。恩格斯立即果断地站出来，投入到“保卫大师的坟墓不受侮辱”[14] 的理论斗争中。谢林的启示哲学主张信仰高于知识，自由理性应屈从于宗教权威。恩格斯批评谢林“也许用任何一种方法来论证这个事实，惟独不用理性的方法，因为谢林自己关上了理性论证的大门”[15]。恩格斯坚决捍卫黑格尔辩证法的科学性和历史进步性，严厉驳斥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歪曲和对思想史的篡改：“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们一刀两断。”[16] 恩格斯批评谢林是用“神话哲学”美化宗教起源，用神秘性阻碍人的解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是对封建专制的投降和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背叛：谢林“离开了纯粹思想的道路，沉浸在神话的和神智学的幻境中，并且想必他是要拿自己的体系来为普鲁士国王效劳”[17]。在揭露谢林启示哲学的倒退和堕落的同时，恩格斯还尖刻地抨击了其荒诞不经，讥讽谢林“公开声明同纯理性一刀两断，也许是困难的一步。……近500年来，一位科学英雄第一次出现了，并宣布科学是信仰的奴仆”[18]。
恩格斯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批判，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推崇。1842年7月，恩格斯站在哲学和政治的高度上批判了荣克的折中主义立场：“荣克先生一直是两条心：一个心房里装着黑格尔，另一个心房里装着青年德意志。”[19] 恩格斯还批评荣克根本就不了解白尔尼的作用，并再次肯定“白尔尼是德国自由的旗手，是德国当代惟一的男子汉”[20]。可以说，恩格斯越是转向黑格尔，就越是远离青年德意志派。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恩格斯强调批判宗教必须先批判社会，消灭宗教必须先改造其社会基础。他看到这个观念上模糊混乱，事实上“拉帮结派、冷嘲热讽和无事生非”[21] 的派别已经落后于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都和青年黑格尔派存在着严重分歧，因为后者更愿意沉湎于夸夸其谈的所谓纯批判之中，总是在若隐若现地回避着国内火热的现实政治斗争。1842年10月，恩格斯评价新国王：“普鲁士要换一个样子是不可能的，如果弗里德里希-威廉成功地实现自己的制度，那么，普鲁士或者是接受一种全新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只可能是自由精神的原则，或者它没有力量向前迈进这样一步，结果就自行溃灭。”[22] 在这里，恩格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革命的发生并不是由国王的个人行为决定的，而是普鲁士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三、“物质利益”：迈向唯物史观的关键一步
恩格斯在投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反对谢林的斗争中，努力从社会根源来理解和批判宗教等问题，也能将哲学斗争和政治实践相结合，但他仍习惯从理性、信仰方面着手分析问题，并未触及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的决定性作用。1842年11月，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投身商业实践，近距离接触到了资本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及机器大工业中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加上通过阅读英法古典政治理论、法国启蒙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同时面对当时正在发生的对英国“国内危机”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问题的探讨，恩格斯从“物质利益”出发，开始逐步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迈出了转向唯物史观的关键一步。
1842年11月，恩格斯在赴英途中与在科隆《莱茵报》编辑部的马克思初次见面。关于这次见面，论者以往更为关注的是其场面的“十分冷淡”[23]，并用恩格斯晚年的解释予以佐证，即：“因为当时我跟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24] 实际上，恩格斯同意为《莱茵报》撰写有关英国问题的通讯这一细节似乎为人们忽视。“正是在这些通讯中，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有决定意义的转折”[25]，因而“十分冷淡”更可能的原因在于究竟是从物质生活还是从理论分析接近真理，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道路和特长、风格上的不同。
1842年底，恩格斯在给《莱茵报》的通讯中从“物质利益”的视角特别分析和研究了英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问题。恩格斯认为，“所谓的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26]；但又发现，“物质利益”左右着政党的态度和行为，“在英国，至少在目前正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并没有原则斗争，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27]。可见，恩格斯此时并没有完全摆脱思想原则高于物质利益的唯心主义理念，但一旦面对现实问题，他又是不会屈从于抽象的思想原则的。正是基于“物质利益”的分析，恩格斯认为英国出现了“赤贫者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28]。在他看来，暴力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之所以是系统性的社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是因为无产者意识到通过和平方式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已不可能。
1843年5月，恩格斯在《伦敦来信》中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冲突才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革命的根源。他揭示了英国社会各阶级状况、阶级和政党的阶级基础，“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越是比较低，越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没有教养’，它就越是与进步相联系，越是有前途”[29]。
恩格斯从最贫穷的居民阶层的物质利益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政治批判，几乎同时和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晚年的恩格斯对自己这一时期的研究有过中肯评价：“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30]
四、《国民批判大纲》：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最早的论著
1844年2月，在马克思和卢格共同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刊登了恩格斯的《国民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等两篇文章。《大纲》再次鲜明体现了其“第二条道路”的特点，同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走向唯物史观不同，他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分析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的批判走向唯物史观的。
恩格斯在《大纲》中坚持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切入，解剖资产阶级政治的核心范畴，科学阐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揭示了其阶级本质及其局限性。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31]；全部资产阶级政治都是维护私有制的，“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32]；“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33]。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史的考察还得出了一个结论：“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34] 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它与维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政治断然划清了界限，为创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恩格斯在《大纲》中不仅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不道德，他还看到了社会革命在资本主义内部合乎规律地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外化，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35]，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36]，其反复出现“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37]。恩格斯嘲笑资产阶级的“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这种矛盾无非是竞争的结果，因为否则他的整个体系就会垮台”，但“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38]。恩格斯强调，只有全面改革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资本和劳动对立这种反常的分离、社会的利益对立、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才能实现有组织有意识的生产和分配。
在唯物史观的形成史上，《大纲》是最早的著作。该文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后立即受到马克思的重视，并写了摘要。在《1844年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称《大纲》是德国人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39] 之一，后来在《〈政治批判〉序言》中又称它是“批判范畴的天才大纲”[40]。列宁认为：“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41]
这一期间，恩格斯肯定了卡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罪恶现象的揭露，但同时指出他回到封建社会的主张是错误的，解决问题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更确切地说，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42]。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立场出发界定宗教的本质，主张彻底地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把宗教夺去的人的内容归还给人，直到“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43]。他还批判了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史观，指出推动历史发展的任务正落在工人阶级身上，“尽管社会主义者现在还比较弱小，但他们是英国惟一有前途的党派”[44]。
1844年春，恩格斯对英国的社会、哲学和国家制度等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探讨，明确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45]；“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46]；“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47]。这些文章基于对社会状况的深入考察，是恩格斯个人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关键性突破，同时为《状况》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说明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均关注机器和工业、工厂制度等现实问题。但相对而言，恩格斯的探究更为具体。他在《大纲》行文结束时谈到工厂制度，“我希望不久能够有机会来详细阐述这个制度的极端的不道德，并且无情地揭露家们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出色的那种伪善”[48]。在曼彻斯特居留期间，恩格斯收集了工厂制度的大量材料，决定撰写一部专著论述英国无产阶级。回到德国后，恩格斯于1845年3月完成了这一著作，这就是同年5月在莱比锡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状况》以生动具体的材料展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情景，揭示了工人遭受蹂躏的社会根源，并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必然会促使他们奋起抗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创建新社会的任务。
恩格斯首先揭示了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重要意义：“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49] 他分析了工业革命在英国让资本和财富迅速增长，但“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道德败坏，政治骚动”[50]，“这种工业变革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51]。
恩格斯通过实地了解英国工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有力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间的对立，这些工人“只有他们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才是人”[52]；“在大陆上，至今我们还只知道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但是，恰恰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另一种人显然对英国的未来最为重要”[53]。
无产阶级之所以“对英国的未来最为重要”，那是因为无产阶级必然会起来反抗和斗争，尽管“这些罢工……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最确凿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已经迫近”[54]。恩格斯断言，“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55]，“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56]。
1895年9月，列宁对《状况》做出如下评价：“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57]
在唯物史观的形成史上，《状况》具有以下鲜明特点：首先是实证研究的方法，《状况》建立在恩格斯对英国大街小巷21个月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不仅有亲身见闻，而且还有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有关工人生活的大量数据、官方报告、工厂记录等。其次是历史分析的方法，在追溯工业革命的历史脉络中，恩格斯分析了社会结构的连续性和复杂性，使得唯物史观既能解释历史变迁，又能提出改变世界的方法。再次是系统分析的方法，英国社会被恩格斯视作一个动态有机体，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从未离开相互关联制约的要素综合体和系统性根源，避免了机械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体。恩格斯从不突出自己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独立贡献，但这决不能成为否定、抹杀甚至人为虚构“马恩对立论”的根据。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创立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第二条道路”上较早一步发现并研究了以生产、阶级、群众等与“物质利益”相联系的最基本、最具体的现实社会问题，为马克思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观察和研究理论问题的现实素材，最后与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生前和去世后，恩格斯又多次阐释唯物史观，并始终为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而斗争。
通过分析恩格斯早期文本，可见其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是从物质利益问题介入，从经济事实和具体的“人”出发的，在逻辑上逐步递进的；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对虚幻意识形态的清除和超越。白尔尼、海涅的民主思想和批判精神促使恩格斯从宗教信仰转向革命民主主义，《伍珀河谷来信》从社会物质条件入手批判宗教蒙昧，成为唯物史观形成的起点；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让恩格斯成为战斗的无神论者，转向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为走向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大纲》将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批判，分析私有制的矛盾，提出消灭私有制问题，发现并深化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原则；《状况》延续实证分析方法，系统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与经济根源，标志着恩格斯唯物史观思想的趋于成熟。
此后，达成共识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瓦解的历史趋势，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凝聚着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智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实际上，这些论述在恩格斯从《伍珀河谷来信》开始的现象观察直到《状况》的实证研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独立的渐进呈现。
习近平指出：“恩格斯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58] 新时代，我们要充分认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独特道路和贡献，扎根中国实际从事理论研究和学术体系构建，“改变世界”而非仅仅只是“解释世界”。
注释
[1][2][3][6][7][9][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第121页；第177页；第95页；第192~193页；第234页；第144页；第205页；第22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5]【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8][13][14][15][16][17][18][19][20][2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第323页；第331页；第330页；第331页；第342~343页；第365页；第447页；第451页；第452~453页；第535页。
[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2页；第45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26][27][28][29][39][42][43][44][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408页；第408页；第410页；第423~424页，第220页；第516页；第520页；第524页；第58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31][32][33][34][35][36][37][38][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第17页；第21页；第20页；第35页；第36页；第36页；第38~39页；第47~4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41][5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第91~92页。
[45][46][49][50][51][52][53][54][55][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第107页；第385页；第393页；第402页；第428页；第438页；第459页；第475页；第498页。
[58]《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35页。
（作者为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