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通过向社会领域的入侵，通过对异域的“去领土化”不断开启新一轮的资本原始积累，延缓资本内在矛盾的爆发。资本主义以“公理化”的形式在社会领域、公共事业等新空间不断蔓延和“殖民”，推动了资本的虚拟化、投机化扩张，促使主体进一步陷入资本主义话语当中，从而构建起资本更为抽象的统治。作为理论反映，“法国理论”的众思想家在吸纳马克思政治批判思想的过程中，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质，分析了资本主义得以持存的具体历史契机。在此视域下，资本主义已然从生产方式延伸为“公理化”形式，渗透到直接商品生产之外的各领域，从而进一步衍化出思维形式或欲望形式，并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要素或被动或主动地共同支撑着已然出现裂缝的结构。面对资本主义的“公理化”问题，社会发展需要一方面谨防公共财富和社会领域被全面私有化和货币化，另一方面需要构建可见而有序的集体未来愿景，充分动员个体主体与集体事业相契合。
关键词：资本论；马克思；法国理论；资本主义话语
20世纪70年代之后，作为一种反思现代性的思潮，以差异性、多元性、解构性为特质的“法国理论”，由美国知识界重新精心包装和打造，并推向全球学术界。在此发展过程中，“法国理论”已然被标为大写的独立术语“French Theory”，进入到不同的思想史叙事当中，并被关联到后殖民、后现代等激进话语之中。以福柯、德勒兹、拉康、利奥塔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的众思想家的理论，不断为当代西方激进理论提供动力和资源，并影响着全球文化，逐步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占据重要位置。然而，一个基础性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即“法国理论”的生成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发展与转型在理论上的反映。正是在反思当代资本主义所进一步加深的现代性困境的过程中，德勒兹和加塔里、利奥塔、鲍德里亚、拉康等“法国理论”代表人物纷纷在政治批判层面开启了与马克思的对话，进而构建起新的反思资本主义乃至现代性的路径。在此维度，“法国理论”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型作为研究的契机，吸纳了马克思政治批判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的“公理化”趋势和效应展开了反思。本文将基于对“法国理论”这种反思路径的考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型积累模式的特质以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对策。
一、“原始积累的不断再生”：资本主义“公理化”的生成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状况不断加剧，资本过度积累的征兆出现于社会各领域。这预示着一场波及全球的“滞胀”危机即将在20世纪70年代来临。20世纪70年代后，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调整，“法国理论”各思想家引入了马克思政治批判维度，反思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持存形式。这为他们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探究主体的存在方式奠定了基础。其中，“法国理论”的代表人物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写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直接回应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下依然可以延续其持存？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在资本的内在界限中，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断发生位移。”（Deleuze and Guattari,p.273）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谈到了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58-268页）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应该重新理解马克思关于趋势的反作用的观点，这涉及了资本主义的“外部界限”。（Deleuze and Guattari,p.292）在他们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在面对其内在界限时会通过向外转移矛盾而延续其持存，其机制表现为：“资本主义不断将外部吸纳到其内部，并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范围。资本用一只手对外部进行解码，又用另一只手对其进行公理化。”（ibid.）
在此，“公理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甚至可以不顾直接商品过程（G-W-G′）而直接追求货币的增殖（G-G′）。在追逐G-G′的过程中，资本主义首先通过“去领土化”让货币秩序成为社会的支配性秩序，然后让这个“去领土化”的空间成为资本实现G-G′的空间，后者是资本主义的“再领土化”的过程。具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向外“位移”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构建“中心-外围”结构。通过引述萨米尔·阿明的观点，德勒兹和加塔里指出，资本积累从“中心”蔓延到“外围”，即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从而构建了一架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机器。（cf.ibid., p.274）在此状况下，尽管资本在“中心”处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倾向，但却在“外围”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获得了巨大的剩余价值，保障了总体利润率的增长。剩余价值生产被转移到了“外围”，与此同时，资本却在“中心”处畸形膨胀。（cf.Deleuze and Guattari, p.275）
第二，推动公共领域的私有化。通过引述亨利·列斐伏尔的理论，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是将其价值增殖的逻辑延伸到公共领域。他们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公理化”，进而指出，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密集地将生产器官纳入到“公理化”体系中，相反它只需要不断将公共领域私有化就能维系其“公理化”体系。（ibid., pp.298-299）
实际上，无论是向“外围”国家还是向公共领域扩散，当代资本主义都是在推动新一轮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正如《资本论》所再现的，资本在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将生产资料私有化使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20世纪70年代以来，私有化进程进一步从生产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社会各要素也同生产资料一样归资本所有。值得一提的是，“分离关系”恰恰是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们认为：“分离关系是资本主义最为基本的现象。”（Deleuze and Guattari, p.270）例如，在“中心-外围”结构方面，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再生产环节从劳动的解码之流与生产的解码之流之间的分离关系中提取属人的剩余价值，并从中心向四周移动，同时在中心处保留巨大的剩余区域”（ibid.,p.282）。德勒兹和加塔里进一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一个关键变迁在于它还推动了社会领域各要素的所有权和劳动者的分离。在此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将处于资本外部的要素私有化，对外部的要素的秩序进行解码，从而不断扩大“分离关系”的领域。德勒兹和加塔里形象地将此过程比喻为资本的“精神分裂”，后者是资本主义的外部界限：“关于资本主义，我们同时断言它既没有一个外部界限，又有一个外部界限：其界限便是精神分裂，即流的绝对解码；然而，资本主义唯有通过不断推迟并驱除这一界限才得以运转。”（ibid., p.297）
对于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原始积累进程，“法国理论”另一位代表人物利奥塔在《力比多》中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征服者，而征服者是一个怪物，一个半人马：它的前肢以复制商品标准法则下的受控变形系统为生，它的后肢以掠夺过度兴奋的能量为生。”（Lyotard, p.253）无论是德勒兹、加塔里还是利奥塔，他们都指认了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发动新的私有化进程，使其扩大到社会各领域，缓解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可见，当代资本主义一方面延续既有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另一方面凭借显性或隐性的暴力推动社会各领域的私有化进程，从而扩大了资本积累的空间。资本通过新一轮的原始积累“位移”其限度。在此意义上，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原始积累绝非仅发生于资本主义诞生之初的一次性事件，而是持续存在且不断自我再生产的恒常过程。”（Deleuze and Guattari, p.275）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深入，资本主义不断推动一轮又一轮的原始积累。与此同时，当资本在社会领域制造分离，资本实际上是转向在商品生产之外寻求积累的可能性。德勒兹和加塔里将这种模式及其效应称为“公理化”：“对资本主义而言，问题在于将精神分裂症的负荷和能量纳入全球化的公理体系，该公理体系总是以新的内部界限对抗解码之流的革命性力量。”（ibid, pp.292-293）
在资本主义推动“公理化”的过程中，资本一方面解构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使其成为资本可操控的“流”，另一方面将新的“流”融入其增殖的轨道中，因此,“通过资本主义，流的解码化与公理化是同时展开的”（ibid.,p.293）。在此过程中，一种重要的变迁是，资本不必投资于商品生成环节以寻求增殖（G-W-G′），它座架于社会各个领域而试图在非生产环节寻找实现“增殖”公理（G-G′）的可能性。用德勒兹和加塔里的话说，资本主义的“公理化”不必借助于各种生产的机器，它可以通过“连结”各种社会机器实现自身。资本的这种脱离商品生产的积累模式恰恰印证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判断：“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67-68页）
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恰恰实践了“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的增殖形式，资本增殖领域从生产的形式扩大为“公理化”系统，这恰恰是今天发展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境遇。尽管“公理化”并非“法国理论”的思想家们共享的概念，但它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却是他们共同面对和试图回应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表现为资本主义将支配空间从直接的商品生产领域蔓延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从而发动和维系了新型的资本积累方式。例如，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所发动的新一轮原始积累，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将当代资本的“投资”比作“包围”，它在社会领域蔓延，进而将劳动者的生产外的生活（再生产）空间也包围了起来。他指出：“资本可能扎根在‘生产性’之外的其他东西中，也许恰好扎根在掏空了生产性的劳动中，扎根在‘非生产性’劳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扎根在被中和的劳动中，资本正是在这种劳动中挫败了‘生产性’劳动所具有的危险的确定性，并且开始确立自己真实的统治，不再仅仅统治劳动，而且统治全社会。”（波德里亚，第20页）换言之，有别于传统的观点，资本并没有因非生产时间的溢出而走向其界限，相反，资本进一步将非生产时间也纳入到其“公理”当中，反而加深了资本的统治。
在此，资本主义对于社会领域的入侵是一个关键的契机。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德勒兹与加塔里引入了一个概念：“社会机体”（le socius）。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有机的身体，它会因为其中的主导性因素变迁而变成不同的身体：“社会机体可能是大地的身体、专制的身体、资本的身体。”（Deleuze and Guattari, p.16）伴随着资本对于社会领域的入侵，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的区分变得模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平滑的“社会机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性差异在表象上被资本弥合为增殖的同一性。对此，德勒兹和加塔里又引入了“欲望生产”的概念。“欲望生产”可以座架商品生产，但它不同于商品生产，它可以不创造物质产品，它只连结。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深入，资本在社会领域不断连结不同的社会机器，而不一定参与商品生产，鲍德里亚将这种资本存续的状态称为“跨”的状态。
在此过程中，资本追逐增殖而非生产的本质彻底暴露，它开始走向一个“无器官身体”，开始脱离各种生产的机器而成为纯粹追逐增殖的“公理”。作为理论效应，正如福柯所看到的，“资本被定义为使未来收益成为可能的东西”（福柯，第295页）。在此基础上，大量不从事直接商品生产却服务于资本的劳动也在社会领域涌现，这种劳动是“‘欲望生产’中的连结性‘劳动’，它将能量的一部分转变为析取的铭刻的能量”（Deleuze and Guattari, p.19）。
伴随着资本主义向社会领域的蔓延，资本主义将生产维度和社会维度折叠在了一个平面，并最终表现为某种货币的量。作为资本主义实践的结果，立体的社会变成了一张被货币铭刻的表面。在此过程中，层次多元、丰富多彩的社会实际上都在一个被资本编码的货币化表面之上。各种社会要素及其秩序被货币之“流”解码，资本的“去领土化”进程从生产扩大到社会乃至文化空间，这在德勒兹和加塔里看来是一种资本的“精神分裂”状态。资本作为逻辑、作为“公理”、作为“无器官身体”将生产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各个要素吸纳到它自身的同一个货币化的表面，并通过对表面的折叠刻意制造匮乏和过剩，致使主体被吸纳到表面化的结构当中，甚至拜倒在其下。社会现象层面上牵动人心的奇观背后的隐秘不过是资本所折叠的莫比乌斯带的效应，莫比乌斯带的背面和正面都在同一平面。正是在此意义上，“法国理论”的代表利奥塔、鲍德里亚等，同德勒兹和加塔里一样都将“表面”作为比“本质”更为深刻地体现社会现实的层面。正如利奥塔所指出的：“值得反复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认真对待这层身体的表皮，正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说：在力比多经济中，从里到外都只有表皮，只有一个表面，没有机械，只有单面，力比多的身体是一条莫比乌斯带，而像介子这样的装置并不是来自舞台下方或后台的机械，相反，它控制着力比多冲动在身体带上的某些实例，控制着某些区域的阻隔和排斥。”（Lyotard, p.190）
表面化的进程破坏着既有的立体的社会结构，随之被破坏的还有对抗既有社会结构的社会反抗性力量。反抗性的力量和它所反抗的对象共同被纳入到同一个平面，同一个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伴随着资本主义“公理化”的发展，资本的投机性和掠夺性进一步加剧，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与个体的运转，“法国理论”对这些由资本主义“公理化”所带来的效应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反思。
二、走向非生产性的投机和掠夺：资本主义“公理化”的蔓延
伴随着资本主义所推动的新一轮原始积累的扩大，生产、社会等领域的私有化进一步加深，货币开始不断涌入过去未被货币化的领域（包括公共性、个体性的空间），货币也由此不断倍增。这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在生产之外获得货币“增殖”，在投机和掠夺中实现“公理化”创造了条件。对此，“法国理论”的思想家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下的货币化和金融化实践的分析，呈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公理化”扩张的腐朽性，进而也为理解当代主体的存在困境提供了一种现实的视角。利奥塔在《力比多》中着重分析了这种货币化背后的实质：“货币的倍增并不源于它们的生产性，也不源于它们的面值转化为生产性商品，因而也不源于它们的投资；它只是财富在流通的一极集中，从另一极窃取；它只是横扫、耗尽表面的运动。这些运动摆脱了所有再生产消费的束缚；它们使消散其覆盖的表面成为可能。”（Lyotard, p.286）
在此，关键的一点是，货币作为价值表现与价值及其背后的劳动脱钩。伴随着公共领域等方面私有化的扩大，大量具有货币表现却并不包含新追加劳动的对象进入市场，这进一步为资本在商品生产之外寻求“增殖”的可能性提供了契机。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所指认的，“货币之流是完美的精神分裂化的现实，但它只存在于内在公理化之中并发挥效用，这种内在的公理化谋害、遗弃了现实。”（Deleuze and Guattari, p.293）劳动对象和非劳动对象都被纳入货币量化的空间，大量货币因而实际上是并无价值实体的价值形式。
面对这种现实，鲍德里亚认为，摧毁古典政治的劳动价值论的不是批判性的理论，而是资本本身。（参见波德里亚，第7页）伴随着资本脱离商品生产劳动领域，大量“无价值的价格”（脱离劳动的货币表现）涌现于市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的“抽象的统治”。资产阶级的谬误恰恰是对于这种当代资本的现实的抽象、现实的颠倒的镜像反映。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看，资本主义家将经济描述成持续的‘货币化’的状态并没有错，好像总需要依据供需关系从外部向经济注入货币一样。”（Deleuze and Guattari, p.284）换言之，资产阶级的货币-物化意识所反映的恰恰是当代资本所推动的“万物货币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历程加深了社会的流动性、不确定性：“生产内容的所有目的性都被摧毁了，这使得生产可以像代码一样运转，比如像货币符号一样逃进无限的投机中,脱离生产真实的参照，甚至脱离金本位制的参照。货币与符号的浮动、‘需求’与生产目的性的浮动、劳动本身的浮动——所有这些词项都可以相互替换，它们带来了无边无际的投机和通胀”。（波德里亚，第4页）
然而，这种货币化与商品生产的脱钩还不是资本发展趋势的尽头。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进一步使得货币与现实脱钩，而与虚拟资本领域、信用投机领域挂钩。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所预见到的，“近年来货币的变迁、美元地位的变化、资本运动的短期化、货币的浮动化、金融形态的变化、信贷及其权益的变化以及投机，都在指引着解码之流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对于所有符码都有很好的胃口，但这却是一个破坏性的、并且是带有死亡气息的胃口。”（Deleuze and Guattari, p.291）作为其结果，“除了等价形式之外，货币已没有其他功能”（ibid., p.297）。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虚拟化扩张，鲍德里亚主要聚焦由（信用）货币与现实脱钩所带来的社会的不确定性效应。他认为，“货币符号与一切社会生产分离：于是货币符号进入投机和无限的通胀。通胀与货币的关系相当于工资攀升与劳动力出售的关系（相当于增长与生产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相同的脱节造成了相同的超速运行和相同的潜在危机。”（波德里亚，第28页）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以被他称为“超经济”的投机经济（参见鲍德里亚、帕蒂，第3页）为依据，论证当前的现代性进入了“超现代性”的赘生、延宕状态。在《临界》中，鲍德里亚认为：“经济的不稳定性：通过一种恶化的拟真——资本流动的拟真，非实体的投机经济代替了实体经济，从而覆盖或贬低了实体经济。在这里，虚拟经济既不真也不假，没有对立面。正是由于否定自身的规则和目的，它才变得无懈可击，变得抑制实体经济，变得完全自主。但是，它并不能抵御它所产生的病毒，作为一种彻底的自给自足、‘超经济的’免疫力的结果，它正在获得自身的免疫，从而成为另一种病理学的牺牲品。”（鲍德里亚、帕蒂，第133页）
对于资本的虚拟化和投机化发展趋势，鲍德里亚保持着一种暧昧和嘲讽的态度：一方面，社会经济在资本的虚拟化和投机化发展趋势下朝着一种“非生产”的方向前进，这进一步凸显了资本主义的荒诞和不合时宜；但是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野蛮生长却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资本主义，使其免受生产过剩的困扰，社会并未朝向新的社会形态迈进，而是在既有的形态下以赘生的方式蹒跚前行。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认为的当前时代的特质：一方面，既有的社会形式已然包容不了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社会又苦于找不到替代的社会形式而处于既有社会形式的临界点上徘徊，于是到处都呈现出臃肿、疣赘的状态。
在当代金融实践中，资本通过创造债务的方式将社会未来创造财富的可能性纳入资本的领域，从而派生出巨量的货币。正如利奥塔所指认的，“债权人可以购买未来。”（Lyotard, p.270）由于银行掌握了创造债务的权力，它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货币增长的节奏；对此，德勒兹和加塔里指出，“无限的债务之流：瞬时的创造性之流——银行自发地将其创造为对自身的负债，这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并非转移既有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而是在平滑的身体的一端凿刻出否定的货币（债务被记录为银行负债），并在另一端投放肯定的货币（建基于银行之上的对生产性经济的债权）。这种‘具有突变力的流’不进入收入之中，亦非为购买而存在，它是纯粹的流动资产，是非占有、非财富”（Deleuze and Guattari, p.282）。换言之，当银行创造债务的节奏与扩大再生产的节奏配适，债务调动着生产的发展，并可以根据理性的计算由未来的生产成果偿还，因而“金融之流是资本强大的符号”（ibid., p.271），是“直接的经济之力”（ibid., p.297）。
然而，当银行走向非理性地创造远超于扩大再生产节奏的债务，债务成为永远无法偿还的恶债，它就变成了金融资本掠夺自然、社会资源的工具。在当代，金融异化为支撑资本主义“公理化”体系的工具。利奥塔指出，“华尔街在战后以金融手段低利率收购了美国的铁路等公共服务事业。借此，华尔街追求信托资本的快速收益，而不是在工业利润中谋取利息。以借贷资本购置房地产并出租，这形成了一种高度灵活的投资。”（Lyotard, pp.279-280）在此实践中，金融资本通过创造信用掠夺社会资产，它们并不是将资产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投机以获得更高收益，这恰恰是资本的“公理化”（G-G′）在直接商品生产之外，在资产投机中实现的路径。在股票市场中，金融资本则通过不断制造“公理化”（G-G′）的可能性而吸引所谓的投资。利奥塔认为，“股票交易根本不是投资，它是一个战场，一个通过买和卖而征服的领域。老练的货币交易与生产无关，而与掠夺相关。”（ibid., p.271）在此条件下，所谓的金融投资不是以股票或债券所代表的再生产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它们在股票市场上提供的潜在利润为基础；有关证券不被视为生产资料的标志，而是被视为仅仅通过交易就会增值或贬值的东西。
由此可见，伴随着金融资本及其市场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在新的领域为其“公理化”体系找寻到了支撑体系的支点。尽管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实体经济，但是这却是以牺牲现实的再生产乃至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与此同时，在金融投机领域，所谓的“公理化”（G-G′）的实现并不建基于现实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指出，在信用投机过程中，“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98页）。在这种投机和赌博中，脱离现实再生产过程的大资本所有者（“鲨鱼”和“狼”）的收益并不是源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源于对小资本家（“小鱼”和“羊”）所剥夺和占有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吞并。利奥塔在《力比多》中基于当代资本的发展延伸了这一论述，他认为，金融投机资本的“这种掠夺的结果是恶的无限性，它所掠夺的东西一去不复返，只能导致生产体系的枯竭。消耗性的囤积在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之间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Lyotard, p.273）。在资本主义这种“公理化”的发展模式下，资本可以脱离“生产-消费”的再生产轨道实现G-G′，它通过吸收在再生产体系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获利。资本主义“公理化”的生成与蔓延为主体构筑了一个坚实却虚幻的话语网络，它致使主体愈发丧失抵抗这一暴力性体系的热情，为资本主义的延宕提供了条件。福柯、拉康、德勒兹等“法国理论”思想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对于个体主体存在状况的反思恰恰是这种资本积累模式变迁在理论上的反映。
三、无意识装置构筑的主体：资本主义“公理化”下的个体存在状况
伴随着资本公理化的蔓延，资本主义“在货币中以抽象量化的公理体系取代了符码的观念，这种公理体系在社会机体的解辖域化运动中越走越远”（Deleuze and Guattari, p.41）。“公理化”逐渐影响到了主体结构的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中介是话语的建构。对此，德勒兹和加塔里用“记录的生产”来分析社会话语的建构：“作为平滑身体的社会体构成了一个表面——全部生产活动得以在此记录，并似乎源自这一记录的表面。”（ibid., p.16）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与资本作为平滑的身体构筑了一个铭刻的抑或记录的表面。作为结果，主体的秩序在铭刻的表面之上被标识出来。（cf. ibid., pp.22-23）在资本主义“公理化”秩序的包围下，个体将自身乃至子女也视为投资的对象，将未来的工资收入视为对自身乃至子女投资的收益。在此秩序下，如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所分析的，劳动者个体行为被理解为可量化的“投资-收益”，这种“人力资本”理论及其传播，正是资本主义“公理化”发展的话语效应。（参见福柯，第284-314页）这种话语构建的结果是当代主体无意识的生成。更进一步，由资本的“公理化”带来的量化与“增殖”的话语甚至渗透到主体的欲望和快感维度，“法国理论”代表人物拉康在1968年后的重要理论转型，正是这种现实状况的理论反映。
具体而言，关于欲望被资本座架的问题，拉康自己也在1968年后对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作出了自我反思。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后，拉康更加自觉地开始展开与马克思的对话，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相关问题展开独特的思考。在第17次研讨班中（1969-1970），拉康引入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他指出，“对象a、剩余快感正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Lacan, 2007, p.20）。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对象a、剩余快感也可以被量化。当代资本主义实践的重要方面恰恰是将主体的欲望和快感也纳入到“公理化”系统，并通过制造匮乏、制造差异不断再造欲望主体。1972年，在米兰大学讲座中，拉康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主义话语”的概念：“危机是公开的（明显的），那并不是主人话语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话语的危机，它是主人话语的替代。我完全不是在告诉你们资本主义话语是腐朽的，恰恰相反，它是非常聪明的。非常聪明，但朝向一种爆裂。毕竟，这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最聪明的话语。但也不影响它走向爆裂。这是因为它是难以维持的。……（资本主义话语是）S1和‘$’之间简单的小小颠倒……它如此足够，因而十分顺利，实际上它已经再好不过了，但它运转得太快，消耗了自身以至耗尽。”（Lacan, 1978, pp.32-55）
在拉康的语境中，$代表在象征秩序中分裂的主体，S1代表主人能指，S2代表知识，a代表对象a。在传统的主人话语下，分裂的主体寓于主人能指之下，依靠主人能指作为现实中的主体言说，这种言说受制于一套由知识体系构建的他者。受到他者的压抑，主体总是会产生某种知识体系无法收编的剩余（对象a），后者成为主人能指进一步需要收编的对象。伴随着资本主义话语的建构，分裂的主体与主人能指的位置颠倒了，分裂的主体站在了前台且不诉诸他者以求自身的完满。相反，它直接与寓于其下的主人能指相连，而主人能指在资本主义话语下可以打通知识、对象a和分裂的主体之间的壁垒，使得分裂的主体在一个想象的闭环实现自身。在资本主义话语下，主人能指正是被资本“公理化”赋权的市场和货币（作为市场中的通行证）。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所指认的，在资本“公理化”体系下，“货币与市场是资本主义真正的警察”（Deleuze and Guattari, p.284）。拉康在第17次研讨班中也谈到：“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话语与主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市场与主人能指相联系，谴责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Lacan, 2007, p.92）作为主人能指的市场和货币直接联通了知识与欲望对象成因（对象a），使得分裂的主体足以在资本主义“公理化”系统中获得想象性的自足。
若要使得市场和货币足以覆盖主体的欲望建构，资本还需要不断制造欲望对象成因（对象a），不断制造欲望的匮乏。与之相关，在论述对于主体的建构时，德勒兹和加塔里否认了既有精神分析（包括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匮乏性起源”假设，他们认为欲望并非起源于匮乏，它是生产性的并与社会生产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对于欲望生产的建构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进一步凸显，资本以市场为基底，通过连结、操控不同领域的机器操纵欲望。德勒兹和加塔里由此指出：“匮乏从不是第一性的。生产从来不是根据先在的匮乏来组织的，反而是匮乏依据既有的生产组织来安插自身、形成液泡、自我蔓延。在市场经济中制造空缺是统治阶级的艺术：它在丰富的生产之中安排了某种匮乏，使所有欲望倾倒于对匮乏的巨大恐惧之中，使对象依赖于一种真实的生产，这种生产被假定为是欲望之外的（即是理性的要求），而欲望的生产则进入幻想的层面（除了幻想之外别无他物）。”（Deleuze and Guattari, pp.35-36）利奥塔将这种无意识装置称为“力比多装置”。在此装置的运作下，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匮乏维系人们对它的虔诚。（cf.Lyotard, p.14）鲍德里亚具体关注了资本制造匮乏的手段，即差异性的生产，这构成了其作品《消费社会》《符号政治批判》思考的主题。资本主义话语下的主体在此获得了一种想象中的自足，一种排除了他者依然能自如地生活的幻想，一种可以用自己的逻辑支配、涵盖对象的“操作感”（Lacan, 2007, p.160）。人工制造的对象a与其说是剩余快感，不如说是剩余快感的模拟。主体从中获得的，也不是在他者存在的缝隙中寻得的越轨的快感，而是在科学技术加成下的“操作感”。
在资本主义“公理化”体系下，一种自恋式的唯我主义自我成了当代普遍的想象。当他者被货币不断架空，一种建立于货币的“公理化”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升级到了更极致的阶段。主体在其中想象自身生活在一个不受他者干预的封闭时间性想象中，集体时间性想象在此进一步衰落。与此同时，主体在此体系下形成了一种拒斥象征-他者压抑的机制，他们借助资本主义所构建的“主人能指”，直达逾越性的快感享受。然而，个体在资本主义构筑的无意识装置中终究无法遭遇真实的他者，以他者作为动力的欲望过程因而也难以维系。个体持续沉溺于自身封闭空间的虚拟享乐，这将使个体的欲望消耗殆尽。受此影响，主体对于作为他者的“公理化”体系也将逐渐失去超越的欲望。
四、结语
生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理论”尽管以差异性、多元性等特质闻名于世，但其回应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的转型息息相关。面对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迁，“法国理论”的众思想家尽管使用的概念并不统一，但他们都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朝向“公理化”发展这个现实的问题。为维系“公理化”发展，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去领土化”，通过向社会领域入侵，不断开启新一轮的资本原始积累。受此影响，直接商品生产之外的社会公共领域也逐渐成了私有化、货币化的空间，成了资本追逐G-G′的“公理化”场域。在此基础上，货币一步步走向了脱离生产劳动的轨迹。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和掠夺性蕴含着不断发生更大危机的可能性。伴随着资本主义“公理化”的蔓延，主体逐渐陷入由“公理化”体系构筑好的话语体系。在资本主义话语中，主体对于体系的逾越的冲动也被归入设定的轨道中。
总体而言，“法国理论”在吸纳马克思政治批判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质，分析了资本主义得以持存的具体历史条件。其中，重要的契机正是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今天依然至关重要。第一，资本主义通过构建“中心-外围”体系不断剥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盘剥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剩余价值。第二，资本主义将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私有化，致使社会领域不断被货币化并不断成为资本占有超额利润的空间。第三，资本主义不断推动资本的虚拟化扩张，并依靠金融霸权支配当下和未来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公共财富。依靠在这三方面的发展，资本主义逐渐构建起庞大的“公理化”体系进而笼罩了主体的空间。
在此空间下，被资本批量生产出来的欲望对象越过了象征秩序的空间，它可以被主体凭借货币而非语言交换得到。在资本主义秩序下，主体难以在稳固的文化结构中找到可以长期认同的世界图景和未来愿景，沉沦于个体的自恋性想象成为他们获得自身一致性的无奈之举。但是，由于欲望对象的生成也被资本支配，主体想像性的内在堡垒也被侵蚀。在此困境中，主体持续依靠被资本批量生产的欲望对象维系自身的一致性，从而成为缺乏自我规定性的孤独个体。于是，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的“公理化”实践加固了市场与货币的支配性作用，并将主体的幻象框架的生成也纳入到资本主义控制的领域，调动着主体的生产；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话语生产结果的主体反过来又以其个体性的实践无意识地支撑着资本主义“公理化”系统的运行。
然而，资本主义在此状态下依靠的是投机性和掠夺性的方式来维系其暂时的持存。这种方式一方面牺牲了劳动者享受社会公共资源的权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挤压了社会消费力，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与此同时，正如“法国理论”所指认的，资本主义“公理化”致使个体沉溺于封闭的资本主义话语，从而使个体的超越他者的欲望逐渐消耗殆尽，社会动员也变得愈发困难。面对资本主义的“公理化”问题，社会发展需要一方面建立自主可控的生产体系，谨防公共财富和社会领域被全面私有化和货币化，另一方面需要构建可见、有序、有保障的集体未来愿景，从而充分动员个体主体与集体事业相契合，推动社会财富的增进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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