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这既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更是对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回望中国边疆研究，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从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视角审视，和新时代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以下，就如何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 边疆研究需要超越以往的传统史观，树立“五个共同”历史观
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必须首先要给出明确答案的基础问题。“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五个共同”历史观的高度理论概括，为我们认识和诠释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形成的历代王朝史观，依托于以《史记》为开端的“二十四（五）史”，已经形成了以历代王朝兴替为主要内容的“正统”史观，搭建起了以历代王朝历史沿革为框架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在近代随着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经过了“汉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的博弈，最终形成了以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叙述范围“上溯”、历代王朝政区沿革、政权更替为主要线索的话语体系。将中华大地历史上存在的众多政权和人群划分为“中央王朝”和“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华”与“夷”是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凸显历代王朝和“华夏（汉族）”在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毋庸讳言，历代王朝在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面对西方学界不断出现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长城以北非中国”“内亚史观”“赞米亚史观”以及“新清史”，乃至“中华殖民主义”等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尤其是中国边疆历史的解构，传统话语体系是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击效果的，一些学者甚至将其视为新理论、新视角和新方法即是体现。其中的根源在于，历代王朝只是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众多政权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和被称为“夷”的人群不仅是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们也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难以忽略的重要作用。“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是当今我国学界的共识。既然中华大地上的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那么这些政权和族群的历史自然就应该是我们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所应该涵盖的内容，这些政权所设置机构进行有效管辖地区的历史也应该包括在内。”“五个共同”历史观的提出，为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华大地上两类政权和人群在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不仅是对传统历代王朝史观的超越，也是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史观的超越，可以更加准确地指导我国学人认识和诠释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构建起更加完善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二、 边疆研究需要超越以往的研究视域，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历代王朝史观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历代王朝被称之为“中国”，边疆政权和历代王朝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是学者认定其是否属于“中国”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其实践能够成为中国边疆研究重要内容的原因之一。但是，以“五个共同”历史观审视历代王朝和边疆政权之间的关系，边疆政权是否属于历代王朝的“中国”并不是唯一的要件。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如何书写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讨论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就提出：“由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裂的。在统一时期，这些民族就纳入汉族或其他统治民族的统治范围之内；在不统一的时候，它们就摆脱了汉族王朝或其他支配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的统治，形成许多独立的王国，甚至一个民族还分裂为几个独立的王国。怎么能说它们和汉族王朝脱离从属关系以后不算中国人呢？在我看来，出现在中国史上的一些民族，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和汉族是属于不同的民族，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不管是分裂时期或统一时期，也不管是纳入或未纳入汉族王朝统治范围之内，应该承认他们都是中国人。”翦伯赞先生的这一认识不仅契合“五个共同”历史观，而且也符合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中国名山八，而三个在蛮夷，五个在中国”的认识，即“天下国家”是由“中国”（西汉的郡县区域）和“蛮夷”（郡县之外的区域）共同构成的。回顾已有的边疆治理研究，多数论著的聚焦点是集中在历代王朝身上的，将历代王朝称之为“中央王朝”或者视为“汉族王朝”是其突出做法，而对于辽阔的边疆地区的历史则习惯于从历代王朝的经略视角下进行诠释是普遍做法。实际上，边疆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既是中国多民族国家治理历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历代王朝的边疆经略提供了基础。以汉代中国为例，汉朝并不是中华大地上唯一的政权，同时期存在还有匈奴、鲜卑、乌桓、卫氏朝鲜、南越、西南夷以及“西域三十六国”等众多政权和人群。匈奴是草原地区出现的政权，自春秋战国时期即被中原政权视为“边患”，但在西汉文帝时期匈奴不仅实现了对蒙古草原地区众多游牧人群的统一，而且将鲜卑、乌桓和西域纳入其有效管辖之下，尤其是设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对西域的治理虽然成为了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主要障碍，但却为西汉设置西域都护管辖西域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有关西域都护的记述中将西域都护和僮仆都尉两个机构视为前后相继关系的直接原因。因此，新时代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超越以往以历代王朝为主题的研究范式，将边疆政权对其辖区的治理也纳入其中，不仅要客观认识和诠释历代王朝和边疆政权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治理的历史，而且要对历代王朝和边疆政权在缔造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华大地上人群凝聚中的重要作用给出客观评价，助力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当今的边疆是一个国家疆域的外缘地区，这一属性既决定了边疆是主权国家保卫领土安全的前沿，同时也是国家对外开放，沟通国与国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开拓疆域、缔造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结成了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其凝聚过程有着自己的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化，即是客观认识和诠释这一过程的理论创新；而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不仅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完善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更是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三、 边疆研究需要超越以往传统研究模式，真正实现多学科交融
学界对“边疆”“中国边疆”的内涵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先后出现了陆疆、海疆、空疆、底土边疆、战略边疆、利益边疆等不同的认识。传统的中国边疆研究发源于历史研究，且与历史地理研究存在密切关系，其研究对象基本上是构成中国边疆的陆疆和海疆，研究者也基本上是以历史学和民族学学者为主体，这是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现状的普遍认识。中国边政学、中国边疆史地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等不同称呼的出现，虽然体现着不同学科学者认识上的差异，但中国边疆研究包括基础（历史）研究和中国边疆应用（现实）研究则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而构建完善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应该依托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尤其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笔者曾经把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容概括为中国边疆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阐述、以“历代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天下秩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治边思想与实践、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等八个方面。相关话语体系的建设都非一个学科学者的努力所能够完成，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这是由中国边疆这一研究对象的内涵所决定的。近年来，除历史学、民族学外，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安全学、法学、边防学以及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积极参与中国边疆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大有成为冷门绝学中的热门研究领域的趋势。不过，随着不同学科学者介入中国边疆研究，不同学科学者多从自己学科的角度试图将中国边疆设计为其学科的二级学科，这也是上述不同称呼出现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多学科学者的积极参与似乎并没有让中国边疆研究向多学科交叉或交融的方向发展，反而呈现一种被解构的发展趋势，因此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似乎需要对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或交融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多学科交叉或交融视域下的中国边疆研究，不是将中国边疆分解并纳入众多不同的相关学科分别进行研究，而是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边疆这一个具体对象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结论呈现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特点。
总之，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中国边疆研究提出的时代要求。中国边疆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超越以往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新观念，在多学科交叉或交融的视野下，深化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五个共同”历史观的指导下构建起完善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助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李大龙，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突厥学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