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西北某“双一流”大学高调宣布将进行大学行政机构精简改革试点。此事虽然没有立即引起其他高校的连锁反应，但是，无论从媒体的积极反应，还是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看，传言中的当下中国大学行政机构精简改革的帷幕似乎已经拉开。

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行政机构的变化基本呈现“U”字型的态势，即原本的行政主导下的行政机构经过八九十年代的精简，明显减少，但2000年以后，大学的行政机构又逐渐增多，以致达到当下“丰满臃肿”，非经“手术”减重不可的程度。

行政机构的增多当然也有客观原因。比如90年代末的大学合并和扩招。几所大学合并后，按照“能上不能下”的“行政惯例”和事先的约定，行政人员自然成倍增长；大学扩招后，学生人数的猛增也成了添设新的行政分支机构的主要理由。

但现在看来，行政机构本身的增殖性才是机构迅速膨胀的深层动力。当行政机构增加后，人均工作量相对减少，为了显示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就需要通过不断“作为”来予以填补，而不断地“作为”增生出了新的工作量，让原有的人员捉襟见肘，又需要招收新的人员和增添新的机构，于是形成了一个由“行政”需求推动“行政”扩张的“内循环”。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学行政机构不断增多，却未见行政功能和效率明显提升，只让校内师生感受到多重 “内卷”的原因之一。

像西北某“双一流”大学的以行政机构的精简为切入点，抑制大学行政机构进一步膨胀的改革举措，其合理性就在于，它回应了校内师生的基本诉求，也为大学回归教育正轨、反刍大学教育宗旨和理念创造了条件。

管理的效率原则是以最少的人员办最多的事情。大学行政管理除了遵循这一原则以外，更需要符合大学的目标定位的要求。事实上，除了口号式的宏大定位以外，现实中的大学管理者对自身培养目标的定位是不甚清晰的。具体地说，就是究竟是要培养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公民”，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科技人”，还是能够迅速融入职场的“社会人”，大家缺乏明确共识。在过去的若干年间，搭载几种认知的天平不断地摆动，自然也影响了大学管理政策的稳定性和方式上的可持续性。

因此，大学行政机构的精简固然合理，但要在现实中得以切实地落实和推进，不仅需要明确大学培养的目标定位，也需要进行管理内容的更新。

所谓管理内容，包括管理政策、方法及其达成的具体目标。就现有大学管理体制而言，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方面是大学自身的。

前面说到，大学自身行政机构的增多与“为作为而作为”有极大的关系。有时候，行政部门发明出一套又一套复杂的管理方案，连从教几十年的教师也无法理解，遑论遵照执行。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出一个现象，就是极为具体的条条框框下的所谓形式的复杂和规范，实际却存在推卸自身责任的反面效应。

比如科研项目，它在如今的大学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作用则几乎是万能的，甚至异化到谁也不能质疑的程度。实际上，科研项目充其量只是外在评价的一种，这类评价如果不以最终成果的学术贡献为导向，基本就失去了意义。但现实情况却是，从项目取得开始，承担者就获得重奖，随后，像职称评定、论文评奖、先进评比、年度考核，只要是有“评比”的地方，均可以因此而受益。人事以及科研管理部门从不去评判科研项目所产出的成果对学术的实际贡献与经费数量之间的相称度，而只关注项目的“级别”，最终又都归结到纵向或横向项目经费的多寡。制定类似政策的管理者很少去考虑，类似纯属外在评价的“项目权威”是否影响本校同行专家自信心的建立，以及没有自信就无法产生认同感和责任感之类的问题；更无暇反思，如果大学里都以“经费（钱）”为衡量标准，还是不是够格的教育机构？

大学管理的另一部分内容是由现有教育管理体制决定的。从这个层面看，大学也确有自身的无奈。像自上而下的本科教学评估，当然有必要。可是，像现在这样规模化和形式化的评估方式不仅劳命伤财，也在变相鼓励造假，因而有失人们对教学评估的期待。

自上而下的大学教育管理，从理念上说，应该改变“越细致的管理，越解决问题”的传统认知；反映到管理内容上，就是应该力避事无巨细。因为事无巨细除了造成文牍成山以外，并不能起到推进大学体制完善和发展大学教育的作用。

大学管理体制是外在的，决定外在体制的是内在的有关大学教育的理念，就行政管理体制来说，更包括管理的内容。因此，只有精简大学行政管理的内容，才能让行政机构的精简不再是又一次行政上的“内循环”，真正成为促进大学教育重塑形象的一大举措。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24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