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近年来，眼见美国日益衰败，原形毕露。两相对照下，在许老师的心中，中国、中华民族的地位不断加强。这应该是许老师在接受许知远采访时谈到“但悲不见九州同”时，有那么大情绪波动的原因。

一、开风气的系主任

我们的老师许倬云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岁。回忆起六十一年前，1964年第一次上许老师中国上古史课的情景，老师拄着拐杖费力地上了讲台，但一开口，介绍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课业要求，声音有力而坚定，同学们立马全神贯注起来。老师是32岁从芝加哥大学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就返台任教，那个时代，台湾还没有博士课程，有博士学位，还是洋博士，更是令人崇敬，同学们都热烈而渴望地从老师这门课学得西方先进学术。老师结合考古研究成果和文献授课，并且介绍一些社会科学方法，好是新鲜。老师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B.C. 中译本2006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邹水杰译），就是用社会学的社会阶层及其流动的理论，探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这时，老师的第一本书《心路历程》刚由文星书店出版，其中的《介绍何着〈明清社会史论〉》，介绍研究社会流动的先驱何炳棣的问题意识，如何运用进士、举人题名录以及同年齿录中的三代履历作统计分析，真使我们大开眼界，也开启我研究社会史和社会流动的兴趣，后来我译注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并运用比何炳棣多近三倍的样本，研析明代社会的向上流动，即源于此。

后来才发现许老师的《介绍何着〈明清社会史论〉》，早在前一年已在《大陆杂志》上发表，这才知道学术期刊的重要。过去，我们上课只是记笔记，读少量教科书，没读过什么期刊论文；因为自1949年以来，凡是没有来台湾的学者，其著作皆被当局列为禁书，大部分学报更在封禁之列。而有老师如吕士朋（1928-2023）教授因读禁书而两度入狱。寒蝉效应下，老师们为免麻烦，也就不介绍我们读课堂以外的读物。老师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突破禁忌，指导我们读学术论文，先从台湾少量期刊如《大陆杂志》《台大文史哲学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读起，进而读封禁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1949年以前的大陆学报。由于大陆的老学报，大多收藏于南港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当时交通不便，台北、南港史语所间，一天只有两班公交车，学生很难前往。于是，老师便代为搜集中国上古史相关的重要论文，编印了一本《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国风出版社，1966），便利学生研读。许老师当上系主任后，又把倡导读期刊论文的领域扩大到中国历史的其他时代及西洋史。为此，老师向海内外基金会筹措经费，请系内老师主持《中国史论文提要》计划，就这些不易取得的论文，写作原文字数5%-10%的提要，每篇提要要自成一篇文章，不能只是采摘一些断章词组。由研究生充当助理，以稿纸誊写，交给老师批改。当时没有复印机，便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写，油印多份，装订成册，供师生阅读。我参加夏德仪（1901-1998）老师主持的明史部分，最初交出的稿子，常被夏老师用红笔改得满页红字，多写几篇后才慢慢上道。如此掌握文章重点，然后整合文字成一篇可读的文章，是不可多得的训练，为日后我们撰写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帮助我们研读英文论著，老师又组织师生翻译西洋史英文论文，出版《西洋史译丛》，且规定研究生必修进阶英文课，一字一句地读英文史学论著。

此外，为使我们与注重结合社会科学的现代新史学接轨，老师要求我们在研究所必修至少一门社会科学，并且鼓励我们去社会科学系所选课，我就因此选修了乡村社会学家杨懋春（1904-1988）老师的中国社会史课，在张汉裕（1913-1998）老师指导下研读他翻译的韦伯《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60）。另外，老师又从美国延请回陶晋生老师教我们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陶老师是陶希圣的公子，是宋辽金史的专家，刚成为博士候选人，活力十足，很热心地教我们西方史学界的写作方式，从如何选题、定选目、定大纲，如何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如何写导论，如何写结论，及论文格式的要求，不厌其烦地讲，要求以作业形式，不断练习，并鼓励同学互相批评。这些方法现今看来，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在那个时代可是让我们大开眼界。1965年，余又荪主任因车祸去世，老师接任台大历史系和研究所主任，开展许多改革与建树，台湾的第一个史学博士班就是老师创办的，第一个研究生组成的定期的论文发表研究会及定期出版刊物《史原》也是在老师指导下促成的，而且还帮助向有关单位筹措经费支持。

当时台大历史系老一辈老师年事渐大，尤其世界史师资有短缺之虞，老师为此向哈佛燕京学社争取到资助，送年轻老师到英美日等国学习世界史。老师认为中国现代化要向西方学习，要了解西方如何兴起，学习西方历史是重要途径。因此，派学生留学以培养师资就很有必要了，但长期以来，留学生为早日取得学位，学历史的大多在东亚系做Chinese Studies，极少读西洋史，甚至连选修或旁听西洋史课的也不多。可是当他们回台任教以后，系里便要求他们讲授没学过的留学国历史或西方通史。为弥补这一短板，许老师和我讨论出一个方案，要有一笔基金支持学生攻读相关学位，以免留学生的后顾之忧。经与相关部门沟通，取得“国科会”等单位同意，及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马英九的大力支持，推行这个西洋史师资培养计划。效法当年洪煨莲先生在燕京大学教务长任内的作法，从大学本科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去美国学习，从本科生读起，打好西洋史“博”的基础，经评估后再继续攻读硕博士，取得“专”的成就。为帮助学习，许老师提议以匹兹堡大学为基地，请匹大历史系老师做导师辅导学习。这么好的一个计划，很遗憾的，由于主事者易人，而大力支持的马英九转任"法务部"，胎死腹中。筹措到的经费只够支持几位老师到海外蜻蜓点水式地进修，对大学西洋史教学产生不了一点作用。后来跟老师谈起这件事，只能叹气。

二、爱护学生的老师

1970年以后，老师去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但一直关注台湾史学界的发展。1985-1991年，泓承乏接任主持台大历史系和研究所事务，老师大力支持。他认为台湾史学的未来宜在社会经济史与思想史方面发展，在老师协助下，取得史语所、近史所同意，与台大历史系合办为期一个月的研究生暑假研习营。老师主持社会经济史研习，另请余英时主持思想史，除主持人讲课外，又常请海内外专家学者作短期讲座，各校研究生闻风而至，讲堂场场满座，讨论时发言盈庭，是史学界一大盛事，参加的研究生得益匪浅，当今台湾史学界的主流人物，大多参加过这个暑期研习营，后来当他们取得主导地位，也沿袭这一传统，如史语所与新史学社即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研习营，研究生也争取机会，在论文发表与讨论方面崭露头角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更好的发展。这可说是许老师留下的重要遗产。

许老师不但关心帮助台湾史学界的发展，而且私底下对学生非常关爱，学生在学习和论文写作有困难时，是尽力帮助，知无不言。许多同学之所以能赴美名校深造，都是经许老师推荐，甚至争取到奖学金。我在台大历史系系主任任满，转赴香港科技大学任讲座教授，参加创校工作，建设人文学部，以及后来到暨南国际大学参与创校，建设历史系所、出任教务长，许老师的从旁推荐起了相当作用。许老师可说是我在史学工作生涯中的贵人。这只是以我自身为例，以见许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众多学生中，老师相当看重研究上古史的杜正胜，欣赏他的研究成果和组织新史学社的魄力，后来杜正胜主导中学历史课纲的改革，老师是反对的；但后来当《亚洲周刊》的记者询问此事时，老师只是说杜正胜“身不由己” ，不愿公开指责；老师对学生的爱护与厚道，可见一斑。

我们怀念许老师不止于此，尤其在精神层面上，许老师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我们很敬佩，他虽不良于行，但上课不会一味坐着，有时也会拄拐站起来讲，一站就是一整堂课。后来他改装了一辆三轮摩托车方便出行，在校园内常看到老师驾车的身影。许先生对所有的困难，都想要自行克服，即便是日常生活事务，非必要，也不愿假手他人。在家时，他还坚持自己洗碗，即便常打破碗，也坚持要洗。这就是许老师了不起的地方，更了不起的是师母孙曼丽女士，陪伴老师五十八年，侍候他、帮助他、包容他。师母和内人王芝芝是同班同学，也是要好的朋友，这也加深了一层我们的关系。

三、为何离开台湾

许老师自1970年以后，旅居美国，心却一直放不下台湾。虽然离开台大，离开台湾，并不愉快，但并不影响他关心帮助台湾。1970年，二十年来长期任校长的钱思亮（1908-1983）卸任，阎振兴（1912-2005）接任校长。相较于钱校长承继北大注重学术自由的学风，身为国民党中常委的阎振兴，党派色彩浓厚，校园气氛随之变化，许老师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一些政界学界的人纷纷指责台湾史学界被美国控制，身为台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许老师，由于和美国学界以及相关基金会的牵连，成为受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这应该就是许老师决定赴美教书的原因。但这并不影响许老师对台湾的关爱。1970年以后，台湾进入转型期，一些人从事党外运动要求改革，一些人在党内从事改革。许老师参与了很多公共事务，经常在《中国时报》《联合报》上发表时政诤言，协助国民党作民主化转型。蒋经国去世时，台湾正处于十大建设丰收的时候，“台湾钱，淹跤目”（编者注：闽南语，地上的钱多到盖住脚踝，比喻遍地钱财，容易谋生），于是许老师倡议向企业界募款，成立“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 。时值美国学界缺乏研究经费，基金会的成立，尤其北美分会，资助了美国多所中国研究机构、学者的研究，尤其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研究的提倡起了相当的作用。过去充斥学界的蒋介石研究，多是负面的，从此正面的研究也多了起来，基金会发挥的作用相当大。1996年，研究现代中国史学的美籍土耳其裔学者德利克（Arif Dirlik）发表在《近代中国（Moden China）》上的论文：《逆转、反讽与霸权：当代中国近代史学札记》(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提到“赞助”对学术研究起的作用，应该意有所指，不是无的放矢。基金会不但影响美国，对推动台湾的文史哲与社会科学研究帮助也很大，例如1990年我代表台大历史系申请到一个收集和整理台湾史研究文献的大计画，获得上千万台币的资助，完成《清代淡新档案》的整理和编目，汇编现存清代档案中的台湾史料，编译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明代郑成功家族与荷兰史料目录，收集美国国家档案馆藏的光复初台湾现况的照片（台湾一光复，美国方面即登台调查全台现况，并拍摄了若干照片）。

四、老师的中国心

最后，我也想谈谈许老师对研究中国历史的立场与对两岸关系的看法。许老师是爱国的，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抗日战争，见过中国人遭遇的摧残和磨难。就如何炳棣先生说的，在抗战中成长的中国人没有不爱国的。但许老师并不赞成钱宾四先生和张荫麟先生那样以中国人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他不赞成民族主义，而主张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视野做研究。杜正胜等人却滥用许老师的历史解释，他们建构中学历史新课纲时，先把中国史放到东亚史、世界史中来讲，进而在中学课本中去掉中国史，杜正胜的学生在某大学历史系当主任时，就废掉向来历史系必修的基础课“中国通史”，改授“东亚史”。其实依我对老师的理解，许老师说的“不以中国为中心”，只是希望我们不要以狭窄的民族主义来看世界；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历史是我们的历史，中国是主体。晚年许老师出版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对这一观点有系统性的阐释，读者应该不致会错意的。

以中国为主体，肯定中国历史文化，许老师一直坚决反对“台独”。这一点从他对李登辉的态度就可以观察到。他早年曾支持过李登辉，但不认同后来李的很多做法。许先生曾跟我说，有一次李登辉托人转告希望见面，就在李安排的见面时间前，老师选择离台飞回美国。他说他不愿意见李登辉，这跟传说中的余英时冒着风雨，从台湾东部坐摩托车赶到台北见蒋经国是完全不同的。

许老师对两岸的看法是有变化的。早期由于许老师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台湾，他对大陆比较不注意，没访问过大陆，也没回老家探亲。但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剧变，对他影响甚大，从此常有机会接触许多从大陆去美国读书、工作的学生和教授，也看了很多相关报导，对大陆的印象渐行改观，尤其他对李登辉失望以后，他开始到香港，进而来大陆讲学，看到大陆近年翻天覆地的改变与进步。尤其近年来，眼见美国日益衰败，原形毕露。两相对照下，在许老师的心中，中国、中华民族的地位不断加强。这应该是许老师在接受许知远采访时谈到“但悲不见九州同”时，有那么大情绪波动的原因。

近半个多世纪，中国人为求学、为就业去到美国，不在少数，其中大部分是社会精英，我的中学、大学同学都是台湾最优秀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去了美国，入了美籍，做了美国人。但他们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老家。许老师和何炳棣（1917-2012）先生都是美国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达过，百年之后希望将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陆老家，落叶归根。据我所知，何先生已归骨金华老家，许老师也在无锡筑好墓园，就等着“九州同”的那天到来，我们去祭告了。

弟子 徐泓 恭述

2025年8月8日

校对：吴依兰

全文刊载于八月九日《南方周末》

附：

缅怀许倬云：中国、中华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杨程晨

中新社记者

据我所知，许先生生前已在无锡找好了墓园的地方。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于当地时间8月3日在美国匹兹堡逝世。作为许倬云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任主任时期的学生，台大历史学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发文：“我们的老师许倬云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岁。”

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徐泓回忆了不同时期与许倬云的交往。谈及家国情感的升华，徐泓坦言，许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爱国；一方面又不同意仅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史。到晚年，中国、中华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断加强。这也是他在受访时谈到“但悲不见九州同”有那么大情绪波动的原因。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最近一次和许先生见面是什么时候？

徐泓：大约是十年前，他回台，在（台湾）政治大学作讲座教授，主持一个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研究计划，请我帮忙参与一部分。这是我们线下见的最后一面，也是工作场合，只是简单叙旧。

后来他身体一直不太好，不良于行，不能频繁回来。虽很多年没见面，但我们有邮件往来。我近期有一篇关于明代国号研究的文章，还去信咨询过许先生的意见。

中新社记者：许先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担任台大历史学系主任，这和您在台大历史学系的求学时期高度重合。可以谈谈他对您治学等方面的影响吗？

徐泓：老师是30多岁从芝加哥大学返台任教，那时刚刚拿到博士学位。1964年，他开了一门中国上古史的课，我们这些学生都去选。后来他担任系主任、所长，一直做到1970年，他开的课我基本都去上过。

他尽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献来授课，每次课分三个课时，前两个课时会请“中央研究院”的专家来上课，考古学家李济之（李济）先生来讲了大部分，谈过很多安阳考古的事。剩下一个课时许先生会进行总结整理，并把他自己的想法讲给我们。国民党当局来台后，封禁大陆的很多老期刊、书籍，不让我们看，我们上课一般是听老师讲、抄笔记，许先生指导我们读期刊论文。

台湾过去也有人开过中国上古史，但像他这样系统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写现代的期刊论文，是没有的。他那时还编了一本《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教我们用新方法学历史。

那些年，许先生对我的影响，还有精神层面。他不良于行，但上课不会一味坐着，有时会拄拐站起身子。后来他在台大改装了一辆摩托三轮车，方便行动。许先生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我们很敬佩，所有的困难他都想克服，学生要帮他，他不肯。在家时，他还洗碗，即便摔了还坚持洗。

许先生一辈子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孙曼丽女士），一辈子帮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学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学，这也加深了一层我们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1970年，许先生去了美国。之后就一直留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在有这么大影响力的时候却选择赴美，当年他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徐泓：这和当时台湾教育界发生的几件事有一定关系。首先是当了快20年台大校长的钱思亮在1970年卸任，学校氛围出现变化，许先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一些人指责台湾史学界被美国控制，由台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许倬云是被重点批评的对象之一。

许先生当时仍参与了台湾很多的文化、学术方面的公共事务，到美国后也经常在《中国时报》《联合报》上发表文章。蒋经国去世后成立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许是创始会员之一，资助了美国多所研究机构设立中国研究教职、提拔年轻学者。许先生不仅在史学界影响大，在社会层面影响也大。

中新社记者：去美国后，直到去世，许先生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以及对大陆的观感是否发生了变化？

徐泓：许先生一直坚定反对“台独”。对大陆，许先生前后态度是有变化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他跟许多从大陆去美国读书、工作的学者接触，也看了很多新闻，慢慢对大陆的看法改观，后来也去香港、去大陆。

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视角问题，他一直没变。许先生主张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视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对这一观点有系统性阐释，许先生要寻找世界主义的中国。这与他的老师、同乡钱宾四（钱穆）先生等人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史的态度相左。

所以，许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爱国；另一方面他不同意仅以中国为中心看中国史，认为要以更大的历史格局研究中国。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国、中华民族的地位不断加强，这一块的“面积”格外大了。我想这也是他之前在受访时谈到“但悲不见九州同”有那么大情绪波动的原因。

另外，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抗日战争，见过中国人遭遇到的摧残和磨难。另一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曾说，在抗战中成长的中国人没有不爱国的。我想这句话在许先生身上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越到晚年对他的影响越大。许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国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达过，百年之后希望将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陆老家，落叶归根。据我所知，许先生生前已在无锡找好了墓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