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保守主义的观念转变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新右翼运动，但以特朗普和万斯等新一批右翼政客崛起为标志，这一变革从思想领域正式延伸至政治实践层面，深刻重构了美国政治格局。相较于传统新右翼，当代新右翼与特朗普及“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表现出反民主、反体制、反“觉醒主义”和反移民等鲜明特征，其思想基础主要源于克莱蒙特学派、后自由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三大流派。当代新右翼运动的政治诉求涵盖移民、外交和文化等六大领域，其兴起显著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同时也推动了美国外交战略的内向化趋势，促使其政策重心转向国内事务，减少全球介入。
关键词：美国新右翼 特朗普 克莱蒙特学派 后自由主义 民族保守主义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至少经历了三次被广泛称为新右翼的政治运动。第一代新右翼由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以及保守派学生团体主导，倡导右派自由主义、反共主义，并强调社会价值观。第二代新右翼的代表人物包括罗纳德·里根、杰里·法尔韦尔（Jerry Falwell）以及布什父子，他们更加强调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理念。这些新右翼运动在基调与表现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乃至人员构成方面却展现出相当程度的重叠，而且每一代新右翼运动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隐性或显性的白人至上主义反动思潮的影响。在特朗普时代来临之后，一个由保守派思想家、记者、出版社和智库组成的松散联盟，在新右翼的旗帜下正加速崛起。与传统新右翼不同，当代新右翼的形成和发展与特朗普及“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存在紧密关系，表现出反民主、反体制、反“觉醒主义”和反移民的特征。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启，当代新右翼在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的领导下正进一步崛起，并对美国的内部政治生态和外交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美国当代新右翼的思想溯源
从历史视角看,美国传统新右翼运动常与保罗·戈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梅尔·布拉德福德(Mel Bradford)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等“旧保守派”关联，强调传统主义、质疑“集权体制”并反对现代保守主义的进步倾向。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失衡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美国国内出现了众多不同以往的新右翼思想流派。其中，克莱蒙特学派（The Claremont）、后自由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这三大思想流派对当代新右翼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克莱蒙特学派
在美国，克莱蒙特学派亦被称为“西海岸施特劳斯学派”，其成员主要聚集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普兰的克莱蒙特研究所。从核心思想来看，克莱蒙特学派强调捍卫《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原初理念”，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背离了这些根基；批评自20世纪以来的“新政”及其后续的进步主义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削弱了美国的个人自由和宪政传统，并助长了集权化的“大政府”倾向；沿用施特劳斯的方法论，强调通过回归古典美德和自然法则，修正美国政治对“原初理念”的偏离。尽管该学派的研究人员持有多种政治立场，但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在“进步时代”逐步偏离了其建国理念。这一现象主要源于政府官僚化的加剧、公众对“自然法”原则信仰的弱化，以及“道德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在特朗普时代，克莱蒙特学派的许多学者成为新右翼和“特朗普主义”的重要代言人，包括约翰·伊斯特曼（John Eastman）、查尔斯·考赫（Charles Kesler）和麦克·安东（Michael Anton）等。
克莱蒙特学派对美国当代新右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供思想框架。克莱蒙特学派构建了一个批判进步主义并捍卫美国建国精神的思想框架，这与当代新右翼的文化保守主义议程高度契合。当代新右翼不仅将克莱蒙特学派对自然权利和“美国例外论”的强调转化为反对“觉醒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政治语言，还将其学派主张的“宪政民族主义”作为“美国优先”议程的理论依据。二是塑造政治话语。克莱蒙特学派对美国宪政的解读为当代新右翼构建了一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政治话语。该学派将当前美国的文化危机和政治分裂归结于对建国精神的背离，而当代新右翼的目标正是复兴这一传统。三是推动政治行动。克莱蒙特学派不仅是理论探讨者，也是积极的政治行动者，他们广泛参与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其中，许多克莱蒙特学派的学者直接加入当代新右翼的智库和政策研究中心，为其文化与政治斗争提供了实用化的建议。
（二）后自由主义思潮
后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且与格拉登·帕平（Gladden Pappin）所称的“防御性基督教”密切相关。后自由主义思潮在哲学上与施特劳斯主义存在显著差异，更适合作为一种具有天主教背景的“社群主义”来理解。后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提出了独特的批评，强调共同利益是纠正自由主义固有缺陷的关键。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已经同以最大限度扩大个人自主权为核心目标的政治工程联合起来。因此，自由主义秩序逐步失去了培育社会结构所需社群资源的能力，导致其宣称捍卫的价值观受到侵蚀。值得注意的是，后自由主义者并未成立正式的研究机构，而是通过媒体在思想界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包括2017年创刊的《美国事务》杂志和2022年创刊的《康帕克特》（Compact）杂志。
后自由主义思潮对美国当代新右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重组意识形态基础。后自由主义思潮对当代新右翼的反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立场产生了直接影响。当代新右翼以“美国优先”理念为核心，主张通过保护主义政策捍卫国内产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并强调要将经济政策与道德目标相结合，通过限制移民来保护传统文化共同体，这与后自由主义思潮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批判高度契合。二是复兴文化保守主义。后自由主义思潮对自由主义文化的批判促使当代新右翼强化了对“觉醒文化”的反对。当代新右翼强调传统家庭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批评性别平等、性少数群体权利等议题的“过度政治化”。他们将“文化战争”作为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策略，通过反对左翼文化议程吸引中下层选民。三是借助宗教重建道德秩序。后自由主义思潮高度重视宗教在社会秩序塑造中的作用，这在当代新右翼的政治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强调基督教在美国建国精神中的核心地位，主张将宗教价值融入政策议程，如反对堕胎和支持私立宗教学校。四是推动“信仰政治”与“反建制主义”。后自由主义思潮质疑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如原旨主义、联邦主义和言论自由），主张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来推行其所理解的“共善”，从而重塑社会秩序。这种思维影响了当代新右翼的“反建制”立场。他们不但反对华盛顿的传统政治精英，主张将政治权力下放至地方共同体，而且批评全球化精英，如科技公司和跨国组织，强化了民粹主义话语。
（三）民族保守主义思潮
自2016年以来，随着MAGA运动的深入发展，众多保守派人士试图为其披上思想外衣，其中民族主义成为该运动的核心思想来源。当代新右翼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建立在19世纪由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开创的“与生俱来文化”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民族应该建立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身份认同之上。因此，民族保守主义思潮通常强调保护国家的民族特性、文化认同和传统价值，倡导强化国家主权、限制移民并恢复“传统美国”身份等理念。2019年7月14日，首届民族保守主义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该会议旨在从多个视角出发构建一套切实可行且逻辑严密的意识形态框架，从而实现对“特朗普主义”的系统化建构。民族保守主义可被视为一种“后民粹主义”现象。在过去十年中，民粹主义势力从内部渗透并接管了共和党这一传统意义上由自由主义主导的政党，或至少对其发展方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固然，民族保守主义并未对新自由主义中关于资本积累和吸引投资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但它强调国家应该在实现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主权以及维护民族特性和文化偏好等方面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与地缘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民族保守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地域化重构，并依托新型民族屏障加以巩固。这些屏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相关社会群体在受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价值观双重约束的同时，被持续动员以对抗国内外精英阶层以及种族和民族意义上的“他者”。
民族保守主义思潮以文化本位论、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基督教传统的继承为核心思想基础，对当代新右翼的崛起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民族保守主义思潮对文化的强调是当代新右翼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民族保守主义极力强调家庭、宗教和传统道德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政治立场显然体现了这一思想：他不仅主张恢复传统家庭价值观并强化基督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也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等议题，认为这些现象危及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和稳定。正因如此，万斯及其支持者主张通过激进改革重塑美国社会秩序，以应对他所谓的“美国文明衰落”。第二，民族保守主义思潮批评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对本土经济的侵蚀。基于这一思想，当代新右翼支持积极的反垄断执法，旨在防止垄断行为并推动公平竞争。同时，当代新右翼主张增加企业税，以削弱大企业的权力，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利用市场力量压制保守派、伤害工人和儿童的科技公司。第三，民族保守主义思潮主张限制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认为外来文化对美国的社会稳定构成了冲击。对此，当代新右翼运动积极推动严格的移民政策，通过强化边界控制、改革公民身份法等措施减少非法移民的流入，并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本土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二、美国当代新右翼的政治诉求及其政治行动
作为目前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当代新右翼将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的经验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结合，提出“文化战争就是阶级战争”的独特叙事，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行动，对当代美国政局乃至全球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诉求
美国当代新右翼的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其成员既涵盖了副总统万斯、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等政治人物，也包括了自称新君主主义者、技术自由主义者和右翼马克思主义者的群体。其中，作为当代新右翼运动的核心人物，万斯身上呈现出诸多新右翼的典型特质：笃信天主教、思维冷静理性、对精英阶层持批判态度（同时在上流社会中站稳脚跟），并且擅长运用保守派“反革命”的话语体系。在参议院，他积极倡导一套独特的新右翼立法议程，摒弃了共和党传统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小政府自由意志主义和对外政策干涉主义，转而支持一种融合了经济民粹主义、极端传统主义、社会保守主义，以及更为克制的对外政策的治理理念。当选副总统后，万斯将新右翼理念进一步融入共和党主流政治，推动理念向实践的转换。当代新右翼运动的核心理念认为，美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自由派精英的过度影响，这些精英深深渗透于联邦政府、新闻媒体、影视娱乐、大型企业和高等教育等领域。新右翼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怀旧倾向，向往一个权力分散、以小城镇为主导的理想化美国社会。这一理念借鉴了对万斯产生深远影响的圣母大学学者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所提出的“门廊共和国”（Front Porch Republic）概念。在该构想中，优质工作机会广泛存在，宗教信仰被视为社会结构的基石。
基于其政治理念，当代新右翼的政治诉求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改革美国的移民体系。在他们看来，移民政策的制定直接关乎美国未来发展方向，必须以本土劳动者的核心利益为出发点，而非单纯偏重于外国公民的权益。因此，美国应强化边境管控措施，有效遏制非法移民现象，从源头上维护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同时，科学合理地调控外国劳工的引进规模，平衡劳动力供需关系，避免对本土就业市场和薪资水平造成不利影响。二是聚焦“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在当代新右翼看来，美国在过去30年里参与了多次无益的国际冲突。未来，美国政府应尽量避免此类行动，并重新评估美国在诸如北约等国际组织中的角色与定位。此外，对于具有防御条约义务的协议，也必须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其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三是全面消除“觉醒文化”。对于新右翼而言，“觉醒文化”是对美国核心理念的破坏和否定，因此有必要在学校董事会、州议会、公司董事会和大学校园等关键领域采取措施，以纠正和限制“觉醒主义”的影响。四是反对大型企业。当代新右翼将重点转向了经济爱国主义。他们认为，任何向下一代灌输错误价值观的企业，在美国都不应有立足之地。而且，他们主张必须运用国家权力对元宇宙、谷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有效监管，确保这些平台完全遵守言论自由原则。五是支持传统价值观。当代新右翼致力于推动共和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支持家庭的政党，强调要将权力从华盛顿特区的官僚体系和顾问阶层中分散出去，进而赋予美国家庭更多自主权。因此，他们提倡制定并支持有助于已婚夫妇承担生育子女费用和保障子女教育质量的政策。这不仅是道德上的正确选择，还将产生显著的政治效应，吸引关键少数族裔群体从民主党转向新的保守派阵营。六是强调宗教价值。当代新右翼认为，美国的法律体系及其核心特质皆源于开国元勋们传承下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因此，在公共领域复兴基督教信仰对于构建更美好的美国未来至关重要。他们主张必须积极应对由无神论和后现代主义引发的文明倦怠现象，摒弃在性别与堕胎问题上的道德相对主义立场。这意味着对“种族本质主义”的反对，肯定任何种族的个体均不存在与生俱来的错误属性。同时，他们拒绝那种将个体仅仅归结为其所属边缘群体身份的错误交叉性意识形态，并更广泛地捍卫美国历史和西方文明。
（二）政治行动
当代新右翼的代表人物认为，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其政策实施受到了官僚体系的阻碍和华盛顿精英阶层广泛存在的敌意的影响。因此，为了推动特朗普第二任期相关政策议程，当代新右翼提出了两种主要策略，旨在创设新的组织机构的同时，谋取对现有政府机构的主导权。一方面，2020年后，多个与当代新右翼结盟的新组织相继成立。2020年2月，奥伦·卡斯（Oren Cass）创立“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该组织秉持对市场导向的审慎态度，主张政府在经济领域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这在美国保守派中极为罕见。2021年1月，前特朗普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牵头成立“美国复兴中心”。该中心的使命在于重申美国是在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这一共识，强调美国基于其人民、制度和历史所蕴含的独特价值，确保个人能够在公正的法律体系和健康的社区环境中充分享有自由。2月，在时任联邦参议员万斯和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的支持下，沙拉巴·夏尔马（Saurabh Sharma）和尼克·索尔海姆（Nick Solheim）共同创建了“美国时刻”（American Moment）。该组织的使命是识别、培养并认证能够制定和推行支持稳固家庭、主权国家和全民繁荣的公共政策的美国青年领袖，并通过举办专业活动、制作高质量原创内容以及构建广泛的人脉网络，致力于培养能够在政府、企业及公共政策机构中有效落实其核心价值与优先事项的优秀人才。4月，前特朗普政府国内政策委员会代理主任布鲁克·罗林斯（Brooke Rollins）创办了汇聚多位前特朗普政府官员的“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该机构致力于推动和捍卫“美国优先”政策议程，并确保这些政策能够持续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增强国家的繁荣和安全。在其政策手册中，该研究所提议终止向“计划生育协会”提供联邦资金，并规定在进行堕胎手术（包括药物流产）前必须实施强制性超声检查。此外，它力促全美50个州隐蔽携带武器许可证的互认，增加石油产量，推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医疗补助计划的受益人引入工作要求，并在法律上仅承认两种性别。同月，前特朗普助手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成立“美国优先法律”组织，致力于维护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国家边界的完整与主权的稳固、言论和宗教自由、传统价值观与美德、生命的神圣性以及家庭的核心地位，并传承宝贵的法律和宪法遗产。此外，克莱蒙特研究所于2021年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名为“美国生活方式中心”（American Way of Life）的分支机构。这一机构旨在“瓦解和削弱左派权力结构”，并在文化议题上延续了克莱蒙特学派一贯的强硬立场。同年，该中心与“爱达荷自由基金会”合作，共同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深入分析了“社会正义意识形态”在爱达荷州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渗透情况。随后，爱达荷州立法机关决定削减公立大学250万美元的社会正义项目资金，并颁布法规禁止公立教育机构引导学生认同、采纳或遵循与批判性种族理论相关的信条。
另一方面，当代新右翼在多方势力的支持下积极夺取既有权力机构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以实现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显然，当代新右翼的改革主要聚焦于推翻左翼势力的文化议程，恢复美国传统价值观。其中，传统基金会作为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智库，在当代新右翼试图接管建制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组织一直积极参与共和党政府的人事安排，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人事布局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24年大选后，随着万斯当选副总统，以及鲁比奥提名为国务卿，当代新右翼的政治势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当代新右翼的首要代表，万斯对民族主义的公开拥护、对移民问题的强硬立场、对美国卷入乌克兰等外国冲突的强烈反对以及对某些自由民主原则的公开质疑，使得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正日益偏离其轨道，并逐步向当代新右翼的治理理念靠拢。与特朗普更为传统的共和党追随者不同，万斯及其当代新右翼的同僚认为，特朗普只是更广泛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正在重塑美国右翼。如果他们成功，这一变革将很快扩展至整个美国。因此，为了加快这一革命进程，美国当代新右翼正在全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试图向特朗普政府输入大量具有极端右翼思想的行政官员。例如，“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不仅积极为特朗普的政策议程筹谋划策，还不断向其重要部门安插自己人手。新右翼通过对美国国会和司法系统的渗透来巩固其政治权力。特别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新右翼通过推动保守派法官的提名与任命，在美国最高法院及其他联邦法院成功建立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司法力量。这种司法主导权使新右翼能够在堕胎权、枪支管控、移民政策等社会热点问题上推行更为激进的改革。
另需注意的是，在当代新右翼运动中，“科技右翼”的崛起同样引人瞩目。“科技右翼”由硅谷科技精英、技术领袖和风险投资家组成，核心人物包括彼得·蒂尔（Peter Thiel）、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和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等。他们都是所谓的“贝宝黑手党”（Paypal Mafia）成员，且致力于实现去监管化。特别是在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和医疗技术领域，“科技右翼”主张政府应采取灵活的政策，或积极支持行业发展，或完全放手。“科技右翼”与天主教传统保守派虽共同反对自由主义建制，但愿景截然不同：前者主张削弱政府监管，建立技术精英主导的“后民主”秩序——亚文甚至公开鼓吹以君主制取代民主，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预算交给马斯克以加速太空殖民；后者则追求回归宗教道德与传统社区价值观，通过关税保护本土工业、打击精英大学及“觉醒文化”来重建“共善”社会。特朗普巧妙维系了这一脆弱联盟，并在关税政策上同时满足了万斯的“锈带复兴”诉求与马斯克的产业利益，但两者间的根本矛盾日益凸显——德宁批判科技巨头是“掠夺民众财富的寡头”，而亚文则嘲笑传统派“贩卖虚假文化战争”。万斯作为关键纽带（既是德宁门徒，又受硅谷巨擘蒂尔资助）可能决定联盟存续，但其自身政治野心或加剧联盟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目前，特朗普麾下数十位科技行业的领导者以非正式顾问和在任官员的身份参与政府决策。相较于传统商界精英，“科技右翼”展现出更强的政治野心和行动力，蒂尔、马斯克、安德森等人均深度介入特朗普的权力集团，展现了强大的政治议程塑造能力。
三、美国当代新右翼崛起的现实影响
当代新右翼不仅批判脱离实际的官僚体系，还强烈主张通过激进措施实现权力的控制与转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政策正在对国家造成实质性损害，将辛勤工作的美国人的财富转移至华盛顿和华尔街。这一理念正对美国的内政和外交产生重大影响。
其一，加剧共和党内部经济理念的分歧。当代新右翼的经济理念以社会保守主义为核心，主张通过政府干预重塑美国经济结构，以促进传统价值观、保护本土工人和削弱大企业影响力。具体措施包括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反垄断执法、限制科技公司权力、推行保护性关税以及通过税收优惠鼓励生育（如扩大儿童税收抵免）。这些政策明显背离了共和党长期奉行的自由市场原则，如减税和放松管制，因此被部分保守派批评为“反资本主义”或“亲生命社会主义”。尽管当代新右翼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政策上与特朗普基本保持一致，但两者仍存在不小分歧。例如，特朗普仍坚持降低企业税率和延续2017年的税改政策，而万斯则对减税政策持怀疑态度，甚至曾提议对转移就业的企业增税。这种矛盾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包括“美国税务改革组织”的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等共和党传统派担忧万斯的崛起会颠覆党内共识，而部分进步人士则意外赞赏其反垄断立场。此外，万斯与当代新右翼智库“美国指南针”的家奥伦·卡斯（Oren Cass）关系密切，后者公开批评共和党的减税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党内紧张。尽管万斯被塑造成当代新右翼经济思想的旗手，但特朗普仍牢牢掌控政策主导权，其内部团队明确表示“总统将独自制定经济议程”。万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也暗示党内经济路线之争尚未定局。显见，万斯的理念反映了共和党内部民粹派与商业保守派之间的长期矛盾，但其实际政策影响力将取决于特朗普的立场和未来选举结果。最终，万斯的新右翼能否成为主流，不仅关乎共和党的意识形态转型，也将测试美国保守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策边界。
其二，加剧美国社会治理路线的分化。近年来，随着美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议题的涌现，社会治理路线的斗争日益激烈。其中，由当代新右翼主导推动的“文化战争”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化战争”通常包括一系列有争议的社会“楔子议题”，包括堕胎权利、同性婚姻、枪支管制、移民政策、宗教自由、种族平权、性别平等。万斯认为“文化战争即为阶级战争”，即反击进步精英的文化价值观，是推进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必要条件。受其影响，共和党在多个社会议题上强化保守立场，并加强行政治理模式。以移民问题为例，当代新右翼的立场是坚决反对移民，其理由主要基于经济和犯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大量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将在劳动力市场上加剧低工资岗位的竞争，从而拉低本土工人的工资水平，甚至导致部分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当代新右翼的反移民态度主要源于其对“外部威胁”的前提假设，即他们认为外部移民多为不法分子，其到来往往会破坏美国社区环境的安宁。因此，他们通过将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刻画为“外来犯罪分子”，从而强化了美国公众对外部移民的恐惧与排斥情绪。此外，当代新右翼在警务、刑事司法等领域的立场以“法律与秩序”为核心，强调支持警察强硬执法、反对进步主义司法改革，并对联邦官僚机构持怀疑态度。其中，作为特朗普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和“2025计划”的核心设计者，沃特主张通过“单一行政官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集中总统权力，系统性瓦解联邦官僚体系的独立性。具体措施包括：将5万名公务员转为可随意解雇的“Schedule F”岗位、单方面切断对国会立法机构的拨款、废除独立监管机构，甚至公开宣称要“让官僚们受到创伤性打击”。
其三，加快政党重组发展的进程。在美国政治中，政党重组是指特定时期内，选民的党派忠诚度、政党的政策议题优先级和社会群体的政治支持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现象。这种转变通常会重新定义政治权力的分布，并对一个或多个政党在未来数十年的地位与角色产生深远影响。在共和党内，当代新右翼的发展与特朗普紧密相关。2016年，特朗普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加入共和党的总统初选，并通过强调“美国优先”、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等民粹主义议题，出人意料地赢得总统选举。此后，凭借特朗普的背书，万斯、霍利等当代新右翼政客相继竞选成功，成为联邦参议员，当代新右翼影响力不断扩大。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的政党重组进程进一步加快。首先，选民忠诚度出现转移。当前，在当代新右翼民粹主义吸引下，民主党的传统蓝领选民正加速流向共和党，而原本支持共和党的高学历选民（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选民）则大量转向民主党，两党间的选民忠诚度呈现出明显的“置换”趋势。其次，政策立场出现倒置。2016年以前，两党的定位相对明确：共和党代表着里根时代的三大支柱——小政府财政保守主义、宗教右翼和外交政策“鹰派”；民主党则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社会变革和自由主义活动家的事业。这种模式导致了可预见的人口分化，并形成了长期稳定的选举趋势。然而近年来，在当代新右翼的影响下，民主党和共和党甚至互换了立场。如今，共和党宣称积极拥护工人阶级，抨击精英阶层，致力于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并批评传统的外交政策；而民主党则倾向于捍卫建制、规范旧有的外交政策共识。最后，社会群体的分野。2016年以来，随着当代新右翼势力在文化、教育、移民等问题上影响力的增强，社会群体在政党偏好上的分化愈加显著，并表现为两党在选民阶层、种族、教育和区域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优势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社群固化趋势日益明显，为未来政党体系的持续演变奠定了基础。
其四，推动美国外交战略的内缩。近年来，由于民主党内进步力量和共和党内新右翼的强势崛起，美国的外交战略正加速转向内缩。当前，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当代新右翼正试图将现有的国际制度重塑为一个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结构，这在两个方面重新定义了国际社会中主权的构成原则：一则强调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其中一国的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被视为源于其固有的文化特征，并通过该国的实力得以实现；二则交易性的双边外交被确立为国际交往的主要模式。尽管内部存在一定理念冲突，但当代新右翼及其盟友在反对多边主义、国家间平等原则和基于规则的秩序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具体方式上，一方面，减少海外军事干预，聚焦国内优先事项。当代新右翼强烈反对美国在海外的过度军事介入，尤其是在乌克兰、欧洲和中东等地，体现出选择性退却策略。同时，他们主张大幅削减对外军事援助，将资源重新分配到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边境安全和经济振兴上。2025年2月18日，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国应减少对欧洲的关注，优先应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挑战，并要求欧盟分担更多军费，减轻美国负担。另一方面，重塑外交优先级，减少对非核心地区的承诺。当代新右翼主张重新定义美国的外交优先级，退出非必要地区的地缘政治争端，集中资源应对被视为“最大威胁”的中国，体现出进攻性区域主义。他们认为美国不应继续扮演“世界警察”，而应将外交和军事资源集中在东亚，重点关注中国的对外动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共和党内新右翼持续壮大，但美国仍然不太可能出现类似“新孤立主义”的大战略。相反，如果共和党能够继续在2029年执掌白宫，鉴于民族保守派的内缩倾向，其影响很可能导致美国加快以亚洲为支点的战略转移，并降低对欧洲安全的承诺。事实上，民族保守主义的发展将巩固而非挑战以国家为导向的“新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是制造业再转移、重要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大规模产业政策以及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结语
当代新右翼是近年来美国右翼政治中的一股新兴力量，其思想和目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新右翼的部分理念，而且融入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等元素。特别是通过“特朗普主义”的推动，当代新右翼广泛传播了“美国优先”、限制移民、反全球化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等理念。当前，随着万斯等新右翼政客的全面崛起，当代新右翼的一些理念开始逐步成为美国政治主流，成为指导美国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思想理论。如此背景下，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或将再次甚嚣尘上，成为政治极化环境下的讨论热点。正因如此，未来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对抗必然将有所加剧，并伴随着激烈的文化冲突，美国“山巅之城”的光芒和形象恐将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当代新右翼在美国的崛起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与科技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在经济上，美国当代新右翼所主张的高关税与制造业回流，会加剧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压缩中国出口市场。二是地缘政治方面，万斯等人渲染“中国威胁论”，支持对台军售与印太战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与中国周边局势。三是意识形态层面，当代新右翼的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叙事将会强化美国的反华情绪，限制两国间正常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四是在科技与供应链领域，当代新右翼推动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与AI技术，将会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正常发展产生影响。总的来看，美国当代新右翼的崛起将加剧中美在经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短期内对中国构成多重挑战。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挑战亦可转化为中国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中国应以不变的战略定力应对外部变化。
作者：刘春朋，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