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相关讨论正在渐次展开。历史也许会证明，这一讨论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领域，正如在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同样存在着建设自主知识体系问题，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他主”与“自主”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学界不少人士头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一种观念，即理论就是西方理论。因此，但凡讲到理论，人们随口便会冒出来几个耳熟能详的“主义”（大体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及其变种），或者这几个“主义”自然而然地就会形诸笔墨。“理论=西方理论”几乎成了“言必称希腊”式的一个等式。
可以理解的是，当我们欠缺自主的思考和建构时，就必然出现人云亦云的现象，别人怎么言说，我们便“习惯成自然”地怎么跟着走了。理论的贫乏和理论思维的贫乏，是可以在研究领域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也是需要我们反思和探讨的一个问题。
人们耳熟能详，甚至“朗朗上口”的，是关于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思想的现实主义，无疑是源远流长的，有人追溯到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经典性的著作的确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其中也包括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然而重要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包含的并不仅仅限于所谓的“现实主义”。修昔底德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至少还涉及或包含了声誉、道义、体制等常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之外的思想要素。它们也不是今人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所能涵盖的，此说把21世纪的中国和美国与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相类比，实际上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的情况，为此我曾经撰文谈过一些看法，此处不重复。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不是就是现实主义的源头或唯一源头了呢？当然不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百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其中就包含着与“现实主义”相似或相近的思想。于是，国内有学者将这些论述爬梳出来，加以归类，指称说这些属于现实主义，那些又属于某某主义（比如说“自由主义”）。然而这样做，又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理论划分几种主义的窠臼。中国的国际政治思想，多半并不是按照当代西方理论那种路数而生成的，而是与之不同的或属于不同类型的。我们应该依其本身及其思想语境进行不同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式机械划分的梳理、归类，否则就会削足适履，把原本丰富的中国思想套入到几种“主义”中，或者说将其归结为后来由西方人概括出来的“主义”。如果那样做成为一种思维方式，那么，理论似乎就只能终结于此了，于是理论的发展也便停滞不前了。这正是当前西方理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缺少大思想，也难以跳出既有的框框。面对这种状况，人们一时还看不到其出路和前景。
“自主”是相对于“他主”而言的，如上提到的那种循例按照西方理论的几种“主义”进行归类的“削足适履”做法，便是一种“他主”，这是因为，这样做在思维上是跟着他人走的，因而是他主式而非自主式的。与之相反，“自主”的体系一定是具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以及相应的话语系统的，“他主”则是跟着他人走，亦步亦趋的，以至于追“新”（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逐“后”（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经常不知不觉之间就已经迷失在其中了。
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理论及其价值。西方理论有它积极的一面和可取之处，否则的话，恐怕早就已经被人们弃之如敝屣了。但实际并非如此，且其在世界学界具有不小的影响，说明它们还是得到了肯定的，这种肯定也不会无缘无故就消失于无形。我们不能从不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来者不拒这样一个极端走向一概贬斥和否定的另一个极端。
我个人一贯十分肯定理论英国学派（通常称为“the English School”，也有称作“British School”的）的工作及其学术成就。至少从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成立算起，英国学派已经历经数代，分别产生了代表性学者和成果。在数十年间，这些学者作为一个学术群体认认真真地共同研讨学问，分头撰写学术作品，提出了“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之说并以其为核心概念，著书立言，发展理论，一步步推出研究产品，从而蔚成一派。在数十年间，英国学派推出了多种集体成果和个人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集体成果一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马丁·怀特主编的《外交研究：国际政治理论文集》（1966），二是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1984）。他们的个人专著则包括马丁·怀特的《权力政治》（1946，增订版1978）、《国家体系》（1977）和《国际思想：三种传统》（1991）、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1977）、亚当·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1992）等。这一学派非常重视国际法思想家雨果·格劳秀斯，注重对其思想进行整理、继承，比如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等共同主编了《格劳秀斯与》（1990）。这反映了英国学派对思想、历史和法理的重视，并努力在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和康德式的“革命主义”之间走出另一条道路。
就出人才而言，英国学派先后产生了以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马丁·怀特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以及以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1985年，布尔不幸英年早逝，英国学派痛失一位旗手。此后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但约翰·文森特、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等都继承和发扬了英国学派的思想学术传统，成果迭出，著述丰硕，其中包括《不干涉与国际秩序》（1974）、《人权与》（1984）、《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2000）、《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2004）等，成为第三代的代表。更为年轻的传人则有布尔的学生安德鲁·赫里尔（曾编成《赫德利·布尔论国际社会》，2000年出版）以及蒂姆·邓恩、伊恩·克拉克等学者。
英国学派最可贵的特点是不赶时髦，不“追‘新’逐‘后’”，不跟在美国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学术路子背后亦步亦趋，而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其学术工作重视思想、历史和法理，十年甚至二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终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在世界学界得到了承认。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国学关系学专业学术组织国际研究协会（ISA）决定设立以“英国学派”为名称的专门分会（The English School Section），就是一个明证。正因为它走出了自己的路，因而能够独树一帜，也因而难以将其归类为某种“主义”，因为英国学派就是英国学派，它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国际社会的一种视角和路径。假设它只是跟在当代美国理论之后，以某一种“主义”为圭臬，那么，它就只能成为美国理论的影子而无法成为英国学派了。这个道理，应该是不难明白的。由是观之，走自主发展之路是中国理论建设的必由之路。反之，跟在他人背后亦步亦趋，是不会有出路的。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蜕变来看。
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1939）和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1948）是公认的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经典现实主义后来发展到所谓“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后者的代表作为美国学者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这本书既把“理论”一语高度窄化，同时高度突出“结构”的重要性，以至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成为一种极度稳定的、几乎不会变异的关键决定因素。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决定”论，这就使得它看不到在单位层次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单位层次上的变化可能引发的结构变化，其结果就是，所谓“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看不到冷战结构的变化以及冷战最后的终结，因而为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等人所笑。如果说卡尔和摩根索都还把道德、道义、和平变革这些要素纳入自己审视范围的话，那么，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已经完全把这些要素排除在外了，这样一来，简约则简约矣，然而也是极度的简单化。从经典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当然是一个发展，那么是不是进步呢？就不好说了。进入21世纪后，约翰·米尔夏默推出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称自己的一套论述是“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其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各国的首要关切都是生存，仿佛每一个国家都时时刻刻处于恐惧之中，时时刻刻都在为生存而担惊受怕。其实，这种情形虽然有可能存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常态。既然如此，就应该提出疑问。米尔夏默首先视其“理论”为真理，然后依此推演，断言中国的崛起是“非和平崛起”（unpeaceful rise），完全不考虑也不研究中国的内外政策和行为的事实。这样的理论同样是高度的简单化，但是不是能经受得起实践的检验，就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二、多种国际秩序
然而，这样的思维恐怕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有些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头脑中。于是，他们把大国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竞争”，自己必须从中胜出，谓之“竞赢”，目的是压倒对方。即使自损八百，也要使对方损失一千。这种所谓的“竞争”，无异于以我赢你输为宗旨，以必把对方打趴在地上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主导下，一国会拒斥双方都获益的“绝对获益”，而是宁愿追求双方都输但对方比自己输得多的“相对获益”。如果这成为各方都秉持的信条，那么这样的世界必定是弱肉强食、没有前途的，其结果只会是一次又一次的争霸战争，不断地循环往复。而这，大约是从西方的历史中得出的一种理论概括。然而我们有理由质疑：难道这是普适的吗？世界必定是这样的吗？
必须指出，任何理论都只有相对的普适性。如果说上述的“理论”是得自于欧美地区历史的话，那么，当我们凝视东亚地区的历史，就会看到十分不同的图景。根据美国学者杰克·列维的研究，1648—1789年的约140年间，欧洲有92年处于战争状态并牵涉至少一个大国（其中还不包括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主要的战争包括：法国—西班牙战争、北方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三次继承战争（西班牙、波兰和奥地利）、七年战争和北美的独立战争。通过比较希腊世界、阿拉伯地区、欧洲基督教世界和东亚儒家地区，学者罗伯特·凯利发现欧洲的战争和冲突最为频繁，而东亚地区的国家间战争甚少，和平程度最高。对于东亚和平性的这种体认，在研究者中基本是一个共识。凯利将此称为“儒家长和平”（Confucian long peace），认为延续了多个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具有和平性。
这种秩序，无论是被称为“朝贡体系”还是“华夷秩序”，或是“天朝礼治体系”，是有其独特的运作原理的，这些运作原理不同于在欧洲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它们是两种秩序，两种原理。从东亚地区的历史中，恐怕得不出从欧洲历史中得出的周而复始的争霸战争这种结论或“理论”，而可能更多地看到与之不同的“各就其位，相安无事”的结论或理论。那么，这一比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从某个地区得出的理论并不具备绝对的普适性。为了获得更为平衡的理解，我们需要进行比较国际秩序的研究，除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至少还可以增加东亚秩序和伊斯兰国际秩序，或许还可以加上传统印度的国际秩序观念等。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国际秩序问题上的一元论，看到国际秩序原本就是多元、多样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是不是存在着国际秩序的取长补短问题，认识到选择并不是只有一种，道路也并不是只有一条。譬如，伊斯兰作为一种文明，不等于伊斯兰教，前者的内涵远不止于宗教，是一个包含着宗教信仰（精神文明）、价值制度（制度文明）、治理形态（政治文明）以及生活方式（物质文明）的宏大复合体系，按照伊斯兰伦理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作出规范。然而，对作为一种文明的伊斯兰，世人却了解和掌握得很不够。
这就提示我们，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未必就那么合理，虽然存在的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必完全合理。由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逐步外推而形成的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当然应该得到尊重，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体认到其中存在的不公正不合理因素。尤其是对于在这一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国家而言，更应该抱持谦虚、倾听的态度和心态，体认到他者的存在及其诉求，以及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是它们原先不自知的，追求“绝对安全”的观念就是如此。它需要商榷，需要安全观念的再造。
世界上的各国，本来就处于相互关联的状态中。就此而言，各国是处于各种关系之中的。就安全而言，它是相互的，因而也是相对的。相互威慑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就在于它使任何一方都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取得一种平衡。反之，如果某一方实现了绝对安全，就会出现失衡，获得绝对安全的一方就可能恣意妄为。当出现失衡情形时，一方的绝对安全对于其他各方而言就是绝对不安全。如果同时存在绝对的安全和绝对的不安全，便会天下大乱。因此，当有的国家试图追求绝对安全时，别的国家对之提出关切和劝诫，乃至采取行动加以制衡，便是合情合理的了。
因此，各国在相对安全的基础上谋求共同安全，才是正路。共同安全不是个别国家的安全，而是大家都感到安全。只有在共同安全的基础上，各方才能进而谋求更为公平、更为良好的国家间秩序。这些理论问题也需要讨论和对话。
三、中外理论对话
为了促进理论的中外对话，在2021—2024年，我和鲁鹏博士共同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中西对话项目。首先，我们收罗和汇集了“中国学派”理论学者用英文发表的著述，发送给我们所邀请的外方学者，请其阅读。之后这些学者分别写出了对话文章，对“中国学派”理论展开讨论或商榷。陆续收到讨论文章后，我们又邀请有代表性的中方学者加以阅读并撰文，对外方学者的回应进行再回应，由此形成了中外学者间围绕“中国学派”理论的一个对话。这些英文文章汇总后，已经发表于英文杂志《中国国际政治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JIP）2024年第2、3期上，并可公开获取。由这一形诸文字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外方学者普遍对过去20多年间中国学派理论的发展给予了肯定，同时严肃认真地就此进行了学术探讨、商榷或质疑。这正是学术发展所需要的一个过程。中国自主的理论发展必须是开放式的，能够并且乐于听取国内外各方面的学术批评。严肃的学术批评只会促进而不会阻碍自主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真正的学术理论也绝不会害怕批评，反之一定欢迎甚至拥抱学术批评。“三年辛苦不寻常”，上述这组论文作为《中国国际政治学刊》专辑发表后，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且有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或论争。我们相信，只有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才能真正促进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今后还应该进行更多类似的对话。在社会科学界，包括学界在内，严肃的学术论争还是太少了。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形成学术论争的习惯和“文化”。但在国际学术界，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可以经常性地看到学术论争。学术论争是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未来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重视。
另一个原因是，相关学术刊物尚未充分发挥潜力和功能。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刊物，还是各个学科领域的专业刊物，对于学术进步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都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无论环境和条件如何，“事在人为”，对于学术刊物来说，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种引领和带动作用，正是我们所寄望于学术刊物的。
四、成长中的“中国学派”
在21世纪头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中国建设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的成绩，最重要者反映为“中国学派”的成长。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是一个跨越。“中国学派”理论建设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外的不少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努力建设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而能形成自己的理论流派，已经是一种高远的追求，再假以时日，有可能产生重要的理论成果。
有人说学派没有以国家命名的，这与事实不符。在领域，“奥地利派”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人类学领域则有“英国学派”。 理论领域也产生了“英国学派”。上文提到，国际研究协会专门设立了以“英国学派”为名称的专业分会，可以说将英国学派制度化了。能不能有国家性的学派？这个问题应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有，而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也就是说，如果一国或一地没有产生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而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那么以一校、一地或一国命名就无从谈起了。这种情况恰恰是需要人们经由努力加以改变的。
当然，在一个国家之内，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形成不同的学派，这是学术繁荣的一种表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国之内形成不同学派的情形，一般出现在较大的国家中。比如笔者最近读到凯恩斯的《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马歇尔是当代英国之父，也是剑桥大学经济系的奠基人。自亚当·斯密、李嘉图以降，西方流派甚多，其中以剑桥大学为基地的一批学者，形成了剑桥学派。在西方发展史中，马歇尔说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问世于19世纪下半叶，继之以一代又一代的传人，如庇古、凯恩斯、罗伯逊、罗宾逊夫人等，成为剑桥学派的发源地。这一流派代代相传，而且代代有新人，这正是一个学派的题中应有之义。类似的情形，在别的学科中也能见到。
剑桥学派的知识体系，或许可以说是属于全人类的。然而，由于它的产生之土壤、代表人物的生活成长背景等因素，如果机械地照搬或套用之，必然产生“橘逾淮则为枳”的结果。这是在经济、政治领域已被反复证明了的。在中国给定的条件下，关于中国经济及其成长，必会有不同的情形。如果简单套用他国的知识体系，一定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因而，基于中国的情形和中国的经验，而建立起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不可或缺的了。这种知识体系，也并不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在现实中，总有人试图寻找或构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或规律。应该提醒他们的是，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自然科学有普遍适用的定律，然而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很难有这样的“定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根本上是“人”。影响人的行动的，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包括情感、关切、好恶等，存在着种种的必然和偶然，共同构成了人的世界。正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世界，我们必须时刻不忘我们有关论断的适用条件，警惕一切自称适用于所有时空条件的狂妄宣称。今天，我们努力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样应作如是观。
任晓（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100089）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